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影纪录·改革开放30年

历史的见证（节选）

王映东

    厂里审查大型纪录片《来自农村的报告》时，厂长郝玉生同志说，时间越久越能显出这部影片的重大历史意义，并决定把这部影片作为向国庆35周年的献礼。影片的价值主要在于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发展过程中一段重要的史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进入80年代，不断从农村传出使人震惊的消息，最叫我难以置信的是说安徽省凤阳县出了个“大包干”就富起来了！我的老家王汊村离凤阳县城只有几十华里。那个地方我熟悉：自古以来就以讨饭乞丐多出名，农村合作化后以浮夸风吹的大呼隆出名，三年灾害以挨饿浮肿饿死人多出名。说它富得这么快，我不禁想到了“叫化子拾金”的故事。
    1982年9月正是皖北秋收季节，厂领导派我去凤阳采访实行“大包干”的情况，看能不能拍一部记录，给了我这么个好机会，正中下怀，暗下决心，这回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到凤阳见了县委宣传部长，才知道厂里曾不止一次派人来采访过“大包干”。部长问我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我说采访“大包干”。他表情冷淡，很失望的样子，勉强地说明天派个干事带你到农村看看吧！看了几天，我提出约陈庭元书记谈次话。部长一再说陈书记很忙，抽不出时间，可以先到别的县走走。我一个人在淮河两岸走了十多个县，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二次回凤阳再约陈书记。他给我谈了20多分钟，就被人找走，说是到党校开会去。看样子人家对新影只看不拍有些意见。
    农民都很热情，就像刚刚土改以后那样，到谁家都要留吃饭，动情地说：粗茶淡饭，没有什么好吃的，炒小鸡子老烧酒能有，不是大呼隆那时候了。村子里总有盖新房的人家。社队干部谈起搞“大包干”的事，滔滔不绝，眉飞色舞，都有自己的高招。听他们讲的故事，就像读一本最精彩绝妙的小说。白天晚上都有人给我们讲他们的故事，他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和今后劳动致富的打算，内容丰富多彩。此情此景，让我陶醉在一种持续不断的亢奋和激动之中。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改革开放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农民又打头阵，取得辉煌的胜利。
    农民自己创造的“大包干”，后来改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绝大多数农民吃陈粮、烧陈草，致富有门了。这个活生生的事实再次证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英雄：中国共产党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党。一个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理所当然要选拍这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题材。

    11月返厂写出一个大型纪录片拍摄提纲，经厂领导研究决定：为了不再耽误时机，立刻组成摄制组下去拍片；提纲不讨论，由摄制组自己在拍片过程中继续深入采访，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充实、丰富、调整、完善。
    1983年1月28日春节前夕摄制组到达凤阳。县领导看到这次是动真的要拍电影了，态度有所转变，热情多了。
    摄制组面临一个很大的难题是设备落后。先进国家的纪录片从60年代就开始进入有声时代，银幕上出现的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张口说话了。我们却只有两台可以同时录音的摄影机，主要是用于拍时政题材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大包干”是农民和一些社员干部瞒上不瞒下偷偷搞起来的，纪录片不像故事片那样用演员重现往事，只能由当事人现身说法；他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见证人，讲的话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厂里下决心给了我们一台35毫米BL型同步摄影机；它既笨重又娇贵，上火车也得坐软席。我们却要扛着它爬高山，下水田，真是提心吊胆。虽然有了机器，可是胶片比依然只给1：3.5，条件实在是太苛刻了。为了让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能在银幕上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为了把真实的历史广为传播，也留给后人，我们下定决心，做一次冒险趋势难得的实验。
    为了节省胶片和保证质量，我们拍同时声镜头用了一种费时费事的做法。第一步，由导演一个人和被拍者单独进行聊天式的漫谈采访，了解全面情况，只作笔记。同时向他介绍一些拍电影的常识，提出要拍他的镜头，录他的声音，和他商定请他讲的内容，告诉他需要注意的事情。第二步，请被访者在选定的环境中，面向摄影机镜头和录音话筒，按时间顺序讲述要他回答的问题。导演是面对面的听众，要有呼应，提问式提醒。只录音，不拍片。第三步，正式拍摄，声画双机同时开动，提问回答采访。拍完后共同听声音带，漏说的说错的进行补拍补录。这样做都得到了被拍者积极支持。这样做是迫于当时的条件，不得已而为之。
    此片使用同时声的实验是成功的。大多数被拍者都开口讲了话，现场说话、解说、音响、音乐等声音的综合处理也还算差强人意。说片子基本上跨入了有声纪录片的行列不算过分。后来我国电视广泛使用的访谈。与这部纪录电影的有些段落类似，用录像机拍方便多了。
    “大包干”不是突然出现的。远在中国人口一年中突然减少1000万的1960年，安徽农民为了活命就创造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1961年安徽省委提出对这种形式给与支持和引导。到1962年7月，全国已有20%以上的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邓子恢支持安徽的做法。刘少奇、陈云都表示赞成。邓小平1962年7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广大农村出现包产到户的情况。他认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并且引了那个著名的民间谚语——不管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农村合作化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党提出调整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的时候，总有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的情况出现。虽然屡次制止，但一有机会又重新出现。
    1978年12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强调保障社队的自主权，允许因地制宜发挥主动性。这就为农民在实践中创造新经验，并据以进行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但是《草案》明文规定不可以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我在凤阳拍片时，纪登奎到凤阳考察，在一次闲谈中提到“大包干”，他说这次来也是向凤阳的干部群众道歉的，因为他参加过那个《决议》的起草工作，反对过“大包干”。

1979年9月，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指出“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的。”后来，中央又进一步肯定“双包到户时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就使说各种责任制都可以了。
到了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事实说明包干到户最受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当然是最可以啦！“大包干”是凤阳农民起的一个土里土气的小名儿。出了名以后，有人送给它一个学名——学术气很浓的大名——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从曲曲弯弯的田间小路走来，经过不可以，到也可以，再到都可以，最后成了最可以，路越走越宽，在漫漫征途上踩出了四个深深的脚印。跟农民创造“大包干”相比，我们拍电影做的那一点点小事，九牛一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