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凯，汉族，1930年10月生。1949年毕业于锦州师范学校文史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
        主要作品：拍摄《今日中国》、《祖国新貌》新闻主题200多个，参与拍摄记录片《巾帼盛会》、《攀登科学高峰》、《我和祖国共命运》、《水乡织女》、《安居乐业》、《相识在北京》、《嘹亮的号角》等。其中，《嘹亮的号角》获得中国儿童电影“童牛奖”。
 
最高的奖赏

赵凯
 
拖拉机模型背后的故事
    1997年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一位陌生朋友的电话。对方说，他是洛阳拖拉机厂宣传部的，来新影厂取翻印的影片资料的，厂领导特意嘱咐他来看望我。
    这些资料是当年的两条《新闻简报》——《洛阳拖拉机厂落成典礼》和《拖拉机厂送来的礼物》，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客人说：“历史资料价值很高，值得回味。你用大全景拍的那个旧厂房，至今还保留着，让后人感受到创业的艰辛。”他说，前些日子来新影查找影片资料时才知道，片子是一位怀着孕的女摄影师拍摄的。回厂后向领导汇报了，领导说，你下次去取资料时，一定要去看望这位女摄影师。他还挺遗憾地说：1994年建厂四十周年，请了很多新闻界朋友参加活动，很抱歉把您这位当年的女摄影师给漏掉了。临告辞前，他拿出一个特意带来的精致的拖拉机模型，说让我留个纪念。
    作为新闻电影摄影师，我见证过很多新中国的第一次，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也成为了一个见证历史的人。洛拖是中国第一个大型农业机械制造厂，现在已改名为“中国第一拖拉机工程机械公司”，显然是已经发展壮大了。
    1959年的初冬，我已经怀孕6个多月，新闻片室副主编沙丹找我，说：“河南有几个主题，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看看能不能外出工作？”从他提出的影片的内容和要求，我自信无论是技术上还是状态上都可以完成任务。我马上表态：接受这个任务。那时候，新影厂的女同志工作上都很泼辣，一点都不娇气，搞摄影的女同志更是这样。但领导上出于关照我，特地给我派了个男摄影助理。
    这次任务中最重要的就是拍摄洛阳拖拉机厂落成典礼。嘿，当时的场面可真不小！看那些来参加落成典礼的人的级别：谭震林，国务院副总理；谢觉哉，最高法院院长；国家验收委员会主任是吴芝圃，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这个厂是苏联专家支持建设起来的，落成的时候，苏联专家还都在，台上还有很多他们的席位。大会会场设在厂房大院外的广场上，临时搭起了主席台，拖拉机厂的职工和郊区的许多农民参加了典礼。谭震林副总理讲话完了，苏联专家讲话，谢觉哉同志还当场吟诗一首以示庆贺。
    然后是剪彩，参观组装车间，这里有当时不多见的自动生产线。大会项目很多啊，幸运的是，埃姆摄影机没有出一点问题。
    按原来我们拿到的日程表，仪式到此就结束了，我们的拍摄任务也顺利地完成了，没想到，大会司仪突然宣布，拖拉机厂要将两台拖拉机送给涧河人民公社唐屯村的农民。拖拉机是刚刚从生产线上组装完毕开下来的，也是中国最早的两台国产拖拉机。拖拉机已经从工厂的大门开出，我们一下子措手不及。
    我们出去执行拍摄任务，胶片都有定量的，当时现场装的也就100英尺。根据会议进程，什么时候拍观众，什么时候上去拍全景，什么时候下来拍讲话，都是事先已经安排好的。那时候什么通讯工具都没有，没法打长途向副主编请示。当时我敏锐地感到，这一举措正体现了中国农民盼望“耕田不用牛”的时代的开始，是我国农业向着现代化迈进的开端。一定要拍下来！
    助理虞秉德帮我抱着摄影机，我在后面紧追，因为要跑到拖拉机前面才能拍摄。有的群众看到这场面就喊：“拖拉机，慢点开！”拖拉机在往农村的路上开，许多群众追着看，拍照片的记者、拍电影的记者也跟着拖拉机跑，场面够壮观的。
    一路敲锣打鼓，拖拉机开到附近村子里的田边的时候，农民都惊呆了。地里，农民还正在用老牛耕地呢，连老牛都停下来了，看着路中间的两个钢铁怪物。田里的农民也一个接着一个跑过来、挤作一堆摸呀、看呀后来才知道，当年洛拖建厂的时候，唐屯村的农民让出了自己居住的地方。他们说：“支持拖拉机厂，就是支持五亿农民。”这是何等的豪言壮语！
    回厂后，这段内容单独编成了一个主题《拖拉机厂送来的礼物》。能够抢拍下这个历史小插曲，我觉得这既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也是一个新闻摄影师应该具备的素质。看着镶嵌在透明晶体里的金黄色的拖拉机模型，有一种安慰感。对我来说，它是对我从事新闻电影工作、记录历史的莫大奖赏。

一夜崛起的草原
    年轻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可是意外干上了摄影，一干就是一辈子。
    1952年的秋天，北京来东北调集一批干部支持北京的建设，把我给带到了陌生的北京，进入了陌生的摄影这一行。那时候，我刚从锦州中师毕业，做了两年教师，特别想学习美术。我向学校领导要求说，我想考东北大学美术系，领导很爽快地同意了，可是那年东北大学美术系没有招生，这样，我就被当作培养干部进了北京中央新影。学了3个月机器结构啊、镜头啊等等摄影知识，就跟着师傅当摄影助理，开始干活。
    有一次跟随张勇师傅去中南海拍毛主席接见海军，他就说了：“我拍不过来，你拿着机器拍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啊，我拍的群众镜头用到了《新闻简报》里面，那个激动啊！那股子劲头，现在都忘不了。
    没多久，我很幸运地参加了大型纪录片《前进的内蒙古》的拍摄。因为草原季节的关系，这个片子用了两年时间才摄制完成。这两年的摄制组生活，内蒙古的风土民情，是我一生难忘的回忆。
    这个片子要集中表现内蒙古的经济、政治、文化，表现草原的壮美，表现内蒙古人民在新中国日新月异的生活。当时，内蒙古农牧业正在往合作社的方向发展，国家还要大力提倡游牧民族向定居生活的方向转变。定居了，就能办学校，孩子上学，年轻人放牧。那时候，内蒙古经济不发达，没有什么工业。在城市里，我们无非就看看市内的中学，拍拍牛奶厂做奶油什么的。去草原就拍摄牧民的生活，主要的生产就是放牧牛羊。学校也是刚刚开始。什么都比较难，什么都是刚刚兴起。《前进的内蒙古》就是表现各个方面刚刚兴起这个状态。
    摄制组大本营设在呼伦贝尔盟首府海拉尔市。下去拍摄，盟委就提供一辆中吉普给我们用。当时盟委总共才两辆吉普。
    牧民的生活方式是几千年来“逐水草而居”的传统，在不同的季节，根据草场和水源的情况移动放牧。草原上有的是草地，有水源的地方就比较难找了。草原上根本上是没有树的，放眼望去，一望无际。宽广的草原上，零星出现一些蒙古包，有时是三五家，有时是一两家。我们守候在牧民比较集中的地方，等着拍摄牧民搬家去另外的地方放牧的场景。4、5月份摄制组过去，到9月份，草都黄了，我们也就撤了。
    在牧区，摄制组住的就是牧民的蒙古包。蒙古族人非常好客，能腾出两个蒙古包就给我们两个，当然腾不过来的时候，一个蒙古包就把我们摄制组的男男女女都收留了。这时，我们就按牧区的习俗，围着中间的火炉，头朝南边，男的睡一边，女的睡一边。大家都自带行李，在蒙古包里，用板子、干草铺一铺就可以了。
    每次下到草场，进了蒙古包，热情的女主人就忙着把奶茶、奶渣、奶粑粑等端出来招待远方的客人，而男主人就会杀一只羊招待，据他们说最好吃的就是八九个月大的羊。每次看着香喷喷、热腾腾的手抓肉，我真想饱尝一番。可是，我这个从小不吃牛羊肉也不喝牛奶的人，只能是心里想想，始终不敢下手。有一次刚进蒙古包，女主人就把鲜奶给端上来了。好多摄制组的同志们就坐在那里开心地和牧民举杯共饮，我却看着奶硬是喝不下去。坐在对面的一个蒙古族来奶奶转身从小柜子里拿出个小白袋抛在我面前。我打开一看，白糖。我看看老奶奶，老奶奶点点头。把糖倒在奶里再看看她，她还在微笑。我就举起杯子一口气喝了下去，老奶奶这才满意地把头转开。
    草原的生活是不太方便的，没有厕所，方便一下就要去好远的地方。有一次，好多狗追着我过来了，听到我的喊叫声和狗群兴奋得吼叫声，蒙古族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冲过来，把我给救了出来。草原上的狗跟着牛群，遇到陌生人就会攻击。以后，有蒙古族的大姐大嫂陪伴我们才能去远处方便。
    牧民的燃料是草原上随处可以捡来的牛粪，烧起来火很旺，就是有股子味。没事干的时候，我们摄制组也一人挎着一个篮子出去拾牛粪，路边一摊一摊的，多的是。最难的是没有水啊，牧民大嫂都是用木水车从很远的水塘或小河拉水。我们除了刷刷牙，或者用湿毛巾擦擦脸，其他事尽量不用水。
    为了表现草原经济的发展，我们去拍那达慕大会。这是一个每年都会举行的集市，什么工业产品，缝纫机啊，收音机啊，都有；畜牧，马牛羊什么都有，就直接在集市上交易。这个大会要持续好几天。在大会上还有摔跤啊舞蹈啊这些表演项目，这是牧民们一直以来传递下来的传统。那达慕就在空荡荡的草原上举行。原来空旷的草原上什么都没有，就有牧民骑着马到处通知，四面八方的牧民赶着自己的马车在约定的日子聚集在一起。一夜之间，蒙古包就要在举行集市的地方遍地开花了。
    为了表现这个导演所说的一夜之间用蒙古包搭建在草原上的“繁荣的城市”，我们得提前去。这时候，草原上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地，一个蒙古包都没有。我们住在哪儿啊？蒙古族顾问找了一个喇嘛庙给我们住。我和导演张建珍两个女同志被安排在一个原来供奉过佛像的店堂里。地上好潮啊，我就去外面到处找干草，什么也没找到。后来选了个地方铺开行李，张建珍就说：“你睡里边，我睡外边”。我能体会张导演这句话里对我的保护和关怀，可是院子里静得几乎没一点声音，屋子里漆黑漆黑的，又是供过佛像的，让我感觉特别阴森可怕。这一夜，我是战战兢兢地“睡”到天亮。
    《前进的内蒙古》摄制组算得上“庞大”，有导演，3个摄影师，还有摄影助理。我和另外两个助理跟着摄影师金威。大助理孟国纪是个工作特别有条有理的人，每到一处，先把机器整理好。二助理哈力克江，是个维族小伙子，直爽热情，特别善于帮助人。我这三助理在这个气氛下，感觉特别轻松愉快。白天在现场拍摄，我大部分时间是提着电瓶负责机器开关。那时的电瓶有几公斤重，摄影机也很笨重，所以电瓶得有专人负责。晚上，我就整理胶片或是用显影罐冲洗片头。要把拍过的胶片从机器片盒中取出来，放到送洗的片盒里，写好标签；再把没用过的胶片装进片盒，准备明天用。而当天拍过的底片一定要洗个片头出来，看看曝光是不是准确，有没有划伤。我就在蒙古包前，洗着片子，看着天色渐渐黑下去，天边的晚霞慢慢散开来，看着远处的牛羊从夕阳里归来，很安静，很美。可惜的是，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内蒙古看看。
    从东北走向北京，我开始了作为摄影师的历险，进草原只是开始。命运让我走向一个又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见识从来没有见识的场面。
    文化大革命末期，为了响应当时新的政策精神，我去天津大港油田拍摄。此时国家政策在逐渐扭转，需要加强力量表现恢复生产的场面。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女摄影师于立华在天津的大港油田拍摄新油井出油，完全没有经验。本来我们根据风向选了一个下风口。想着那边油井一开闸，我们这边就可以拍到原油喷涌而出的场面。新井出油在油田里也是件大喜事，工人们、家属们都选好了位置蹲或立守在周围，和我们一起等待原油喷出的那一刻。这时，人群呼啦啦全都散开了。原来拍的时候，风向突变，喷出来的油方向变了，直接就喷到了我们这地方。那时候机器落后，没有长镜头，要尽量贴近拍摄啊，我们正贴着油井、趴在地上拍摄。风向一变，跑都来不及。一起去的照明师傅就用隔光板替我们挡。等到我们大家站起来，又全都给笑趴下了。照明师傅因为侧拿着板，脸上一半白的、一半黑的。我和于立华两个人全成花乎乎的了。头发上、脸上、衣服上全是黑乎乎的原油。以前就看到油田上的工人都用大锅煮衣服，那个油都煮不下去，现在轮到自己了。脸上头发上的石油都得要用汽油一点一点地擦，一点一点地冲。大家赶紧往住的地方走，路上碰到工人，大伙就开玩笑：“哎呦，你们用原油洗了个澡！”
    我们还去了采油平台。条件艰苦极了，天气奇热，头顶上直接用电风扇吹都不行。我们一个摄影助理站着站着就热晕了，磕掉了一颗牙。
    我去过一个海上钻井平台，钻井平台就是一座移动的城池，一艘在海中移动的船，每当勘测到石油才会打桩固定在海上。在正式拍摄之前，我和导演王伟还有当时新华社的一位副主编一起先去采访。我们乘坐运送钢管的拖轮在下午出发，晚上才到。天黑之后，拖船行驶在黑茫茫的大海上，只有天上的星光和我们做伴，风声和轮船溅起的水声是我们全部的音乐。暗夜里大家都坐下来休息了，突然有激动的人声从外面传下来：“真壮观啊！”大伙挤着冲出来，远处一座灯火辉煌的“高楼”竖立在天边的黑暗里。大家都被震住了，那就是我们将要到达的钻井平台，此刻的它灯火通明，正在忙碌作业中。


海上历险
    拍摄新闻电影这么多年，当然也会有一些出现意外的时候。这些年作为一个新闻摄影师，在第一时间接触中国首次出现的事物多了，每次对于我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拍摄中国第一架直升机的时候，就一个人拿机器，完全没有经验。呼啦一下飞机就直接冲我头顶上要压下来了。完了，不知道是谁就冲过来把我给拽了出来。当时就在现在北京展览馆那地方，一大块空地，飞机上边看不到下边有人，一下就降落了。因为当时我没有长镜头，也没有变焦，就想贴得近点、近点、再近点。
    有一次我们拍舞台表演，3台机器一起架在旁边。非洲、亚洲、美洲的国家都有，他们先彩排一边，我们看完了记好要哪一段，都给先记好了。到该拍的时候，给信号，开机拍。而且是一台一台地开。胶片都是定量的，所以我们就先把片子给结构好，掐着秒拍。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已经50多岁，在拍片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次失误。那年，青岛在海上举行了一场国际钓鱼比赛，20多个国家的朋友们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友谊角逐。导演王瑜本，还有我（负责拍摄全景）和张存勋（负责拍摄近景）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已经分配好了各自的任务。像往常一样，我们每个人扛着自己的机器，背着片包还有照明用的大三角架，说说笑笑地出发了。人群在青岛海边的栈桥上正敲锣打鼓地欢送要坐大船出海的参赛者。上船摆开了所有的工具一看，完了，我没找到片箱！我大叫一声：“片箱没带上船！”同伴们都愣住了，轮船已经开动，轮船出动的场景也不能少。张存勋立马大吼起来：“谁让你不背着！这下完了！”旁边的导演听到我们的喊叫，踱过来问：“怎么了？”我心虚地告诉了他我造成的事故。导演看看人群，沉吟半晌，点了点头：“够了，现有的差不多了。”人群的欢声笑语一浪浪地传过来。只有先拍现场，过会儿再想办法，幸好机器里还有胶片。大船渐渐开出了海边人们的视野，两个多小时之后，各个队伍要分别乘坐小船游荡到海上寻找自己的猎物。
    海浪拍打着船舷，我的心一刻也没有踏实下来。大船来到目的地，队伍分散到海中开始了比赛，两个小时之后他们还将会回来进行午间休整。海风迎面吹过，我扶着栏杆遥望着青岛的方向，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我回去取！时间还来得及！”扭过头，我看看导演，说：“我回去取吧！”导演看着海面黯然无语。这天的风怎么突然就大了呢？船有时候都摇晃得很厉害了。我们同行来的有4个人，导演要控制现场，张存勋要照应意外情况下的拍摄，照明师傅还是一个太年轻的小伙子，只有我去。我笑着对导演重复了一遍：“我回去取片箱，一定准时赶回来。”
    大船上海有机帆船，就能容纳两个人的空间，比公园里的小船大不了多少。找到一位师傅，师傅二话不说开始发动。从大船上下到下小的机帆船，哎呀，那叫一个晃。脚一踩，它飘动了，吓得我够呛。好不容易上了船，一心想着赶时间，就盯着青岛的方向催师傅，师傅笑着安抚我：“放心，不走常规路线！这海面我多熟呀，一个多小时就送你上岸。”这真是漫长的一个多小时，影影绰绰前方有个小岛的轮廓时，我一下子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催促师傅：“快，快靠岸！”机帆船靠近了延伸到海里面的几级石阶旁，刚抛出小锚，船还没泊稳，我就跳了出去。往上跑，又折了回来，对着师傅喊：“师傅，一定等我回来！”
    冲上大路，停在马路中间，我喘着气对着我看到的第一辆车做出了拦截的手势。比赛期间的青岛市民极为热情，还没说话，看到我脖子上的记者证，主人已经拉开了车门。我瘫坐到车里歇了口气，又“指挥”起了汽车主人：“多谢您，帮我送到宾馆！我要回去取胶片！”
    然后就是一路狂奔，下车、进房间、翻找备用胶片盒、出楼、拦车、下码头。抱着胶片盒，心怦怦跳着来到小机帆船停泊的位置，哈，师傅躺成了一个“人”字形，悠闲地随着帆船晃动，正等着我呢。也许是任务已经完成了一大半，来时紧张得被忽略掉的环境居然让我有些害怕了。小机帆船的马达“嘟嘟”地响，溅起的水浪像是在沸腾。我坐在座位上，一只手紧紧抓住扶手，一只手拽着胶片盒，俯下身来紧紧压在膝盖上。风大浪高，开不出多远，一个浪头打过来，小机帆船就是一阵颠簸。我的心跟着船的晃动一点点往下沉“这要是浪把马达给淹了，没油了，岂不是要漂在大海上毫无办法？”还没缓过神来，又一个浪头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衣服、头发全湿了。我水淋淋地看着师傅，师傅掌着船，望着前方：“不用担心，今天风大了点；可我干这个多少年了，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
    浪头一个接着一个，我和师傅一起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浪头，心里竟生出了几分浪漫、几分豪迈。远远看到大船隐隐约约的影子，50多岁的我竟然再一次大叫起来：“回来了！回来了！”
    所有的人，导演、照明、摄像笑着在船上向我挥手，那场景，像是迎接凯旋的英雄。
    新闻摄影就像个大学校，我拍的科学人物太多了。那些人对学习的热心，对旁人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比如我自己。这些影响，会在工作中潜移默化地有所表现。
    多年来，我的身体一直不错，扛机器都轻松得很。我喜欢通过摄影机来表现这个世界。直到60多岁，我还扛着机器，一直到我退休。

摘自《俯仰之间——新中国第一代女摄影师的记忆》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版权所有 http://www.cndfil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