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北京市卫生局公布截止到目前，市卫生局共接到举报商业贿赂电话22个、信件87封，接待群众来访3起。同时卫生局强调“红包”不属于商业贿赂，不在打击商业贿赂及其收缴账户范围内。但对于这些举报，市卫生局会一查到底。 （8月10日北京娱乐信报）
记得今年两会期间在谈到医生收受“红包”时，钟南山连用4个“极为丑恶”，将收受红包解释为改善医患关系之说反驳得体无完肤，可见这位医学院士的爱憎分明。“红包”应该纳入商业贿赂，治理“红包”不能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必须开良方，下猛药，动手术。
其一：医生为患者治病是一种有偿服务，服务的档次、项目、价格等等都是公布于众的。而“红包”的出现，扰乱了医疗秩序，侵犯了公共利益，使患者对医院有雾里看花，深不可测之感，对医院、医生的信任度转移到了“红包”的份量上，久而久之，医风日下，积痼逾重。因而，绝不能允许红包的存在而导致医疗资源配置上的不均衡，甚至出现“有病无钱莫进门”的现象。送不送“红包”，有没有能力送“红包”，一旦成为衡量患者能否得到救治的一个“潜规则”，势必对贫困家庭的就医造成一定的压力。
其二：在公立医院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医疗市场，仍有相当一部分医护人员享受着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待遇，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雇员。在医疗事业单位尚未有重大改革措施之前，对医疗从业人员的监管应该等同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像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一样，接受国家工作人员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否则，就是对教育、科研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一种不公平。
其三： 这块隐形收入虽然见不了阳光，数额却相当惊人，既不受国家税收政策的调节，又没有专门的制度约束，任其泛滥成灾，势必导致医疗行业与社会之间、行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医生与医生之间的个人收入上的差距。
“红包”入法的最大难点就是标准难以界定，这需要通过详细的论证和立法予以解决。通常说，礼尚往来仅限于“礼”，即一定数额之内的礼品，而超过规定的数额，则够着立案标准，按商业贿赂进行侦查。这里还有一个“一次性收受”和“累加收受”的问题，都需要立法时充分考虑到操作性而予以明确。总之，仅仅将“是否收受红包”行为作为衡量医生职业道德的一个标准是远远不够的，要构建一个持久和谐的医患关系，营造一个纯净的医疗环境，“红包”必须纳入商业贿赂并予以严查重处。（作者：润无声）
本栏目所载评论纯系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央视国际立场
责编：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