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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间，我的心脏仿佛停止了跳动……我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一个五岁的小男孩，呆立在那里，张大了眼睛看着他那企图淹死第二个孩子的母亲……我吓呆了，认出来那是个身无分文的房客。我努力控制住自己，拉响了报警器……这场谋杀留给我永远无法治愈的伤害：我结了三次婚，但从不想要孩子。
第二个推动我事业发展的事件是：我造成了一位乘客死亡的车祸。我喜欢风驰电掣的感觉，很快就给自己买了辆梦想中的轿车。由于禁酒令的发布，很多人都跑到隐蔽地座落在洛杉矶最高点的佛蒙特举行聚会。那也是我和格里菲斯的朋友们去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喝酒，打牌，我能控制自己的酒量——我以为我能。
那天夜里，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凌晨时分，我跟艾尔默•博斯和其他几个人离开了佛蒙特。汽车沿着道路飞驰，到了山坡底下，我无法避开一辆停在那里的货车，车上满载着建造新铁路的铁轨……
后果非常可怕，艾尔默•博斯当场死亡，身首异处；坐在后座的乘客只受到了轻微的震动，我自己却伤得很厉害。救护车很快就赶到了事故现场。电影公司掩盖了这件事，给警方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嫌疑犯。
我的复原期持续了一年多，打了一年的吗啡和强止痛剂以缓解疼痛。这一年里，我在邪恶的同伴——药物的影响下写剧本，创作出丑陋的人物，跟我同病房的病人一样。
在我的大部分电影里，主人公都遭受到身体畸形的折磨，他们要么太大，要么太小，他们遭遇过事故，只有一只眼睛、瘫痪或是畸形。
 这两次创伤本身并不足以说明我的个性，而我选择的人生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我对马戏团的迷恋很早就有了，这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马戏团的世界给我的最初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动物、小丑、巨人等，都是我的职业生涯里最亲密的部分，是我作品中不变因素的代表。
人只有在差异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个人知道他跟准则的关系。当他立于社会准则之外时，他就成为别人的一种标准。一部虚构的电影就是这套法则的象征：《怪物秀》（右图）也叫《畸形人》讲的就是拒绝差异的故事：
在一个巡回马戏团里，漂亮的驯马女孩为了获得遗产而嫁给了一个小侏儒。她想毒死他，可团里其他的“怪物们”揭穿了她的阴谋，并让她为自己的背叛行为付出了代价。
除了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之外，我们真正的壮举是让那些真正的残疾人和畸形人在影片中表演，尊重他们，一点也不歧视他们。我们还发现，其实那些身体正常的人比残疾人更恐怖。我们在朗•钱尼主演的很多影片里都采用了马戏团的故事。我的双手终于找到了赋予我的魔鬼们生命的理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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