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岁月（十）
央视国际 (2003年01月23日 15:31)
１９８６年，我曾到属于长沙的浏阳大围山乡挂职体验生活。浏阳是世界著名的花炮之乡。这里的农家，做起烟花炮竹来，个个都是能工巧匠。浏阳也是一个充满了传奇故事的革命老区。近现代出过许多了不起的志士仁人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谭嗣同、焦达峰、陈作新、田波扬、潘心源、李白、胡耀邦、王震、王首道、李贞、李志民、宋任穷、杨勇、唐亮……他们都是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革命者。他们用自己一生的生命推动着中国革命翻天覆地的历史进程。我在这里生活的时候，这里还非常贫瘠。那时我到县城里去，县城还十分破旧萧条。印象里在县城的街上吃饭，冷清的饭铺门前几条瘦狗走来走去，仿佛丈量着寂寞和孤零。几个月之前我和作家王跃文到这里参加文化局举办的一个活动，十多年不见，浏阳变得完全陌生了。当我在商业步行街漫步的时候，当我看到那些世界著名的商品广告闪烁在大大小小的商店门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
浏阳现在有了自己的烟花节。浏阳的烟花在全世界燃放，璀璨着五洲四海的夜空和节日。去年，在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的中国股市，忽然冒出了一家令人瞩目并受到市场资金热烈追捧的新兴的上市公司，她的股票名称异常响亮：浏阳花炮。以做花炮而上市的公司，其行业概念在全世界都罕有，她真的如一只奇异的花炮一样，从浏阳升起，绚烂地绽放在中国股市的上空了。
我没有时间到我曾挂职的大围山乡去看看，但我听说那里已建设成了名头越来越响亮的旅游渡假区，并如同张家界一样，被列入国家森林公园。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沉睡的资源已被开发，革命老区在新世纪里要改变昔日落后穷困的模样了。也许，这才是对那些志士仁人和革命先辈的最好的告慰吧。
１９９７年，我也曾在长沙的友谊商业集团挂副总经理职体验生活，为时一年。我的办公室在东塘友谊商城的四楼。我经常和老总胡子敬以及一些部门经理一起出差，参加各种各样的商品订货会。一晃，几年过去，我在友谊集团挂职的时候它属下只有两个卖场，年营业额也才七八个亿，而现在，它成了湖南省最大的商业集团。它不断地并购、扩张、改制、发展，如今拥有了八个大型卖场，经营场地规模扩展到了１３万平方米，年销售达２２个亿。它已改名为友谊阿波罗商业集团，光荣地跻身于中国５００强企业。我每次经过它的商场和超市，看到人气旺盛，生意兴隆，一种与己有关的豪迈感便油然而生。
两处挂职体验生活的地方一城一乡，如今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让我感到极为欣慰。长沙，这座古老的城市，当然也有这样那样的落后和庸俗，有这样那样的困惑和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它是随着这个时代阔步前行了。它不能和北京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比，但它作为我国首批公布的２４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城市，完全可以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闪烁自己既古老又年轻的独特的魅力和光芒。
我父母的家就在黄兴路最南端的南门口。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带着妻儿去看我父母。从前从南门口朝北至司门口，是旧长沙最繁华的商业一条街。老字号的布店、绸料店、米店、酱园、鞋帽店、南货店、海鲜铺、五金店等等排满了街道两旁，人潮川流不息，摩肩接踵，好不热闹。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唱一首“莲花闹”：
南门口，南门口，
前面汽车压死狗，
后边又喊抓扒手……
足见旧时的南门口，除了热闹，还有混乱与不安。而司门口呢，“马日事变”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被国民党屠杀在这里。这里是闹市，１９２７年３月２８日，曾在长沙领导过工人运动的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郭亮，被国民党凶残杀害，并将其头颅悬于司门口示众，以吓唬长沙的老百姓。我小的时候，从大人口中听说过许多关于郭亮烈士的故事。其中最有名的是“郭亮带兵抓郭亮”。说的是他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勇和机智。他是我们长沙望城人，也是不少长沙老人心目中的传奇英雄。
我父母于去年搬迁了。因为他们的家正在政府旧城改造的规划红线内。政府将从南门口到司门口的旧商业街进行重新扩建，现在这里成了一条宽敞的、像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一样的充满了现代气息的商业步行街。也成了长沙商业的一道新的风景线。
我父母都是老长沙。父亲还在省立一中也就是我的母校长沙市一中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长沙是和平解放的。其中地下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我父亲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在《新湖南报》上发表了他的意气风发的新诗《国旗颂》，真诚而热烈地讴歌五星红旗和解放了的晴朗的天空。他从来没跟我提起过这件事。我是在读大学时有一回在图书馆查旧报刊时偶尔发现的。他当过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长沙晚报社的党委书记，在他离休之前，他做的工作就是为长沙市编撰市志。他也是这座城市历史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这是我父亲摄于１９４８年８月的一张旧照片。蓝布学生装的胸前别着的便是省立一中的校徽。那一年他才１７岁，正在念高中二年级。半年之后，父亲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此之前，他当过学生进步组织“移风社”的社长。是当时学生运动中的骨干份子。有意味的是那时年轻的父亲眼睛已经近视，但拍照的时候却没戴眼镜，目光深沉而有神。他为什么不戴眼镜呢？
正如照片右上角的题字，这张旧照摄于１９６５年国庆。当时我是浏正街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两个妹妹也都在浏正街小学念书。大妹低我一年级，小妹低我两年级。我父亲不在照片中。因他当时正在衡阳搞社教，是社教工作队的队长，忙得连国庆假期都回不了家。所以这是一张少了一位家庭主角的不完全版的“全家福”。我母亲留着那个时代女干部们都时兴的短发，脸上也展现了反映那个时代精神的笑容。她当时在市政府里管理档案和文件收发。喜欢唱“麦苗儿青来菜花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还喜欢唱“马儿呀你慢些跑哎慢些跑……”而我是少先队的小队长。因此相比两个妹妹我脸上的骄傲显而易见。
我记得我们母子四人在长沙的云芳照相馆照完这张照片后，去了坡子街上著名的火宫殿。这是毛泽东回家乡时最爱吃臭豆腐干的百年老店。那年头，有臭豆腐干吃，有红烧猪脚吃，有八宝饭和猪油烧卖吃，乃是莫大的幸福。１９６５年的国庆，我们母子四人就享受了这莫大的幸福。时隔八个月，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从天而降。这张照片上的所有的笑容全都零落成泥碾作尘了。莫大的幸福成了漫长岁月里偶尔闪现的一星回忆。
在南门口生活了三十年，我父母终于搬家了。有几分眷顾，有几分依恋，但最终是有几分坦然，几分欣慰。他们一生搬过好多回家了。然而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长沙。只要在长沙，什么地方都是好。他们有他们的亲人、同事、朋友、加上我父亲喜欢下围棋还有许多棋友，他们更有他们对逝水流年的回忆和对子孙后代的期望，他们过得平和而充实，健康又快乐。
而我也快要搬家了。日光流连，我也算是上了一点年纪了。人上了一点年纪，会经常产生回忆。在我的回忆中，最多的是古城长沙的人与事。我想我会用一支笔来好好记录这些人与事，记录我们这座城市的呼吸和心跳，记录它的历史的风云和现实的波澜。作为一个本土的作家，这都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我要把长沙的岁月留在方块汉字里，留在纸上，让后人更多更感性地了解自己的生息之地。麓山巍峨，湘水北去，星移斗转，岁月奔流。我想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粒时空中的尘埃，但是我的长沙却永远不会微不足道，她历千年而不衰，并将越来越年轻，也越来越辉煌。对于她，我内心深处，永远地，只有祝福。
现在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我觉得其实都是互相在抄袭，你从南走到北走一趟会发现，城市的个性、城市这种有文化特色的建筑语言正在逐渐消失。它的个性、它的文化、它的传统、它的一目了然的城市特定的氛围正在消失。
如果用一种声音来概括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长沙就是花鼓戏的声音，花鼓戏是非常热闹的，它的主要乐器是唢呐和锣鼓，所以唢呐一吹乌哩哇啦，锣鼓一敲叮叮咣咣，它代表长沙人性格中的这种热闹，这种火辣，这种干什么事一窝蜂。全都在这种声音里面，我觉得有一种很明显的体现。这座城市就这么一种声音，音乐家谭盾到长沙来采风，有一个记者问：长沙什么声音你感兴趣，他就是说弹丝浪的声音，弹丝浪是长沙的土话，就是死了人以后，摆个灵堂，晚上就在那吹拉弹唱，好像为死者驱赶寂寞，生者赶个热闹，这种声音非常能代表长沙给我的印象，我走到世界各地，听到这个热闹声音，我就能想到长沙。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长沙的话，在五颜六色的里面可能找不到非常确切的这么一种颜色，它是水的颜色，水按说是无色的，但是生活中的各种颜色，它又能投射到水的里面，折射出各种颜色。我觉得水就是长沙人的颜色。就像孔子说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是说水有一种代表岁月的流动感和沧桑感。我觉得水是无色的，但是它也是有色的。
我小的时候，夏天老人们、小孩们都是把竹床架到街上，当街摇着蒲扇，睡一通宵，老人们就会说很多的故事，从老人的口中，就听到这么一个故事：说长沙人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最终会回到长沙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长沙的南边和株洲湘潭交界的地方，也在湘江河的东岸，有一座山叫韶山，相传就是周召王南巡的时候到过这里，所以这个山就叫韶山，但是这个“韶”中有个“召”字，从声音上、字形上和字义上都有招手的“招”的意思。“招山”就是招手的山。湖南长沙有一座山，就像慈母一样地向游子在招手，这个人不管走多么远，最终是要回到长沙来的，这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在竹床上听老人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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