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俶,汉族,1934年生。新中国第一代女摄影师之一。1949年毕业于华北大学,历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北京记者站站长,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导演和厂长。1950年至1969年曾跟随周总理等领导人拍摄记录片;在担任儿影厂厂长期间,组织生产的《哦,香雪》、《火焰山来的鼓手》、《杂嘴子》连获三届国际奖。
        主要作品:新闻纪录片《扬眉剑出鞘》、《春天》、《春蕾》、《爱》、《为了孩子》、《柜台语言艺术》等;儿童故事片《娇娇小姐》等。
 
“小辣椒”从影记

陈锦俶

 
小“老陈”和“三条驴腿”
    1949年,我还不到16岁,就瞒着家里离家出走参加革命。
    到了11月,北京电影制片厂要在华北大学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经过政治培训后从事电影工作。一位从延安过来的叫吴国英的同志,负责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接管事务。她带了一个助手来到正定,选中了52名学生。我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凭着对电影的粗浅认识,开始我们还以为是要分配到电影院去放电影呢,特别高兴,以为从此可以天天到电影院看电影了。就这样带着“错误”的兴奋,我到了北京,走进了电影的队伍。
    为了帮助我们尽快了解电影,厂里组织了培训班。3个月之后,我们才有了一些电影的基本知识。随后,厂里提出,要培养女摄影师,才标志着新中国的妇女全方位地走进了电影事业的行列,最终挑选了5个女生,进行电影摄影的培训,其中就有我。
    在此之前,电影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摄影这一行从来没有妇女干过,我们这5个女孩子是第一批啊!代表中国妇女加入到电影摄影队伍。当时思想压力很大,因为它是一种荣耀,因为我们是代表了女性来从事这项工作,也算是中国妇女解放生产力的代表了。
    摄影队的5个小姑娘里,大家都喊我“小辣椒”。因为我心直口快,什么都不怕。无论是尝试新事物,还是面对各种人——普通人、国家领导人,只要我认为是正确的,我都敢坚持。
    学习结束后,一开始工作,就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年纪较小,而且是个女同志,很多人刚开始接触时都抱着怀疑的眼光看我。但是那时我自己并不自卑,觉得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耀,要有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
    1955年,我单独一个人去河北驻站,负责河北省所有新闻报道活动。当时我才21岁,个子又不高,显得一脸稚气,留给很多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大孩子,缺少大记者的气派。一次到昌黎县委宣传部采访,部长50多岁,我一脸严肃地和他谈工作,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等我说完了,他突然问我:“小同志,你今年多大啦?这么小就出来工作了?”就像爷爷跟孙辈谈话的语气。我有点受轻视的感觉,心想你小看我,我更要装大。我说:“我26岁,参加革命工作10年啦!现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河北省摄影站站长。”我的话说完,宣传部长带着不相信的神气,一脸惊奇地看着我。这是我第一次说谎,用谎报年龄、虚张声势来长自己的威风,以期得到别人对自己的尊重。
    就是这个“小同志”,拍摄了最早反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表现农业合作化的片子,这也是使我正式成为摄影师的考试作品,片名叫《三条驴腿闹革命》,表现当时有名的劳动模范王国藩的事迹。
    当时,我在河北驻站已经两年了,在保定的河北省委宣传部办公。这个时候河北那边正在搞互助组、合作化。凭着新闻工作中培养的敏感,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事情很重要,具体说不上来为什么它重要,就是感觉。过去农村都是单干,现在出现这种形式,就是合作。
    为什么叫三条驴腿呢,因为过去农村多数是贫下中农,大家都没有什么财产,没有谁有能力单独买一头驴,现在几家合在一起凑着买一头驴,每家不就可以分到一条驴腿吗?这个合作社仅拥有其中三条驴腿的财产,但它是一种合作的象征啊!三条驴腿成了建国初期农村合作化的象征。
    毛主席对这个事情后来有一个批示:“这是农村要求合作的一种必然,是生产发展的一种必然。”在这以后,全国就发展起来互助组,后来全国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能够抓到这个题目,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不断观察生活、不断累积的结果。几年的助理工作下来,我已经学会深入观察生活了。
    当我拍完片子准备回京送片时,王国藩跑来告诉我:“中央新闻电影厂又来了一大批人,你快去看看。”我出门一看,原来是厂里纪录片室派来了一个摄制组,赶拍一部纪录片。他们一见我都笑了:“王国藩同志说,新影厂有位老陈同志刚在这里拍完片。我们正在猜想,是哪位老陈啊?没想到原来是你呀,你成了老陈啦!”
    “老陈”的这部片子帮助我正式进入了中国女摄影师的行列。


倾注最多情感的《扬眉剑出鞘》
    周恩来总理是我接触的第一位国家重要领导人。
    第一次见到总理是1950年,本来被派到中央摄影队就是很大的幸福,现在还要进中南海,那就更激动了。当时总理的外事活动主要是在勤政殿进行。对内对外,总理都是很注意礼节的一个人,他每次都提前到,同在场的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走到我这里时,我心里很兴奋,也有点害怕,出于自卑的心理,不由自主就往后缩。总理主动来到我面前,看到我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就摸摸我的脑袋:“小鬼,你叫什么名字?”我一紧张,话都说不出来。总理一看我紧张的样子,又摸摸我的脑袋,握握手,笑笑就走了。后来第二次再见的时候,总理问我,我就放松了,大声告诉总理我的名字。第三次见面,总理就能喊出的我名字了,以后总理什么时候看到我都是“小陈小陈”地招呼。
    然而,1969年,我从中央摄影组离开,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周总理。那么多年,在总理身边工作,看着总理的喜怒哀乐,受到很大的影响,他是一个人格非常完美的人。长时间在总理身边工作,培养出来的深厚感情总要爆发。多年的情感积累,促使我后来拍摄制作了《扬眉剑出鞘》,1979年正式公映。这是我倾注了最强烈个人感情的一部作品,同时也代表千千万万人民的呼声。我希望用这部影片来衬托我们个人对总理的哀思,同时也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哀思。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逝世。此后,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总理逝世以后的安排。那年的清明节,群众自动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写诗、哭喊,举行悼念活动。我和我爱人一起去的。那时去天安门广场的人非常多,路上碰到认识的人,打招呼问干什么去,我就说上前门买东西去。其实大家都知道去干嘛,心照不宣。这场持续一星期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后来就被称为“四五事件”。
    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是诗歌、人群和花圈。我和我爱人心潮澎湃,到处看,到处抄,所有人都在这样做。至今我还记得其中几首诗,“广场英雄上百万,人潮滚滚来天半;反击翻案捍总理,红色江山保卫战;古今中外谁曾见,血战到底志不断;震撼环球八万里,世界人民拭目看!”“广场人们悲愤地仰望苍天:君不见花丝人海悲思沉,顿时化作雨霖霖;君不见时代烈火已奋进,抽刀断水枉费心;……”大家哭着、喊着,流露着真实的感情。“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些诗文道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后来我就找了编导雷震林,商量着把这样一个场面给记录下来,这绝对是震天动地的。看广场上的形式,群众都这么激愤了,大家都知道时间快到了,这些素材不久就会被广大群众所了解。我开始组织人,一个冯摄影师、杨摄影师和我们摄影站的几个记者,带着机器去拍了。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记录下真相是新闻电影人的责任。我们随时都有一个摄影机抢新闻,也不用去请示,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承担。到了天安门就按照各自分工,分头挤进了人群。我们拍摄诗歌,拍摄人们悼念总理的场面,拍摄广场上的群众的讲话。我们两三个人,每天白天就去偷拍,也没有人过来管。晚上人少,但摄影要打灯光,太显眼,晚上就不能去了。就这样持续拍了三四天。回来之后每个摄影师都自己保存底片,不送洗印间。
    过了一段时间,“四人帮”倒台了。我们又接着补拍,拍摄了很多镜头。我们所有的片子都拍完之后,雷振林编导,把片子编辑出来,这时候编这部片子,仍然有一定阻力和争议。到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片子公映,群众反响十分热烈。
    这是我倾注了最强烈感情的一部片子,体现和反映了全国人民对总理的感情。中国从解放以后,能够有这么一位总理支撑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保持国家的团结、稳定、和平、繁荣、发展,是很重要的。

白手起家创办儿童电影制片厂
    我是一个心比较宽的人,什么工作都可以干,但心里会想,我会想做,就要做好。无论是骑马、种水稻、当摄影师,还是当导演;无论是拍摄新闻片、纪录片,还是儿童片,做什么,我都要做到最好。后来空手起家创办儿童电影制片厂,既是对儿童事业的热爱在鼓励我,也是从不服输的精神鞭策着我。
    1981年,我离开新闻摄影的队伍,和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一起,开始创建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国家拨了不到1000万的资金,要求创办儿童电影制片厂。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刚刚诞生,一穷二白,大家都住在简易棚子里,除了有三四个人外,一无所有。人手少,资金少,什么都得自己干,从新闻摄影改行到了儿童故事片摄影。拍了几个短故事片之后就开始导演儿童电影。
    国家投入的所有这些钱都投入到建厂房了,现在的几栋楼就是那会儿建立起来的。但是没有生产资金啊。康克清大姐就曾嘱托过我们,她说:“儿童的事要靠社会办,你们就捧着金饭碗去化缘吧!”所有的片子我们都先赊着拍。现在一般电影都自己筹资了,但是儿影厂从1981年就开始了自己筹资的道路。
    最开始的两部短片因为领导指定由我牵头,从剧本到导演,从摄影、照明、洗印到剪辑,直到全组的政治思想工作,什么事都要找我。有人开玩笑说:“咱们这两部片子,你就差到电影院去卖票了。”
    当时预算,花20万不到就可以把片子给拍完,可以赚50万,儿影就有家底了。当时儿童基金会给了10万块钱赞助。投资10万远远不够啊。
    胶片也没有,再找人赞助。我和保定胶片厂联系,我提出,愿意为胶片厂做生产试验,由保定厂给我们提供“代代红”胶片。很快,我们就达成协议了,保定厂免费给我们儿影厂10盒(1万英尺)胶片。可是当时的“代代红”胶片感光度只有24定,拍室内的戏必须配有大量的灯光,这就费事了。通过到处打听,了解到一位爱国华侨负责的中国新闻社有一批感光度100的依斯曼胶片。我打了好多次电话,邀请他见面,他总说忙,安排不出时间。我就打听到他家住址,利用早晨上班时间,到他家门口堵截他。早晨8点就去他家宿舍楼下坐着等他。可是时间没掐对,勤奋的华侨早就走了,我们等啊等啊,到了10点多都没见着他出来。第二天,我们7点就去坐着,总算堵上了。我劝他:“中新社这批高感光度胶片,如果长时间不用,就会过期成废品。如果支援了儿影,为孩子拍片,那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老同志被我们的精神感动了,很豪爽地批准支援我们8盒(8000英尺)依斯曼胶片。
    《娇娇小姐》也是这样完成的。这是儿童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长故事片,也是我的第一部长故事片,我做导演。这部片子的出现是缘于我偶然看到上海的一个剧本,上海杂技团团长写的,一看,挺好,觉得有赚头,就开始找投资准备拍摄了。当时是统购包销,计划经济,所有电影都由电影发行公司定价收购,70万封顶,我不管你投入多少,你不管我到时候卖出多少,一刀切。我就找新影投资,由新影组班子;还同上海杂技团商量,他们用动物投资入股。拍完片子之后,卖了钱再还给所有的投资方。当时没有钱,只能用这种方法。
    拍的过程很艰苦,有一天,拍电影用大水银灯,片场电线都老化了,突然电线爆火,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我正在楼上看楼下拍全景,一看,不对,我就喊,赶紧,扑!带着头,就冲上去了,很快就扑灭了。如果这次要是烧起来了,那我就赔大了。这是我第一次当导演,而且是故事片;之前拍过两个小短片,实际是摄影兼导演。这和以前的新闻纪录片可不一样了,分镜头啊,镜头阐述什么,都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没两个月就拍完了。
    从新闻纪录片到故事片,心理和创作方法都需要转化,感觉也不算太难啊,新闻纪录片的记录方法,追啊,抢啊,都要求摄影师要灵敏;现在做导演了,要准备事先的工作,和摄影师沟通。因为我是摄影师出身,对摄影十分了解,所以修改剧本、做分镜头我都自己亲自来。这个片子后来在国内拿了几个奖,但是失去了在国际上参加比赛的机会。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有个柏林儿童电影节。1989年我带着这个片子去柏林儿童电影节,这部1984年的片子已经过了参展的年限。当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式,放映的就是这部5年前的作品。当时的评委还说:“早两年拿来,肯定得奖。”
    回首这50多年,我从事了自己钟情的事业。心直口快是我的天性,凡事总要做到最好是我毕生的追求。但遗憾还是不少。我们的电影将有更辉煌的篇章,我对明天充满希望。

摘录《“小辣椒”从影记——中国第一代电影女摄影师、电影事业活动家陈锦俶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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