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淑芬，汉族，1945年生。1969年7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编导。
        主要作品：参与拍摄《新闻简报》、《祖国新貌》、《今日中国》中200多个新闻主题；拍摄《钢城三代人》、《来自台湾的歌》、《亚运猛士》、《我与祖国共命运》、《环境保护在中国》等30多部电影纪录片；拍摄《女儿般的情怀》、《杨佳教书》、《六十年前的枪声》等30多部电视纪录片。
 
农家女的电影之路

崔淑芬
 
妇女队长的电影梦
    1964年，我高中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务农。因为父亲病重，家庭环境让我没有继续学习深造。
    村里像我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只有两个。另外一个男生成了民办教师。大家见我回来，女生，高中毕业，特高兴，选我当了妇女队长和技术员。我就这样成了北京远郊农村的一个妇女队长，如果不是后来的机缘，那么当年的生活也许就会延续下去。
    我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对于农业劳动不会吃不消。而且在村里，作为小知识分子，地位也挺高，日子过得还不错。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农村，到处都要求“诗画满墙”。也没有人要求，我就自己写写诗歌编编口号，写到村里的墙上。我负责村里的宣传，晚上我写稿子，在村里的“小喇叭”广播，比如哪个社员劳动好，哪个社员做了好事，写写稿子表扬一下她们。这些生活还挺充实。
    后来我遇到了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他领我走上了电影之路。
    我白天下地劳动，晚上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去我家附近的中学，和一位初中的语文老师聊天。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爱好摄影。他的宿舍里有好多摄影书籍、杂志，什么《大众电影》、《大众摄影》，摄影技术，反正上面有图片，我就拿回家自己看去。老师还有一个当时不多见的相机，经常自己拍拍照片，洗出来给我看。学校里桃花开了，或是夏天来了，或是下雪了，学生们都蜂拥着去找这位老师，做他的“模特儿”。偶尔，我也有机会试试拍照片，很新鲜。20世纪60年代，村里有时放露天电影，全村的人都拿着板凳过去看。当时经常放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活动的新闻电影。老师告诉我，有个女摄影师，叫舒世俊，很多领袖活动的片子都是她拍的。在农村的夜空里，我听说了舒世俊，听说了女摄影师。想想，这样的生活多有意思。
    有一天，老师回到城里，回师范大学，给我拿来了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和电影学院相隔不远，都在小西天附近。那天晚上，如同往常一样，我又去找从城里回来的老师聊天。老师把招生简章拿给我，鼓励我：“试试吧！”这一年，电影学院开设了一个新闻摄影班。
    到了要报名的日子，5点钟我就爬起来赶火车进北京。那时，远郊农村的人都挺少进城，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北京城。4月的北京郊区，5点多还是黑沉沉的。为了给我壮胆，老师陪我一起去报名。我们踩着露水穿过玉米地，穿过麦地。小麦刚刚在抽穗，和老师聊着电影，聊着将来，半个多小时走过的乡间田野像是几步就跨完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进城的远郊火车首班车是6点08分。一个多小时后火车进到城里，换上22路公共汽车，车到电影学院的门口，正好能赶上报名处开始上班。后来的初试、复试、三试，看所有考试的发榜单，我都这样踩着露水进城，顶着星星在晚上赶最后一班火车回家。
    看看摄影系的招生要求，17个男生，3个女生。考试那天，我环顾考场，现场也有十几个女生，我一看，都没有我个头高，身体也没我强壮，不禁信心大增。怎么着这摄影也是体力活啊，回来之后，老师就说：“你好好准备，到时候参加高考。”
    其实我一直喜欢上学。如果想参加工作，很早就可以有机会。我有一个哥哥在铁路上工作，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铁路职工的子弟、兄弟姐妹，都可以照顾。只要我愿意，我的命运有多种可能性，也许我不是农村妇女，不是个摄影师，而是个火车售票员，或是列车乘务员。
    现在，我拥有一个电影之家。丈夫郝强国也是摄影师，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的片子就是他拍的，后来因工作需要他才放下摄影机。女儿性格随我，和我一样考了电影学院，进入了摄影圈，现在在科影当编导；儿子在洗印厂工作。两个孩子后来从事这些与电影相关的工作，都是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有时候看电视，家里人都在谈论，这片子好那片子不好。我们夫妇俩拍的片子都转成了录像带，家里经常会放映，孩子们也跟着一起看。

第一次作业：煤矿和万人坑的白骨
    我1965年进入电影学院，1968年军宣队进驻电影学院，来了之后就组织大家开始学习。“你们还这么小，别浪费了青春。不管到什么时候，你学好了还是有用的。”这是我们一位老师苦口婆心的教育，我乖乖地听了。可是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接触到电影？
    1974年底中央有个文件：大学生要对口分配。我们就找到军宣队要求分配，不到一个月，我们办完了分配手续，我分到了中央新影。
    在1969年毕业4年之后，我才真正开始接触摄影。我的师傅是陈锦俶。1973年8月，我跟随陈锦俶老师去山西拍摄大同煤矿和万人坑。在大同煤矿，第一次头戴矿灯和安全帽，身穿工作服、脚蹬雨鞋，和工人师傅一起下矿井，我心里揣测着这下到1000多米的掌子面将会是一种什么情景。我们摄影队的同志们背上都扛上了机器，一起坐“猴车”下去。所谓“猴车”是从地面贯穿到地下的一根铁杆，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如自行车座一般大小的凳子，一根绳索将小凳子和铁杆连在一起。这轮流上下移动的小凳子就是我们进出地面的“电梯”。每次进出，我们就坐在凳子上，双手抱牢了前方的铁杆，脚蹬上凳子上的两个小铁环，“唰唰”地滑下去。
    下去之后，穿着雨靴趟着水，和工人一起高一脚低一脚地摸着黑往前走，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不小心就磕到了头。进到掌子面，你看到的都是不到一人高的木桩子支撑着工作面，木桩子不时地发出“嘎吱嘎吱”的劈裂声，还有“滴哒嘀哒”的水声响个不停。拍片的时候只能弯腰或是蹲在地上。我紧紧跟着师傅，拍工人师傅用割煤机割煤的镜头。
    在井下拍片，我们需要很强的灯光。跟着我们的矿领导很担心，怕瓦斯爆炸呀。我们拍一两个镜头，照明师傅赶紧关灯。等温度降了下来，过一会再拍。来来回回地开灯关灯，我们工作起来也都紧张极了。
    跟在师傅身后，出了煤矿又到万人坑前，拍摄煤矿工人接受阶级教育的情形。万人坑是日本鬼子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制造的惨剧，白花花的骨头堆满了坑。从小我就胆子小，下去之后，满眼全是白骨，又害怕又恶心，可是没有办法。当时很紧张啊，一看师傅都不害怕，我就紧跟着，顺便帮师傅拍两个镜头。坑的旁边是一台一台的土台阶，我们下到最后一层，都不敢踩那些白骨，站在那最后一级土台上拍摄白骨近景。照明师傅就下去一个一个把尸体给扛到旁边来。可是有些近距离的拍摄又必须有。咬咬牙，下去了。为了拍近景，还得自己拨拉一些白骨。下到坑底下，不全是白骨，还有可怕的木乃伊，木乃伊上还残留有头发，身体上的皮都是风干的。当时工作紧张，还不觉得怎么样，但到晚上害怕得都不敢睡觉。
    摄制组出去的时候都是坐着大吉普车，六七个人，摄影、助理、照明、录音，都一起。大同煤矿一个山头一个矿，吉普车就一会儿上一会下。我晕车晕得厉害，有时候一坐车就吐。一次从一个煤矿开到另外一个煤矿，颠得太厉害了，我坐在里面就开始不对劲了，喉咙里开始“蠢蠢欲动”。别人都在喊，憋住，马上开门！我往后冲，门还没拉开，我就吐了一车，很是狼狈。吐完之后，人一点劲都没有。可是一到工作中，就扛起机器猛拍。拍完了一放下机器，人又不行了。
    这晕车的毛病伴随了我一辈子。后来知道了，每次外出拍摄，都随身带着晕车药，还有止痛膏，贴在肚子上、手腕上。小车、密封的车，我就更晕得厉害了。最后厂里司机班都知道，我出去就要吉普，通风好啊。
    有时候出去拍摄需要很长时间，要吐就和师傅说一下，师傅停车，我下车吐，吐完接着上车走；不舒服了，再吐。有时候都来不及等待师傅停车，“哇”地一下就全出来了。知道自己的毛病，每次出去工作都不敢吃太饱，吃多了吐得多啊。和别人一起出去拍摄，很多同志和我开玩笑：“你坐后边吧，别又吐我们一身。”后来的日子里，我随身都会有一个塑料袋，时刻准备着。身体这样没有办法。可是很奇怪，工作一紧张就不吐了，真正工作的时候就不吐了，顾不上；但是到什么地方玩儿又不行了。

我遇到了现代愚公
    吐着吐着，我走遍了全中国。做新闻电影摄影师，走南闯北，见到的东西多了，就想方设法把那些我看到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展现出来，希望能让大家都关注交流。还有中国各方面获得的成就，总是让我感到有必要把它们展现给世界。
    我拍摄的《环境保护在中国》，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反映中国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成绩的纪录片。这部片子后来被带到世界环境大会上播映。在亚洲，又被带到日本的电影节上播放，日本方面要求我去参加，但是来回的机票得自付。20世纪90年代初没钱啊，稿酬都是后来才开始计算的。1993年之前我这个主任记者才125块钱的工资，没有去成，这是遗憾。
    拍这部片子的时候，环境保护在中国刚开始提到日程上。里约热内卢举行的世界环境保护大会，发达国家提出要求，要求中国增强环境保护的意识。李鹏总理参加了这次会议。从1992年在巴西召开这次会议之后，中国的环境保护也开始逐渐走到台前，走到公众面前。因为要介绍中国的环境保护所获得的成就，在此之前，我们也有两个同志想拍这方面的题材，可是都没有做成。到我开始着手准备这个题材的时候，就有人说我：“女强人。”别人都不原意接这个片子，因为厂里给的经费就两万块，中国那么多个省，这些钱刚够车马费。出去拍摄都不敢坐飞机，近的都做火车硬座，特别远才会坐卧铺，去包头我们都坐硬座。
    我喜欢创新，因为这部片子没有人拍过，我愿意尝试一下。环保专家曲格平介绍环保的书籍，我每天晚上都看到深夜，看完之后觉得拍出来也很新鲜。环保总局说：“我们支持你。”
    每到一个地方，我们事先打一个日程表，一般一个地方就是停留5天到7天。环保总局和地方上打好招呼，地方上按照日程表上的安排给接待，每一站都有人把我们送到下一站。拍摄内容和拍摄要求都事先决定。过去拍摄胶片，都把提纲、画面的内容、解说的内容，和对方讲清楚。拍胶片1：3.55的片比，除去片头片尾，实际上也就1：3，什么都不能浪费，得和对方都招呼好了之后才能开始。
    1991年4月，我们就3个人，一个摄影，一个照明，一个灯光，开始了拍摄。为了省钱，助理都不能要。每到一个地方，进出火车站都是一大难题，一大堆的笨重器材3个人轮换往外倒才能出站。每次外出，个人物品能不带就不带。
    《环境保护在中国》的第一站去了安徽的马鞍山，拍那里的炼钢厂进行炉渣再生利用制造墙体材料；接着是扬州的仪征化纤厂，拍污水的净化利用，然后是广东肇庆的植物自然保护区和新会的小鸟天堂。从南方回来绕道再去湖北长江拍扬子鳄、白鳍豚，回到北京略作休整就已经是7月初了，宁夏的腾格里沙漠和内蒙的草原是最后的目的地。一直到9月底，我们才完成在中国的环境之旅。
    从南到北，从春天走到了秋初。从南方回来，在北京停留几天，买火车票等车，把夏天的衣服换成秋冬的衣服，换一下，就走。有一天，我女儿早起，爬在床上哭。我说：“该上学了，怎么还不起来？”女儿就哭：“妈妈，你能不能别走了？”我和丈夫都是摄影师，我去拍这个片子之前，他就已经在新疆了，早一个月走的。他回来之后我又在他前一周走了，去宁夏。拍这个片子，我半年没见过面。在外面奔跑的时候，给家里老太太写信，还问孩子情况，也不用回信，没法回——从这个地方把信给寄出去，没两天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也没有电话，电话还没有普及呢。
    耗时将近半年，马不停蹄地赶到各个地方拍中国环境保护的成果，完全是敬业精神支撑自己。厂里规定一本经费8000元，生产处特别决定一本1万，两本给了2万的经费。为了节省开支，就不要助理，只用一个照明和一个录音。伙食都吃极简单。火车上饮料都没有喝过，有时候晚到几个小时，就想忍忍吧。后来居然给厂里省下了5000多块钱，全交给厂里了。
    在广东拍自然保护区的时候是夏天。我们去新会拍小鸟的天堂。这小鸟的天堂就是一棵树，一个湖中的小岛，岛上有一颗大树。树长大以后，树枝就长“胡子”了，垂下来扎到水里，“胡子”再长“胡子”，年年都往外扩张。实际上就一棵树，长成了一大片，从远处看过去，就像一片树林。广东是热带气候，小咬和蚊子都厉害得很。湖岸边是草丛，草丛下边都是水，沼泽地。我站在这沼泽地里等着拍摄。从下午等到傍晚，天都快黑了。刚开始，树上什么鸟都没有，晚上，觅食归来的鸟就开始回巢了。天气闷得都透不过气，我是北方人，完全不习惯，回去之后一盆盆地用凉水冲。站在沼泽地里，我穿着裙子，小咬把我的腿给咬了个遍。拍摄的时候没感觉，一收拾完机器，痒得都想跳进水里滚一滚。
    去内蒙古锡林郭勒派草原是件挺有意思的事，没去过之前以为草原的草都是很高的，实际上看到并不是这样。初春的草原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机盎然，各种颜色的野花一簇簇盛开。在广袤的草地上，白色的羊群随着牧羊人悠扬的歌声四处挪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一切都是那么和蔼，让人心旷神怡。在蒙古包还觉得很新鲜。
    我们到腾格里沙漠，是要拍治沙，沙漠靠近兰新铁路，沙子时不时把铁路都给埋没了，沿线的工人再把铁路挖出来。20世纪50年代开始，科学家开始用草一点一点地控制沙。还用耐寒耐旱的植物沙柳树，都是试验出来的。苏联的治沙专家来看，都伸出了大拇指。沙漠上种植物难，一夜风，就给吹得不见了，全埋没了。治沙还得有水。驻扎在沙漠里治沙的科学家有几十个人，就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那里，每半年换一次，轮换回他们兰州的家；平时每天就和沙子在斗争。这些人都是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还有一些老专家，两鬓都斑白了，也像我做摄影一样，无怨无悔地埋首在沙地里试演、试验、再试验。
    最难忘那些老科学家。当时我们去的点是沙坡头，中科院治沙站的地方。一个小院座落在一道斜坡上，下面就是黄河，上面就是基地，前后总共三四排平房。整个治沙站所有的人，种花种草吃水，全都依赖面前的黄河，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能听到黄河水湍湍地从而边流过。要去河对岸，大家就乘着黄河上传统的羊皮筏子，做一个地道的黄河人。白天科学工作者们扛仪器，我们背着摄影机，一起去沙漠里开始工作。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夏天，沙漠最热的时候70多度，生鸡蛋埋在沙子里都烫熟了。早晨大家都很早起来工作，六七点钟吃完早饭就出门，10点多就得回来。沙漠晚上黑得晚，晚上六七点都还是亮着的，晚上也拍一部分，或者拍室内。在沙漠上拍摄，有时候风吹起来，沙尘四处弥漫。我们得赶紧把摄影机和胶片包在黑口袋里抱得紧紧的，生怕沙子钻进了黑口袋里，和镜头、和胶片开始“亲密接触”。治沙的科学家坚定着我们干这个工作的梦想和决心，前面所有经历的困难都不叫困难了。
    走过的地方多，经历多，受到的感动也就多。各行各业的人的事迹都让我感动。1998年，我去拍《独家村》这部片子，独家村在山西吕梁的深山里，原来有十几户人家，后来陆陆续续走了，只剩下原来的村支书一家。他和老婆、儿子、儿媳妇还有女儿，留在深山里植树造林，把他们家门前的深山一点一点绿化，现在都有几十亩了。去他家里，没有大路。县里把我们送到乡，乡里再送到村里，其实村里也就是他们一户人家。去的路就是两辆自行车并行的野道，是人走多了，沿着山走出的小径。上午8点多扛着机器出发，下午3点才到。
    我们就和这一户深山里的人家同吃同住，和山上接下来的泉水，土豆萝卜就是所有的菜，有时候还会有一点圆白菜。支书家养几头羊，过年的时候宰了，然后切成一块一块放在坛子里，像腊肉一样腌起来，一年的油水就从这里来。每天，支书家就用这腌羊肉熬的油给我们熬萝卜土豆。我们在那里住了十来天。我不吃羊肉，一闻到他们家里羊肉放在锅里飘出来的味道我就想吐，我就用腌的菜下饭。
    可是我真的很感动。这么能耐得住寂寞的一家人，实际上就是现代移山的愚公，一点一点让自己家门前的山头绿起来。每天，我们和他们一起上山绿化，他们扛着锄头、挑着水桶、拿着各种工具，我们扛着机器。每天早上家里人轰着一头牛上山，有时候一个人去，有时候几个人一起去。整个家里就剩下养的几只鸡和一条大狗陪伴着这家人度过春夏秋冬。支书一家日复一日重复着上山造林的生活。走的时候我哭了，这一家人太不容易了。在城市里，那么多人在浪费；他们这样的条件，还在为国家绿化贡献力量。
    摄影是遗憾的艺术，这么多年无怨无悔，可是由于条件限制总对自己的作品有些不满意，没有什么场景和镜头是能够彻底实现自己的心愿得。1：2.5的片比，几百英尺的胶片，每个镜头都得精心设计好了。我很少重复自己拍过的镜头。一个摇镜头从上摇下来，不好，再来？不行，十几英尺就过去了，没有更多了，我会选择换角度，用特写、近景、中景再来加强表现。就像我这一生，我不安定于命运给我的最初安排，重复农家生活，我改变了它。

摘录《俯仰之间——中国三代女摄影师的记忆》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版权所有 http://www.cndfil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