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华，汉族，1941年11月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编导。
        主要作品：拍摄和编导了大量新闻杂志片和电影纪录片，以及许多珍贵的时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电影资料。纪录片主要有《大有奔头》、《在中国留学》、《请您参加晚会》、《帅大姐》、《小雪花》、《孔孟之乡》、《华西人》、《在美国留学》等；另参与制作大型电视节目《中华文明之光》，编导《武则天》、《云冈石窟》、《红楼梦》等十几集节目。
 
一世的电影情缘

于立华
 
电影学院的少年生活
    1954年，我上初中一年级，我们一家四口分散在四个地方。妈妈在北京长辛店的一个山村小学里当老师，姐姐在河北保定医学院上学，只能由爸爸来照顾我。无奈之下，爸爸把我从北京东城的55中学转学到师大二附中，我也跟着爸爸搬到了电影学院，开始了和电影的亲密接触。
    从初中住进电影学院开始，电影为我打开了一扇宽广的世界之门，一个通往电影殿堂的大门。即使如此，我在电影学院看到的片子还是有限的。我在女三中读高中时，从西四白塔寺的学校回到小西天的家，一路上几家电影院，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当时国内每年大约有100来部故事片在电影院上映，差不多我都不会落下。那时电影票也很便宜，学生票只有一毛钱，爸爸妈妈也从不反对。一般放学后做完作业，我就和要好的同学跑到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在昏暗的光影里跟着电影的悲欢离合，心情跌宕起伏。
    高考选择的时刻来临，尽管因家庭条件我还没有摸过照相机，但是，在当时电影学院的四个系（导演、表演、摄影和美术）中，我根据自己的条件和爱好，早就选定了将来报考摄影系。为了考摄影系，我从高二开始，学习素描、看有关美术和摄影的书籍，读电影评论等。准备了有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听说，我的文化课和专业课的成绩考得都比较好。

女师傅和女徒弟
    1964年9月，我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分配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这个单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正像现在的一些毕业生被分配到中央电视台一样的高兴。特别是作为一个在当时少有的女摄影师来说感到无比自豪。那时新影的女摄影师有舒世俊、陈锦俶和赵凯。她们也是我崇拜的偶像，就像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崇拜歌星一样。
    入场教育之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摄影站，站长就是陈锦俶。摄影站有五、六个人。女摄影师还有赵凯。首先我是跟陈锦俶学习，她就是我第一个师傅。陈锦俶工作十分泼辣，什么困难都不怕，有一次我们俩在从北京到天津的铁路线上，拍摄铺设长轨，白天她扛着机器在铁道的铺设现场追着工人拍摄，忙得满头大汗。晚上没地方住，我们就住在铁道废弃的车厢内，一天的劳累使我们躺在床上就昏昏欲睡，可是来往的火车几分钟一辆，从耳边呼啸而过，过来时还要鸣一个长长的汽笛，火车的隆隆声要延长几分钟才能过去。我们每每趁着火车没来赶快抓紧时间睡几分钟，可那正是8月份，天气很热还有蚊子，我们俩要不时地起来打蚊子，所以那一宿等于没睡觉。第二天起来，陈锦俶对我说：怎么样？没睡好吧？咱们的工作就是这样，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到，多么困难都要工作，人家工人不是也一样吗？工人们看到我们俩也都竖起大拇指说：两个女同志不简单！于是，我们又积极地投入拍摄工作。回家以后，我足足地补了一天觉。
    跟着陈锦俶去学掏粪，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概是1965年的春天，为了拍摄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的先进事迹，我们北京摄影站的同志们，在站长陈锦俶的带领下，到时传祥所在的崇文区清洁队参加劳动。到清洁队劳动，在当时是一件人人觉得光荣的事。当时的万里副市长，带头去清洁队掏粪，一时传为佳话。北京的广大干部、学生、教师、文艺工作者……，都争先恐后地到时传祥所在的清洁队参加劳动。甚至一些外地来京出差的人也抽空到时传祥那里掏粪，体会一下掏粪的滋味，学习时传祥“宁可一人脏，换来千家净”的思想品格。
    记得那天一大早，我们就来到清洁队，清洁队的师傅发给我们每人一个大粪桶，还有一个粪勺。我们就和时传祥青年班的师傅们一起在胡同里走家串户，到各个远里的厕所掏粪。掏大粪，要整天闻着臭气，光粪桶就有50来斤重，再装满了粪便就有100多斤。陈锦俶和赵凯都比我强，她们干起活来都很泼辣，比我背得多。我当时还是一个只有90多斤重的女孩，那能背得动？所以就背半桶，甚至三分之一桶。这半桶更不好背，因为桶装的不满，就晃荡得厉害，粪汤都溅在头上和脖子里。但是，我当时就想：人家掏粪工人，是整天，整月，整年这样干，我们只是一两天，还坚持不了？于是就咬着牙，坚持下来。时传祥和青年班的同志们对我们的工作都很满意，尽管我们背的粪便不多，但是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没有一个人怕苦怕累怕臭。他们都很理解我们，还一再地夸奖我们。
    时传祥师傅耐心地叫道我们怎样掏粪既省力又不至于把粪便弄在身上。同时他还向我们谈到他是怎样对待掏粪这一工作的。他认为不管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刘少奇主席接见全国劳动模范时，对时传祥说：“你是掏粪工人，我是国家主席，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想这几句话也是对全国人民说的。
    通过掏粪劳动，我们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时传祥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处处为百姓着想，注意自己的粪桶和身体不把人家院里的被褥等东西弄脏；注意不用手去拿人家的东西；不拿人家的杯子喝水。不是他分内的事也主动给住户办好，比如谁家的茅坑坍塌或者堵塞，他都主动给修好，使住户上厕所方便。时传祥的这些事迹我们都摄入了镜头。由于亲自到清洁队劳动，不知不觉地对掏粪工人产生了一种崇敬之心，认为大家都应该尊重他们的劳动，他们有伟大的情怀。过去看到有掏粪车过来，就赶快捂着鼻子跑开，后来在遇到这种情况，我决不捂鼻子，也不快跑离开，因为我觉得这样是对掏粪工人的尊重。
    我们北京摄影站的同志们参加了掏粪劳动，每一个人都感受很深，对于自己的工作更加热爱。通过对掏粪这一工作的实际体验，对时传祥的崇高思想有了比较深刻地理解。我们北京摄影站以陈锦俶为主拍摄的《掏粪工人时传祥》是带着感情去拍得，所以主题表现得比较好，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有一段时间我也跟着赵凯学习。赵凯的身体看上去没有陈锦俶那样结实，但是干起工作来一样不让须眉。有一次我们到秦皇岛去拍摄油码头投产，从栈桥到码头有1500米长，当时也没有车，只有我们两个女同志，我想是不是找个人帮忙拿一下器材。我比赵凯年轻，也不好意思说，赵凯却毫不犹豫地扛起机器背上片包就走，我也赶忙扛上三脚架和他一起向码头走去。赵凯走得很快，她的步履轻盈，我都有些赶不上她的脚步。到了码头，我累得直喘粗气，可是她又立即爬到高高的灯塔上看角度。我心想，这位老大姐真行，那么苗条的身体，可比我强。我虽然比她年轻，但是我拿东西都是强努着劲，还让自己尽量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
    还有一次我们到大港油田拍摄石油会战，当时大港是刚刚开发的油田，住宿问题没有解决，当然，也没有招待所，我们就和会战的女职工住在一个帐篷里，每人一个行军床，一个挨着一个，那屋里大概住有十几个人。我们的摄影机、三脚架和片包等器材就放在床底下。为了完成任务，我也就硬着头皮住吧。但是赵凯无所谓，我没看到她有一点为难的表情。有一次，拍摄油井出油，因为喷油只能一瞬间，我们就用两台摄影机，她拍近景，我拍全景。找了一个顺风口，免得原油喷到我们的脸上，联系好以后，我们先开机器，工人再开阀门，当黑油油的原油喷出来的时候，工人们都欣喜若狂，鼓掌欢呼。我们都把这一激动地时刻拍摄下来。可是当我们拍摄完毕，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在场的人们都哄堂大笑，我正在纳闷，看到赵凯已经变成一个黑人了，照明师傅马庆云的半个脸也是黑的，他们也都冲着我笑得前仰后合。原来我们3个人的脸都被原油喷黑了。这是因为在拍摄时风向又变成了逆风。连头发也都喷上了原油，怎么办？我有点不好意思，成了鬼脸，感到有些尴尬！当然我表面上也表现得不在乎的样子。当时工人们也都投给我们善意的微笑。赵凯笑着对我说，类似这种事是经常遇到的，没关系。油田陪同的人员告诉我们：用汽油一洗就掉。我们用棉花沾上汽油把脸上的原油擦干净，再用清水洗净。然后又把汽油撒在头上，就好像用洗发膏一样揉搓，果然原油也都洗掉了。这是一次石油会战，我们也经受了石油的洗礼。多次的工作实践，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也让我积累了经验，这对我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和舒世俊一起出去拍摄的机会不多，有一次我协助舒世俊拍摄一个非洲国家总统到中国访问，去了几个城市。因为我刚刚来新影，她对我很照顾。我看到她来到一个参观点噼里啪啦该拍的镜头都全拍了，得心应手。舒世俊的摄影技术极其熟练，由于工作的需要有时她只能一个人去拍摄，但是拍回来的片子，全景、中景、近景，一个都不漏下，事件交待得非常清楚。一个人自己装片、换片、抢拍镜头、从来没有出过任何技术事故。
    在新影厂工作30多年，3位女摄影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忘我的、不怕苦的工作精神，一直鼓励着我，始终在我心中是个楷模。


华西不解缘
    我22年间3赴华西，作为新闻电影人和华西结下了不解之缘，则是我因为新闻电影而成为历史见证者的收获之一。
    1979年的4月，江南的油菜花漫天遍野地铺开去，到处都透着黄澄澄的春意。从北京开往无锡的火车上，车窗外一点点地开始绿起来、湿起来，我要和导演姜紫芬一起去拍摄全国先进典型华西大队。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农村题材纪录片的全部摄影工作。我们摄制组一行人有导演、摄影、录音、照明、音乐编辑等六七个人，为了保证影片拍摄的镜头更加灵活和自然，在我的提议下还托运了十几米的长轨用于移动拍摄。我觉得每次拍片都是一次考试，也是一次考验。
    这次拍摄的素材后来被编辑成为纪录片《大有奔头》。影片着重表现华西人如何艰苦奋斗，从实际出发，走集体富裕的道路。主要拍摄内容是他们的生活状况，以及农、工、副业生产。我们第一个用长轨拍摄的镜头就是华西村的村景。二十多年前的华西展开来，是一幅清新淡雅的江南水墨画，绿茸茸的茎干摇曳着黄灿灿的油菜花，开在村子四周。华西村的居住区前面有一条小河，河边的桃花这个时候也含苞待吐。农夫们就蹲在这小河边的几块石板上洗菜、洗衣服。我们铺开长轨，镜头移过去，华西丰衣足食、恬静的田园生活、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就被永远纪录在胶片上。夜幕降临，在成排的村社前，我们拍摄华西人晚间的业余生活。村中几排房子之间的小道很整洁，但还没有路灯。照明师傅打好了灯光，大家七手八脚帮忙铺好了移动轨，我通过镜头从一家家窗户看过去，有得人家在看电视，有的人家在玩扑克牌，有的家里小孩子在做作业，这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农村生活全景。
    华西的经济水平果然名不虚传。相对于我北京的家里，电视还是个奢侈品，而这时的华西，电视已经出现在农民家里了。村民都集中居住在规划好的一排排平房里，也有一部分农户开始住上了连排楼房。每天村里都派车给每家每户上门送菜。孤寡老人也得到很好的照顾。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极为新鲜，这远远突破了我对农村生活的想象。
    1990年，我作为编导和摄影师陶运钰以及摄制组一行人重访华西，第一次来华西时我38岁，十一年后，我已年近50，华西的变化又一次使我惊叹不已。这时，华西村早已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亿元村”。和当年的铁姑娘队队长赵毛妹走在已经水泥化的村中街道上，毛妹不停地向迎面走过来的人介绍：“这是从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来的，给我们拍电影！”经常会有年轻的小伙子，对这我笑笑：“我认识你，你以前来过，我当时还在上小学呢！”是啊，记得当年我们曾经拍过校学生上课和课间游戏的镜头。当年的小孩子们，经过10多年的成长，可不就长成比我高的小伙子了！还有那已经年迈的老人，碰见我们也笑咪咪地，叽叽咕咕地对着我说话。华西的方言我听不懂，好像听外语一样。我也就只能礼貌地点头。毛妹翻译给我听：“老太太说，你以前来拍过电影，她还认得你！”
    这时候的华西村民，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村民开始住进了别墅式的小楼，家家户户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每家都有卫生间，24小时有热水，可以洗澡。这次我们住的地方再也不是那个给我印象深刻的二层招待所。而是有着独立卫生间的华西农民宾馆。晚上打开电视，村里的闭路电视竟然在放十几年前我们拍摄的《大有奔头》，这部片子已经成为了华西村的传统教育项目。根据采访，我们选择了几个代表人物，表现他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忘我地工作，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片名叫《华西人》。其中有一个内容表现华西人从20世纪70年代就移风易俗，亲人故去以后要火化，把骨灰放在村里的骨灰堂，这在当时农村绝对是领先的举动。当我们和老书记讲如何拍摄骨灰堂时，老书记说：“先不要拍，原来的骨灰堂太小，不好看，村里准备新建一个。”我一听笑着摇头：“新建一个？那得多长时间？我们可等不了。”老书记说：“谁说要你等很久了？最多两个星期，就让你们拍新的骨灰堂。这段时间你们先拍别的。”我半信半疑，心想，反正拍不成新的还有旧的。一个星期之后，我们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村里的宣传人员跑来告诉我们：“新骨灰堂建好了，来拍吧，今天新骨灰堂开堂典礼！”我们跟着来到旧骨灰堂，村里的人们已经排成了长队，每人抱着一个骨灰花瓶，准备出发迁往新址。跟着出发的队伍，我们来到新骨灰堂，嗬，比原来的小屋子气派多了、宽敞明亮的大堂内，摆放着一排排钢架，骨灰瓶整齐地放在上面，每一个位置上，都写明故去人的姓名和年龄，以及生前主要职务。通过这件事我又一次体会到华西人做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毫不含糊。华西人对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村子的老人极为厚待，骨灰堂里的摄制体现了对他们的一种尊重。
    第二次的拍摄，华西人热情地表达了对我们的感谢。看着华西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着华西人“永不满足，再攀高峰”的远大志向，我们在临走之前对老支书许下诺言：“等华西村40周年的时候，我们再来拍片子！”
    2001年，我60岁，此时我已经退休，为了兑现当年的许诺，我和陶运钰再次来到了华西村。这一次我们要为华西村作的是电视节目，在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之窗》栏目播出。几十年过去了，电影和电视的角色地位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我从一名电影摄影师成为了一名电视编导。适逢建党80周年，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员，这次电视片的主题表现华西村在领头人吴仁宝的带领下艰苦奋斗、快速发展的历程，片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又到华西，当年低矮的平房和早期盖的简易楼房没有了一点踪影。放眼望去，一排排的别墅式小楼盖满了华西村。吴仁宝说：“在华西，没有一个贫困户，没有一个暴发户。家家都是富裕户。”吴仁宝个人从1995年到2001年可以得到奖金2000多万元，但是他分文不要，都交给村里用于扩大再生产。华西因为有了这样的带头人，如今已成为电话村、空调村、汽车村、电脑村。吴仁宝和华西人提出：富了不忘左邻右舍，不忘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民。华西村扩大了周边8个村，使邻村与华西共同富裕。他们还出资分别在宁夏和黑龙江建立了两个省外华西村。帮助那里的农民致富。
    华西村为40周年的成立庆典举行了盛大的活动，我和陶运钰是特邀贵宾。华西村的大会场是一个能够容纳几千人的体育场，华西村的村民和外省来华西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和技术人员都参加了庆祝会，中央以及各级地方领导也光临了大会。两个多小时的广场仪式、规模盛大的歌舞和杂技表演之后，华西村委会又举行了盛大的招待宴会。在宴会的会场里，我和陶运钰正朝着自己的桌子走去时，忽听有人在喊我。一看，老书记吴仁宝正在招呼我。他带着我们来到主桌，并向大家介绍：“他们是第一个给华西拍电影的人！”
    二十几年几多寒暑，我和前进中的华西村一起发展。现在，我已经成为华西村的老朋友。华西村在北京建立了华苑饭店，每次老书记吴仁宝或者是赵毛妹来到北京出差，老朋友们都会邀请我们去和他们聚一聚。
    旅程的重点迟早会到来。回望在摄影的生涯里我走过的路程，我早就不是年青时候的那个女孩，作为一个女摄影师，为了事业，要在身体的、生理的、家庭的以及社会的偏见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我们的付出，要比男同志多得多。尽管如此，尽管我没有做出轰轰烈烈事业，但是只要我为新闻电影事业增了一块砖、加了一块瓦，我就心满意足，也不后悔我的选择。

摘录《俯仰之间——中国三代女摄影师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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