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阿成（下）

央视国际 (2003年01月20日 11:09)

　　拉小套的生涯，似乎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迅速地变成了一个有思想、有感情、有主见的男人了。要知道，一个人早熟就早受伤害。记得一次我吃力地帮着车主拉车上坡的时候，看到了走在路边的老师，他鄙夷地看了我一眼之后，便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我内心的自尊与自卑从这一瞬间萌发了出来。从那以后我不再拉小套了。现在想，或许正是那一段拉小套的生活，才使我有条件抚摸了这座城市的每一寸肌肤。使我对这座城市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我拉小套的那个年代正是全国大兴土木建筑的火热时期，哈尔滨这座城市里也陆续出现了一批新的标志性建筑。这些新建筑不仅让我感到亲切，也让我感到自豪。

　　友谊宫是这批新建筑中我唯一进去过的地方，我曾在这儿的剧场里看过两部电影，一部是前苏联影片《前哨》，一部是中国影片《山间铃响马帮来》。或许，正是这两部电影，使我第一次看到哈尔滨以外的世界。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偌大的哈尔滨城，几乎在我走出剧场的一瞬间变得渺小起来。几十年的光阴，是在不经意中流淌过去了。倏乎间人已到中年了。看到这些渐渐老矣的，像我的老朋友一样建筑，看看眼前这座愈来愈繁华的城市，我为自已成为这个城市的记录员而感到幸运，也感到一份历史的责任。

　　中学毕业以后，我的家也由原来的老宅，搬到了安松街上的新宅。上小学的时候，我很难发现身旁的某些变化，然而顾了一名中学生后，才发现生活天天都在变化着。

　　其实，早在1927年这座城市就通有轨电车了。在有轨电车刚刚开始通车的时候，除了人力三轮车工人之外，全城的人都沸腾了。那时候的有轨电车还备有茶水、画报、报纸，穿皮衣的女售票员戴着那种船形帽非常神气。那时，乘坐有轨电车是一种身份的证明。夜晚来临的时候，灯火通明的有轨电车的击电杆一边从天线上击落着钢蓝色的火花，一边行驶，好看得让城里的孩子着迷。

　　我们这些孩子走路，则是用那种自制的、简易的"脚滑子"在雪地上飞速地蹬着上学。那时候，全城到处都是蹬脚滑子的孩子。如同生活在童话里。冬天，家里买粮买柴，用的都是那种自制的小爬犁，它非常方便、轻快。无论是脚滑子还是雪爬犁，真是帮了那一代人的大忙了。

　　我家新宅的那一带，几乎所有的街名都有一个"安"字：安静街、安宁街、安心街、安详街、安丰街、安发街、安固街、安国街等等。居往在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闯关东来的，安居乐业，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这一带也居住着十几户外国侨民。但是，在中苏论战和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不少侨民离开了这里，

　　我记得我家的一个俄国邻居，叫娜达莎。她自己住一个栅栏院，有一幢俄罗斯风格的木板房。院子里种着一大堆五颜六色的草花。娜达莎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人。每逢早春时节，她便和那些侨民一道去松花江的北岸折些"毛毛狗"的枝条养在家中的花瓶里。在他们的眼里，"毛毛狗"是春天和希望的使者。

　　娜达莎的丈夫很久以前就死在哈尔滨了。他的坟就在太平区的文化公园里。那座公园里有许多外国流亡者的坟墓。先前叫圣母升天墓地。那儿还有一座被建成船形的教堂。只是不知道，这只"船"能否载着这些亡灵回到他们的故国去。娜达莎经常去那里看她丈夫，并放上一束乳白色的小铃铛花。娜达莎几乎什么也不会干，她只有靠当地中国政府的救济维持生活。偶尔她也卖家里一些东西，我二哥就从他那里买了一件小牛皮的白匪军官的大衣，然后送到了鞋铺，我们兄弟三人一人做了一双皮鞋。后来，娜达莎也走了，去了澳大利亚。可这已经是二十年以后的事情了。娜达沙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

　　我去卖电影黑票的地方，是在中央大街附近的那两家电影院，一家是东北电影院，一家是兆麟电影院。卖电影票的事，是我和我邻居一个小孩儿一块去的。每逢周末、周日，一天晚上可以挣四块钱。在当时那可是一笔巨额的收入。我至今还记得电影院售票口的那个女人，抹着淡淡的红嘴唇。在那个时代抹红嘴唇的女人几乎没有，街上的行人都穿着蓝、黑、黄三种颜色单调的衣服。无论年老年少，也无论男人女人，每个人的裤子上都有补丁。

　　我每到窗口去买票的时候，那个卖票的女人显然知道我是一个小票贩子，但她对我从来很温和，总是笑着眼睛把一小沓电影票递给我。

　　在我就读的那所中学的学校旁边，有一个专门卸煤的火车专用线。那条专用线至今还在，只是没有过去那么红火了。每天上学和放学的时候，我都能看到一些光着脊梁骨拉车送煤的汉子。我非常羡慕他们，包括他们卷卷烟的样子，吃东西的粗犷，喝水时的淋漓痛快等等，我觉得他们的身上有一种豪爽和乐观的精神。记得学校的一次作文课，题目是《我的理想》。我很奇怪，有那么多贫困同学的理想是那样的离谱，他们有的想当工程师，有的想当飞行员，还有的人想当科学家，或者人民教师。我在《我的理想》中写道，我想当一名拉煤工，我认为这种工作不仅仅有一种力的美，而且很实惠。他们拉一天车可以挣五块钱。这是非常高的收入。我拉上煤车，妈妈就不会为过日子而发愁了。

　　先前，城市在有轨电车的冲击下，使得城市的上空布满了密如蛛网的天线，于是，很多人开始对有轨电车不满了，觉得它们是一种落后的象征。在我正式走出学校的大门参加工作的时候，城里所有的有轨电车都被取消了。听说现在又有人开始怀念它、呼唤它了。这种迟到的怀念之情又将何以堪呢？

　　六十年代末，滞留在哈尔滨的外国侨民已经不多了，教堂的钟声已经全部停止了。然而，作为专营西餐的华梅餐厅却仍然执行着它的特殊任务，即在每天的大清早，在餐厅的门口摆上面包、鲜牛奶和香肠，专门卖给那些外国侨民。这些侨民在饭店还未开门的时候就已经排队等在门外了。他们都是带着布兜子来的，他们买一些面包和牛奶带回去家，作为他们一天的口粮。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也没有断过对他们的供应。的确，我一直为城市的这种行为感到自豪。这是一座富有同情心，富有人情味儿的城市啊。

　　周末的时候，也有个别的侨民到这家西餐厅来就餐。只是他们不再是有钱人了。我时常看见一个衣著邋遢的俄国老人到这里来，要一份面包和一碟红菜汤。在中苏论战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有的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有的却不能回自己的祖国了，便通过朋友或亲属的关系去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甚至非洲。他们当中也有哪也去不了的。或许那是经济原因，或许是政治原因，或许是他们的信仰、身份、经历从来就是可疑的。他们只好死心塌地的居住在这里了。一个人无论生活在哪个国度里，他的灵魂都一直留在他故乡的风俗中。

　　那时候，我每天都要往图书馆跑，每天都要借一本书看，像《越南妇女》，《甲骨金文研究》，《怎样洗涤纤维织品》、《怎样指挥大合唱》等等，总之什么都看，见什么借什么，甚至一度把图书馆里所有有关"桥"的书都借来看一遍，并作了笔记。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饥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饥渴。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奢望与理想。可能我太年轻了罢。后来，因为天天去借书，引起了那个自作多情的女馆员的误解与厌恶，便不再天天去借书了。

　　近半个世纪的时光，在一些细节中倏忽地过去了。我依旧到松花江边去散步，去那里看看我熟悉的俄罗斯风格的江上俱乐部、江畔餐厅，还有1957年建造的那座防洪纪念塔，以及我在80年代末的抗洪时期写的"护堤铭"。

　　又落雪了。走在江边的这条落雪的路上，我经常看到我曾面熟的一些老人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还不曾熟悉起来的、新的老人的面孔。这循环往复的一切都发生在不经意当中，在悄然的落雪当中。江畔上，我童年时代的那座安琪儿和银熊的雕塑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了一个个残破的基座。冰灯也不再是早年的那种简陋的冰灯了，变成冰的巨制，冰的高山、冰的建筑，冰的城堡了。

　　走在江畔上的人们早已不再是那些闯关东的父辈和外国的流亡者了，而是这座城市的新一代主人。新一代人的理想绝不会是当一个车工或者拉煤工。

　　江面上又架起几座新桥。一座桥显然不够了。城市变得更加庞大了。在80年代之后，城市里的各种桥也越来越多，已经有160座之多。而它赋予我的却是那种心脏搭桥手术的感觉。不过，城市的精神，城市的血液，城市的信息，城市的功能，城市的交通，通过这些编织在城市当中的各种桥梁变得顺畅起来了。无论如何给予城市人一种全新的、解放的感觉。

　　如果你现在说阿成写的哈尔滨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的话，这恐怕是个问题，我相信所有的都不会是这样.它是一种精神家园，它依托于一种相对的真实，把自己理想中的城市表达的更加完善.这个无论我走到天涯海角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比如说我在欧洲，我在法国曾经做过一个很怪的梦我梦见我很快的进入一种时间隧道去见我的小丫头，去看然后我又很艰难的通过这个隧道又回来.我整个走的路线，这个路线非常有趣，一个是法国式的建筑一个是哈尔滨的建筑，这种城市之间这种相通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一种对接.我当时回来想这应该是一篇文章，要有机会我回把它写出来.

　　我一直在想，只有民族的进步和城市的涅磐，城市里人才能有真正的精神涅磐。我想说的是，对这座城市的进步而言，我最爱是分布城市中各个地方的草地、花园、文化广场和绿化庭院，以及"水、气、声、渣"污染的成功处理。是这一切，让城市更加靠近了自然，这也是一座城市中最灵动，最优秀的品格。

　　我亲眼看着它长大起来的哈尔滨，已不再是我的城市了，我不过是先前这座城市的一个朋友，一个记录者……但我在内心，却一直为这座城市祝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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