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瞬间－网站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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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世俊，汉族，1930年生。
        中国第一位女摄影师，20世纪60年代初文化部十大优秀新闻电影摄影师之一。1949年毕业于华北大学，后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闻摄影师。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片、纪录片以及历史资料，其中最多的是时政题材，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的活动和重大历史事件。
        主要作品：《十大元帅授勋》、《领袖和我们同劳动》、《十大建筑在建设中》、《宋庆龄访问印度尼西亚》、《周总理、宋庆龄访问锡兰》、《户县农民画》等。


	中南海里40年
	舒世俊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有一支专门从事领袖摄影的摄影师队伍，我是最早进入这个队伍的女性之一，从此服务于一代代国家领导人，见证了新中国成立40多年的风雨波折。从第一代领导人开始，我先后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拍摄他们的活动。作为一个记者，我能够进入中央组，记录共和国重大政治活动，亲身见证这些历史大事，我觉得非常幸运。跟随毛主席走遍大江南北毛主席在视察途中，也是在移动办公。很多外事活动是在专列的餐车上进行的，我记得毛主席曾在专列上会见过阿拉法特、越南胡志明主席等人。他送走外宾，专列马上又往下一个视察地点，活动见报的时候，专列实际上已到了另外的地方。这些年的好多中央会议也在专列上进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很多领导人都多次来到过专列的餐车开会：漫天旷野里，忽然几辆小车卷着尘土开过来了；开完会，又卷着漫天尘土开走了。我因此在车上拍了很多重要的国务活动的资料，一般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我拍了三五分钟，然后就出去，等散会了，大家都往外面走，我再进去抢拍一点。主席还挺幽默，说：“你也得节约闹革命，你也得节约成本啊。”意思实际上就是，你别拍了。毛主席平时在车上总穿着大睡袍，会见外宾的时候才会穿正装，平时穿正装不舒服啊。我有时想拍主席生活的镜头，警卫拦着，说：“拍出来多难看！”一次在杭州爬山，主席拄着一根竹竿，我刚准备开机，警卫马上拦着，说：“多难看啊，像要饭的，别拍了。”主席摆摆手：“没关系，让她拍吧。” 主席在车上研究很多东西，随身带了很多书，读书、工作都在车上进行。那个时候宾馆少，只要来了个中央领导，地方上的麻烦就多了，主席一般情况下都住在车上，说是少给地方上找麻烦。有时候专列会在一个地方停上半个月，主席在当地开会、接见、下去视察。如果车停在野外，警卫就在外面布一个护卫圈。有一天，车停在一个水塘旁边，看到塘里鱼都在蹦，警卫战士就下去捕了一桶鱼来，大家都挺高兴。主席醒了之后，我们就说：“捞着鱼了，今天改善伙食。”主席说：“不行。”机要员解释：“是野坑，不是老百姓的。”主席说：“还是让老百姓去抓吧！我们不能吃，还是放回去吧。” 那个时候专列上只有会议室有空调，别的车厢包括主席的卧车都没有。列车不走动的时候，夏天太阳一晒，车厢里的温度有40多度，我们经常钻车底下乘凉。车上一般两个人一个房间，我设备多，单独一个房间。大家在火车上吃、火车上住，经常多少天都洗不了澡。偶尔，地方上会来一辆车，把大家都拉到宾馆里去洗个澡，再给拉回来。只有主席的车厢里给安了一个洗澡的地方。主席外出视察，我作为摄影师，并不是每天都有工作，平时我们没有工作时，毛主席就指示工作人员去参加劳动。汪东兴同志就安排我们同当地的人们一起拔草、翻白薯秧、采茶什么的。厨房大师傅忙不过来时，我们也去帮厨，干一些洗菜、摘菜、切菜、洗碗等杂活。在地方上，比如上海、杭州，隔一周或者两周，会把当地文工团请来，开个舞会，也就是放放唱片，让大家跳舞。主席爱听京戏，在放点京戏。大夫让主席多运动运动，跳舞也是运动。主席跳舞都是大步走，你和他跳舞也得迈大步，往前赶。主席其实就是“走”一个多钟头，文工团员跳舞跳得好的，才能跟得上他的大步子。我们都不敢找主席跳，紧张，怕踩着他的脚。对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来说，虽然下了专列出来了，秘书还是秘书，大夫护士还是大夫护士，警卫还是警卫，大家都忙着照顾主席，谁也顾不上什么娱乐。有时候可以看看电影，一人交两毛钱。后来电影也没有了。主席经常说的就是：“你们在我的身边不要搞特殊，别人都看着呢！你们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别人都会满足你。”在我拍摄期间，从来没有看到毛主席带着老婆孩子游山玩水。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对他来说，年龄大了，上山太费劲了。可这次主席上去没几天就下来了，我就问：“主席，怎么不多看看啊？”我心里还想着多拍拍呢。主席说：“事情太忙啊，没有时间了。”当时毛主席看了一份材料，讲高干子女特殊化现象，他显得很忧虑。主席说：“得整治啊！”他还提到，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就是腐化，高干脱离群众。他想整治这股风气。最初外出工作，我一个人既管摄影又管灯光，忙不过来时，得找当地电工帮忙开灯。后来我向叶子龙同志提出，拍摄室内活动多，我一个人工作困难太大，需要增加一个照明师。经毛主席批准，厂里的照明师贾秋和同志从此也跟着外出工作了。外出记者中，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拍照片，我和贾秋和同志拍电影，我们3人就是毛主席专列上全部的新闻记者，向全国人民报道毛主席视察的活动。中国女摄影师的诞生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决定培养女摄影师，是在解放劳动力、建设新中国的大环境下提出来的。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打压得厉害，什么都封锁，国内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国家就号召妇女走出家门，走上工作岗位。过去的妇女除了教师、护士，基本没什么别的工种了。现在，男的能干的，女的也能干。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第一个女飞行员、第一个女火车司机，都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当时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处决定培养几个女摄影师干新闻拍摄工作。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华北大学一期52个学员进入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当时接受培训的一共有5个女孩子。决定我们这5个人成为培养对象，是在北影厂一个小放映室，摄影总队的人都在场。总队长徐肖冰、副总队长吴本立宣布：汪连生、陈锦俶、官自均、王云晖、舒世俊，一共5个人调摄影队学习摄影，要被培养成女摄影师。徐队长讲了战地记者的艰辛，又讲当年延安摄影队不怕苦、不怕死抢镜头的精神，要求我们继承这种传统。徐肖冰还对在场的男摄影师们说：“你们这些人别打这些姑娘的主意！”然后又回过头来和我们立军令状：“三年不许谈恋爱，一定要先把摄影学好。”因为这事，徐肖冰被大家偷偷叫做“老法海”。当时我刚看过《罗亭》这本书，表态时就用了里边的话：“我一定不做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一定向老师傅把手艺学好！” 经过技术、艺术等基础知识学习之后，通过考试，我在5个女孩子中头一个取得了摄影师资格，成为中国第一名电影女摄影师。其实在成为女摄影师之前，我已经拿机器干活了，只是当时还没有拿到证书。考试无非是考一些政治、文学，文学当时考的是《红楼梦》的内容。作为女性从事摄影，我所经历的困难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女摄影师里都是普遍的。绝大多数男摄影师都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女的做摄影师是个新鲜事。很多人都怀疑，这些女的能干吗？过去的摄影助理，要背两个人的行李，要带反光板，要带机器。这以前都是男助手的活，怕女助手反而给师傅增加了负担。有人说，还不够照顾她们的呢！现在好不容易师傅们能接受我们，我们当然就抢着干，男的能干的我们都要干。为了过体力关，我们练双杠、练长跑，身体都壮壮的，实际上还是无法和男的比。小伙子一下可以扛起行李卷，我们就不行。一次我们到邯郸去，火车只停一分钟，我们同车长说好了，东西搁在车门口，我背着重要的机器先下去，车长就帮助往下扔我们的行李卷。在白洋淀拍民兵，当时要拍摄一个大全景，来表现场面的壮观。淀里的芦苇高过了人，拍全景得找个高梯子。一丈二高的梯子，我从这头扛到那头，抗不住，走起来摇摇晃晃的。那些看我们拍摄的妇女小孩都在旁边指指点点。叽叽喳喳地说：“看啊，那女的抗不住。”都在笑。那个年代刚解放，出差的人少，妇女出来更少见。老乡看我和师傅一男一女一起出差，还以为是两口子，人家就给安排一间屋。我师傅人很老实，不爱说话，我就说：“不行啊，这是我师傅，我是徒弟，我们一起出差呢，不是两口子啊，住一间屋不行的。”比我小5岁的另外一个女摄影师当时还是个小孩子，才十五六岁。有一次，她跟着师傅去山东下乡，大姑娘小媳妇都站在村口指指点点地议论：“看，老头子娶了个小媳妇。”小姑娘委屈极了，一直撅着嘴。有的时候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情。第一次和师傅一起去内蒙拍摄的时候，拍摄中途电瓶没电了，我一个人抱着电瓶坐长途汽车回北京充电。返回的路上，车开了没多久，天已经黑了，司机和大家讲，“今天不走了，住店。”所谓“店”，就是漫无边际的草原上两间小草房，门口挂着一个牌子“车马大店”。屋里是锅台连着炕，炕上东倒西歪躺着几个农民，可能是车把式。他们热情地让出地方让我们上炕，我还是一个20岁不到的姑娘，没有一个女伴。周围全是男人，我实在不愿意上那个大炕睡觉，站在地上发愣。那个开车的老司机看到了我，就过来问我：“姑娘，怕不怕狼啊？”我只能说：“不怕。”他说，“不怕就在我驾驶舱里睡吧。”我一下子高兴得像小鸟一样，背着器材就往车上跑。车停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上，半夜里周围的狼叫个不停，狼眼发着绿光。我心里害怕极了，还得担心身上带的200块钱公款别丢了。我把200块钱藏在袜筒里，又找了把司机发动汽车用的铁摇把，紧紧抱在怀里当武器壮胆。8月的草原，夜里很冷，我只能用随身带的油布盖在身上挡挡寒气。这一夜，我听着狼叫，不敢合眼，就睁眼坚持到了天亮。有时候和师傅一起出去拍摄，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什么都没有，车也没有，住宿的地方也没有，就在地上刨个大坑，垫上油布、打开行李卷，就当床铺了。到农村去，就是吃派饭，今天这家，明天那家。一次到内蒙，下到草原深处，上哪里派饭？出发时我们就带点粮食，背一个烧饭的锅。肚子饿了，就把行李一放，刨一个坑，在附近拾点晒干的马粪、牛粪回来，自己烧火做饭。干这一行就要什么都不怕，胆子也练出来了，什么都有第一次。在内蒙第一次骑马，我刚骑上去，马在草原上开始狂奔，一直跑到了喇嘛庙，它才停下来吃草。我死活抓着马，它跑一通，我这不也就学会了吗？因为学骑马，臀部磨破了，火辣辣生疼，晚上开会时，我就只能跪着听。摄影师也会考验你：打光、量光、决定光圈，你先试试，然后他检查。女同志细心，我把小伞、小刷子、反光板，全挂在腰上。师傅要什么，我一下就拿给他了。回来之后，别人休息，我不休息，把机器擦好了，胶片换好了。男助理往往没有这么细心，有的人还把拍过了的胶片又给装机器上了。我这一辈子没出过这些问题，在技术上也没有大的问题。后来，老师傅们也愿意要女助理了。结婚、生子，是人之常情，但对一个从事新闻纪录的女摄影师来说，这就成了负担。新闻工作没有时间性，工作中我们还得要举着十多公斤重的摄影机，再背着电瓶和胶片包东奔西跑，爬上爬下抢镜头，在怀孕期间更不容易了。我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因为不小心，在6个多月时流产的。那是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当时对孕期保养这些知识一点也不懂啊，还去搬砖建炉子。后来去顺义拍共产主义公社，颠来颠去，回来这孩子就没了。后来怀着女儿的时候，我也一直都在外面出差拍摄。那是1967年“五一”节后没多久，一天晚上，中南海警卫局电话通知我，马上和贾秋和（照明师）到中南海。我们刚到中南海，毛主席已上了火车，卫士长李银桥就让我们俩坐警卫车赶往火车站。这次视察就是报纸后来发表的“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毛主席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湖南、湖北、杭州、上海等地，我们用手中的摄影机忠实纪录了毛主席视察的足迹，他与各地干部、群众在一起的历史时刻。毛主席于9月26日回京。4天后，我又上天安门城楼拍摄了国庆庆典。12天后，女儿就生下来了。搞摄影的同行结婚，谁都顾不了家。我的丈夫李华一出去就是半年，我白天出去，晚上回来还得自己补孩子的衣服。我有一个小男孩，白天只能把他放在传达室，让传达室大妈给看着。没人管的小男孩，一天到晚衣服上不是这儿破了就是那儿破了，那年头穿衣服可是个大事，得要布票，买不到新的，也没的换，回家必须给他补呀。我印象最深了，今天补了，没3天就破了，再补。可是，只要你喜欢这个事业，你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去追求它，再多的困难也都可以克服，最后肯定是会有成果的。但是，生活中必须丢掉一部分东西。我，不可能做一个好妈妈。我一出差就几个月、半年的，孩子就交给了传达室，功课更是没有人管。出差回来，孩子都不认识我，管我叫阿姨。后来有了小女儿，小哥哥就领着小妹妹在厂传达室白大妈家，他们就这样长大了。类似的情形，在女摄影师身上都有过。能一生投身于新闻影事业，记录共和国的历程，是我无悔的选择和最大快乐。摘录《中南海里40年——中国第一个新闻电影女摄影师舒世俊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