今年重庆市遭遇50年一遇大旱，高温天气维持之久，气温之高，都是50年以来罕见的。44.5℃的高温，刷新了重庆气象史上的纪录。8月20日全市普降阵雨，气温有所下降，但为时不长，这几天又反弹，连续两天逼近40℃大关，主城区昨今都是40℃，周边区县也有超过40℃的。在高温酷暑下，市政府曾经临时性地要求地面施工暂停，以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康。但这都是行政措施，在法律上并无相应规定。
我国现行的《劳动法》中有“劳动安全卫生”这一章，却没有对高温天气时的劳动保护做出明确规定。目前惟一可以参照的高温劳动保护法规是国家1960年颁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条例》，该条例只对“工业、交通运输业及基本建设工地的高温作业和炎热季节的露天作业”和“田间作业”进行了规定。有些规定已显陈旧，比如夏季露天作业的工人和农民，应使用宽边草帽或斗笠和白色宽大的服装。夏季田间作业，应在适当地点建立男女分设的简便厕所，等等。而且《条例》对高温下的劳动者应该实施什么保护措施，应该该享受什么待遇，都没有提及。重庆这次50年一遇的高温天气，“烤”出了法律的空白。
因此，重庆市南岸区政府建议市政府尽快出台高温天气下加强劳动者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此建议得到王鸿举市长关注，他批示将立法建议转交给市政府法制办。据悉，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前期调研工作。（见8月27日《重庆商报》）
其实，重庆的高温天气并不是“一花独秀”，早在重庆之前高温天气就已经开始在一些地区肆虐了。据权威媒体报道，从6月中旬起，“先是6月17日陕西西安的最高气温达到42.9℃，比历史最高气温41.8℃还高1.1℃。”接着，“北起山西中南部、河北、京津地区，东到山东中西部、河南，南至安徽、湖北、四川东北部，形成一大片火红的‘高温区’，这些地区将出现35℃至37℃的高温，局部地区还可达到38℃至40℃。”
于是舆论呼吁在企业里实行“高温假”。据介绍，在地方性法规方面深圳走在了前列。去年深圳就出台了《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暂行办法》，其中有“日最高气温达到40℃时，当日应停止工作；日最高气温达到38℃时，当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因高温天气停工期间，停工在一个月内的，工资按员工本人标准工资的80%支付。”
但这毕竟只是一部地方性法规，其他地区难以比照实行。如果由各省市各行其是，纷纷起草地方性法规以实施高温天气的劳动保护，似乎又太有点“万类暑天竞自由”了。应该有个统一的部署才是。因此，关于修改《防暑降温暂行条例》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过去的年代，讲究“先生产，后生活”，提倡“战高温夺高产”，“大干快上”。有些观念放到今天已经明显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随着全球气温升高和管理人性化、生态化的要求，高温关怀已经进入劳动保护的视线。以人为本，应该是以人的生命为本，以人的身体健康为本，当经济效益与与劳动者的生命或健康发生冲突时，经济效益只能退居第二位。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党的执政理念所决定的。
我们现在是法制社会，各项工作不能停留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要有具体的法律依据和细则。在高温天气下对劳动者实行劳动保护，不能指望老板的善心、恻隐之心，那是靠不住的。如果我们要修改《防暑降温暂行条例》，就要在条例中增加法律责任，假如企业不遵守条例，就要追究企业的法律责任，依法予以严惩。而且，要规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比如像深圳的《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暂行办法》中关于“日最高气温达到40℃时，当日应停止工作；日最高气温达到38℃时，当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小时。因高温天气停工期间，停工在一个月内的，工资按员工本人标准工资的80%支付”的规定，就应该在《防暑降温暂行条例》有所体现。如果要进一步，我认为对《劳动法》也有必要进行修订。
《劳动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这里仅仅提到了劳动安全和劳动防护用品，对于高温下的劳动保护实在太笼统太缺乏操作性了。而且，高温下的劳动保护这个职责由什么部门来执行和监督，都是含糊不清的。
特别在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在一些连8小时工作制都成了问题的企业，高温天气的劳动保护更具有难度。现行《劳动法》已经明显约束力不够了。于上世纪90年代初颁布的《劳动法》，在社会发生这么多、这么大的变化之后，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这些新的观念都应该在《劳动法》中有所体现。对在高温季节未采取降温防暑措施、漠视工人健康和生命的企业和老板，必须进行严厉处罚。如果要修订《劳动法》，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重庆50年一遇的高温天气以及50年一遇的干旱，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受到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为高温立法，保护劳动者，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我们希望相应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以填上那一块“空白”。（作者：华莹山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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