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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3期（总第70期）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01日 17:07
目 录
●评委点评
白岩松在第六届百优电视节目主持人颁奖研讨会上的发言…
当今电视文艺节目主持人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第六届“金话筒奖”电视文艺类节目主持人评奖分析(胡智锋)
●报刊文选
张越在遗憾中慢慢收获(何东)
●评委点评●
白岩松在第六届百优电视节目主持人颁奖研讨会上的发言
首先恭喜大家！每一个阶梯向前迈一步，都离下一个目标更近一点。
最近一段时间，针对主持人的发展，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的确想了很多。金话筒奖，每两年评一次，每次都会有这样的沟通。其实，每次我都以一个汇报之心来给各位汇报一下这段时间在想些什么，希望每次讲的都不重样。
今年，从主持人的角度，我想得最多的是两个字——长跑。因为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在用短跑的方式做主持人，后来用中长跑的方式做，但现在我越来越感到：该用长跑的方式做主持人。
我想，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很重要的一点，出于今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2003年是《东方时空》开办十周年的纪念日。恰巧在这一天，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正式开播。那一天，真是感慨万千！因为十年好像就那样一晃而过去了，留下了很多，但好像又回到一个新的起点。
新闻频道对于我来说，是很多很多大目标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因此，当新闻频道正式开播之后，突然有一段时间比较茫然，下一步怎么办？我想，不管是来自国内的竞争对手，还是国外资本注入的，还是中央电视台自身的分拆，那种独大的局面，我不知道还能持续多长时间。但无论如何，新闻频道的开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不得不去想主持人长跑的问题。
做了十年主持人了，有时候总在想，我们为什么做？做什么？我记得８年前写过一篇论文，叫《我们能走多远》。我们的陈主任有一句话叫：走得太远，别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我想，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接下来，我要讲的很多东西都跟“长跑”这个概念有很大的关系。
前天，《北京晨报》的一位记者问我：你挑主持人(因为你现在做制片人了)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我说，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们能不能长跑。如果当我感觉他们只是一个短跑选手的时候，我不会挑这样的主持人。两年前，当我在做《时空连线》制片人的时候，有两个新人，一个是原来湖南《新青年》的主持人柴静，一个是更早时间进入《东方时空》的张泉灵。在这两年时间，他们都不断地在磨合，我也帮他们磨合着怎样去长跑，甚至不惜前一段时间主动让柴静去《新闻调查》。当时，我跟她说的是：你要接地气啊。我曾经跟她开过一个玩笑，我说对于污染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可能是书本上的很多数字，而对我来说，是淮河水的味道，是身边人们的生活状况，是淮河水的颜色。我说，这是不同的。你要做新闻主持人，就必须要去接这个地气。去年世界杯之后，我就开始挖沈冰，现在把她挖到了《新闻会客厅》。无论是当着她的面，还是当着媒体记者的采访，我都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个概念：一次主持人大赛或一个世界杯赛的报道都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机遇，但它又是非常独特的一种状况，它能让一位主持人一下子被所有的人都知道。然后呢？我告诉她，你在《新闻会客厅》可能要做一年到两年，但想要再恢复到世界杯时的那种人气，是很困难的。那么，是否就不做了呢？我说：做好了，你能做一辈子；做不好，世界杯就是你主持人生涯中的最高峰，你自己做选择吧。前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月都会跟她们谈，但最近谈得比较少，就是自己也在怀疑：你总跟人家谈，你凭什么认为你说的就是对的？最近，可能一直在思考关于长跑的问题，我觉得它应该是对的。
长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第一点，主持人的圈儿或者说主持人的行当，从某种角度来说，它是一个名利场。有很多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走进了主持人的队伍。我曾经听过很年轻的高中生说他们未来的梦想：歌星、影星、主持人。当时，我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因为我觉得主持人这个行当在过去的这些年里被时尚化了。在娱乐版里，有关我们的新闻好像比较多，被非常强大地时尚化了。这跟我在上大学时所学的一些东西，例如把主持人当作新闻把关人等等这样的一些观念有很大距离。
另外，主持人的工作，是一个今天可能受表扬、明天或许会遭批评的自己要不断挑战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名利场的这样一种客观环境，会对主持人群体，对你心理素质这方面的要求非常的高。而在目前中国，对主持人心理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很少有人去深入研究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名利场中，主持人怎样才能把握好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长跑选手。应该说，中国的主持人有它自豪的一面，也有它自悲的一面。自豪的一面就是由于电视的异军突起，在这２０来年，我们突然要填补很多很多的空白，所以机会很多，迅速成为公众人物，等等等等。而自悲的一面，就是拔苗助长的速度太快了。还有一点，在中国做主持人，自生自灭性非常强。这，我的感受太深了。只要你不给自己加压，你就随时都会掉队。因为电视这个大团队，在带主持人这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完整理念。
如果说第一个关键词是名利场的话，第二个关键词就是由谁来提升主持人。那天，我突然回忆十年前我走进主持人队伍的时候，我的身边是孙玉胜、时间、陈虻这一批电视界的大腕。他们已经憋了很久，他们有很大的东西要释放，所以这就成了提升我们这批主持人的最重要的因素。在１９９５年的年底，玉胜我们一块儿去马来西亚，他跟我详细讲到当时怎么把敬大姐给挖到评论部。就在他挖的过程中，蕴含着孙玉胜的一种眼光，包括原来在新华社的水均益，还有开始一直从事策划的小崔，后来也都被带了进来……就是说，有水平更高的人在提升我们这批主持人，所以我们成功了。这个成功虽然在别人眼里是打引号的，但在我这儿，我觉得这个成功是在临死前还可以念叨念叨的事。这是很幸福的！那个时候，是有人在提升主持人。但是不幸的是，到了这两三年，我突然发现，我们更多的职责是在提升别人。过去，我们评论部的梁主任跟我说：最早期的时候是强制片人、弱主持人，主持人处在被提升的过程中。可到了后期，演变成了强主持人、弱制片人。那么现在，提升主持人的又是谁呢?
前不久，我跟《南方周末》的原副主编，还有香港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一起，交流关于主持人的问题，从中得知：克朗凯特的撰稿人就在汕头，在给长江新闻学院讲课。而他曾经是CBS广播公司的副总裁，同时兼任克朗凯特的撰稿人，还是CBS员工手册的作者。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水平有多高。一个副总裁，却依然是主持人的撰稿人！这种提升的作用有多高！现在，我们的主持人当提高到一定的层次后，再提升他们的人就很少很少了，剩下的完全得靠自己的运气。能不能遇到在电视圈里更懂这个行当，能提升业内主持人水准的高人呢？否则，就得靠自己。所以我越来越觉得，中国的主持人是一个自生自灭的行当。你要是不始终提着一口气，想跑完长跑，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稍一泄气，就得下去。当我们还没有彻底社会化，没有彻底产业化之前，在传统的整个电视媒体里头，所谓对主持人的重视只是口头上的重视，而不是实质的重视。我觉得，对我们这批主持人来说，一个相当大的困惑就是谁来提升我们，恐怕这个责任又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自己的肩膀上。我们底下有很多年轻的主持人，我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去帮他们，我知道走这条路有多么的不容易。
第二个课题是，我们提升主持人的机制是什么?就中国主持人的研究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课题了，但却是必须要攻克的一个关。比如说，中央电视台应该有培训主持人的机制等等，但这在现在的体制下几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更寄希望于大范围的市场化，市场化了之后，主持人就会在性能价格比中扮演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市场这只手，对主持人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你这个主持人可以使这部片子卖4万，成本是1万，而另一个主持人可以使这部片子的成本是1万5(因为多给了主持人5千)，但是却可以卖8万。再换一个主持人，有可能使成本变成7千，但只能卖2万。那么，在这个时候，社会上以及各个电视制作公司对主持人的看重度就不同了。现在，但凡考虑产业化的电视媒体，对主持人都格外在乎。其实，现在各个地方台在包装主持人这方面的力度依然不够，有时可能对一个当家花旦或者当家小生投入的精力和重视度要大一些，但是对全台主持人这支队伍的发展路数往往缺乏系统研究。我觉得，这才是中国主持人目前发展的最大困境。谁来提升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提升？我见到太多的主持人，或好或不好的苗子，无情，流水，落花，自生自灭了。这里，不排除现有一些决策者的观念也在转变，但是背后还是有点跟不上。我觉得，这已经成了限制中国主持人向前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瓶颈。这是第二个关键词。
第三个关键词，我想是“言有物”。由形式的追求到你是靠嘴吃饭的人，说什么依然是我们的生命线，内容为王。温家宝总理前不久来中央电视台视察，最后给所有在场的主持人送了六个字：“言有物，人有格”。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这六个字更像是对我们的主持人说的。在这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主持人经历了一个由刻版，然后到僵化，再向个性和形式追求的一个转变过程。但是，我现在隐隐约约地预感到，我们对形式的追求，这股潮流恐怕要慢慢地降下来，要重新回到以内容和语言为王，回到对“言有物”这个方向的追求上，但它又应该是个性化的。
我越来越发现，身边有很多原来形式上非常优秀的栏目和主持人，逐渐在退出人们的视线，包括在很多文化领域，好像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正在产生一种新的回潮。我觉得这种文化回潮，就跟几年前大家看长篇小说好像很少，但是突然这几年，长篇小说又悄悄地起来了。还有很多现象，比如电影和电视剧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原来一味地追求形式，现在也重新开始追求内容了。在电视界，我相信以后这几年内，这股潮流会慢慢地向以内容为王的要求回潮。这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但我觉得它是对的。形式，毕竟是外在的。前不久，我看过台湾的一个统计，说台湾过去十几年里曾经排在最前面的，它们被淘汰的速度却是最快的，此起彼伏。而那些以内容为王的，发现它们过了十几年后却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好，它们的淘汰率并不高。
在长跑的过程中，不排除随时会有人走进这支长跑队伍，他们由于刚加入，可能会跑得很快，但要是长跑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乱了脚步。那么，你如果跟着那些突然插进来的打算短跑的人，用他们短跑的方式去跑步的话，你一定也会跟着他们一起退出长跑的阵营。我觉得，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长跑，要讲究长跑的节奏。我不知道主持人的淘汰率大家有没有统计过？我一直渴望拥有这样的数字。上期做《中国周刊》的时候，有一个关于企业的统计数字，说做了十年的中小企业，留下来的是14 %多些。20年后，却只剩下了8.5 %。这是日本。我想，在中国的淘汰率比它还要残酷。那么在中国，主持人的这种淘汰率是多少？就是说做5年的，做10年的，然后做20年的，淘汰率有多少？现在，我们好像依然是青春当道的主持状态，但是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和我们的这个时代，正在一步一步地向着中年挺进，它要求从业人员做的时间更长一点。社会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你看，现在社会上新追求的一些东西，跟前些年相当浮躁的状态比起来，显得相对平静一点了，成熟一点了。有一种东西正在悄悄地重新回来，但已经不是原来的那种东西了。那种刻板的、枯燥的、说教的东西当然行不通了，但现在要重新回到以内容为王，所以总理这次说的“言有物，人有格”，我觉得挺像是说给我们这些主持人听的。
做主持人，你首先得明确究竟是想做短跑，还是长跑？有些人进入主持人的队伍，原本就想拿它来做一个很短期的青春投资，然后再做其他打算。我觉得，这也很正常。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其道理和合理性。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不善于和习惯于说别人的不对，只坚持我自己认为对的就行了。不同意别人的方式，但尊重别人的自由，或者说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但维护别人说话的方式。应该说，这些做短跑的人依然给主持人这池活水带来不少新的东西。但是，中国主持人队伍要一步一步走向成熟，能不能靠这样的一种短期状态？我想，还是要把它当作长期的事业来干。
第四个关键词，我觉得是“个性”。现在的社会，重新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对个性的追求。中国的杂志现在是8600多份，报纸将近3000份。中国所有的传媒中，对受众的细分，分得最细的是杂志，杂志是最先引领中国传媒分众化的一个传媒。电视，同样也是这样。我在两年前，曾经讲过电视栏目的分众化问题，现在我越来越感到主持人的分众化问题，如何吸引属于你的这批受众。我觉得，那种“万人迷”的时代结束了，现在是一个喜欢你的人和不喜欢你的人黑白分明的时代。然而，你是不是就为此而产生心理波动呢?没有什么可以波动的。在主持人的花园里，应该有一百朵不同的花，而不是一百朵同样的花。但是，主持人的分众化跟栏目的分众化又不同。栏目的分众化可以细分，而主持人的分众化，要是你原本就不拥有这个东西，由于受众的需要，你愣是给他，这挺违背常识的。主持人，归根到底，你原本是什么样的，最后展现出来的也就是什么样的。在短时期，你可能会有各种表演，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因素，但长期下来，你做的还是你自己-----一个非常真实的自己。与其这样，一开始还不如就不表演，否则你的转型会很麻烦。我一直觉得，主持人是一个“路遥知马力”的行当，它的受众群是一点一点累积下来的。
最近，孙玉胜总编在出书之前跟我聊过一次，我说了我的一个观点。我说，主持人走进受众，需要4个器官：先是眼睛，然后是耳朵，接着是嘴，最后是心。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大家首先是在屏幕上看到的，是用眼睛看的；接着，进入到耳朵，听他说些什么。我觉得，耳朵是开始正式进入受众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如果在入耳这方面有了些成功，别人就可能用嘴来关注你，开始用嘴来传播你。然后，再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他就可能用心来接受你，接受你的一言一行，等等。不要总以为我们出了书，别人才能从你书里了解到你的喜怒哀乐，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用。每一个节目都是你自传中的一个章节。其实，所有的观众，通过你一期又一期的节目，在他的心里已经为你写了一个自传，而且那个判断比你自己写的还更准确。我一直认为，好多观众对我的了解可能比我对自己的了解还准确。这就是受众用心接受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对主持人来说，恐怕要一步一步地去下走。开始的时候，不妨多做些尝试。现在，那种万金油式主持人的时代正在消退。这个迹象，我们一定要注意。朱军的成功是做《艺术人生》的成功，而不是做综艺晚会的成功。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持人，跟他开始做《艺术人生》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栏目里，他个人的喜怒哀乐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舞台上我们对朱军的了解，和看完《艺术人生》后对朱军的了解，是不一样的。那么，对那些特别宽泛的，什么今天做文艺，明天做新闻，后天又做经济，好像什么都能做的主持人，现在能在我心目中留下痕迹的几乎没有。这就跟现在的报纸一样，一版是要闻、二版是经济、三版是文化、四版是体育等等的那种报纸基本上卖不动了。今年，是中国传媒最大的一次改革，综合类的东西会越来越麻烦。这个时候，主持人就需要对自己有一个细化。
我觉得，主持人的生涯是需要设计的。然而麻烦的是，由于整个机制不够提升，那么，我们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自己得清楚。主持人这个行当一定要自己尊重自己，自己提升自己，自己给自己合理规划。不是说我们要争些什么，而是说如果你不去争取，那么这条路真的四处是叉路，你都不知道往哪儿去。我觉得，中国主持人队伍在传媒中应该是自己得非常清楚的一个队伍，否则，这个队伍和这个事业很难做好。说句实话，我从刚加入《东方时空》那时开始，基本上没太变，一直在做新闻，但中间也曾经飘悠过，也曾经参与过主持文艺晚会。小水也曾经参加过长春电影节，一闷棍给打回来了。我做体育有些例外，后来之所以去做奥运会，是因为中央电视台当时第一次尝试大型直播，就是用总控的方式报道奥运会。这对我来说，更多的不是内容，而是新闻直播的状态。我也曾做过文艺晚会，也做过青少节目等等等等，现在不行了，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坚持说“不”，每个月都会有一些说“不”的机会。因为这是两回事，而且容易破坏你的某种形象。比如《新闻会客厅》，我说你要知道，要是哪一期节目的嘉宾选择不当，就会稀释别人对你的栏目正在形成的一种印象。你在这个栏目中要做新闻当事人，可是如果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没有什么新闻的名人在你这里出现，就会让人原先已经积累的“新闻当事人”的印象逐渐模糊了。所以我说，我们的选择是以新闻作为前提的名人优先。
做减法，是我这十年当中特别在乎的一个东西，无论是提问、采访，还是主持人生涯的设计，其实都是一个做减法的过程。你只有把减法做得非常精确了，你得到的东西才是精确的。我觉得任何成功，主持人也好，栏目也好，全是概念的成功。如果在人的头脑中形不成一个概念，就比较麻烦。那么，你的概念是什么?比如说，一提小崔，你就乐，这就是小崔的概念。然而，这同时也是小崔比较麻烦的，他想不乐，别人就不接受。所以，我觉得头些年我们可以广种，天女散花，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就要把心往回收。
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一切，都跟“长跑”这个词有关，都在“长跑”的这个大框架下。这里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今天时间比较紧，以后有空慢慢再聊。如果你真的想长跑，那么，长跑是有它的方式的。要知道，干我们这个行当，是一个永无终点的接力赛，一棒一棒往下传，永远没有终点。这么一想，你就踏实了，不要总想着你去撞线，没戏！那条线永远没有头。但是，你必须长跑，长跑就要有长跑的节奏。人家说，最难跑的比赛是中长跑，四百、八百、一千五，太难跑了，尤其是四百和八百。你是用短跑的速度，还是用长跑的速度？我们现在可能都处在这样一个坎儿上，用中长跑的速度迈进。在座的大家都是百优了，这个时候对你的要求，就不再是一个短跑选手的概念了。那么，中长跑你怎么跑?是用百米的速度，还是用长跑的节奏?就中长跑而言，我觉得要有阶段性的目标，而且要十分清晰。从中央电视台现在的调整来说，制播分离将在未来这一年里，很快就要蔚然成风。中国的改革一般都是自下而上的，可是中国传媒的改革却一直是自上而下的。对于干我们这行的人来说，其实，机会越来越多，而风险也越来越大，流动性越来越强，别人对你的出彩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品牌的概念随着市场化之后会越来越强烈。我总感到，用不了两三年时间，中国将会有一批有身价的主持人，名码标价的主持人，估计要两到三年的时间。如果中央电视台现在推行的制播分离进展比较快的话，我觉得最长不会超过五年。中国的主持人会有身价，因为它大量的市场化了。当然，有了身价之后，这种竞争压力的调整也会越来越高，我觉得，这是主持人的一个黄金发展时期。我恰恰不是悲观地看待这件事，对这一点，我是特别乐观的。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对这个长跑的概念，过去我没有系统地讲过，今天算是跟大家沟通一下，权且听之。
当今电视文艺节目主持人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
——第六届“金话筒奖”电视文艺类节目主持人评奖分析
/胡智锋
文艺类节目主持人在主持人队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也是社会影响较大的一个群体。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类节目主持人往往是电视媒体最重要的形象标识，也是最有观众缘的电视屏幕形象。近几年来，随着谈话和新闻评论等类型节目的迅速崛起和繁荣，文艺类节目主持人独霸天下的局面受到很大冲击，但在各个电视媒体当中，文艺类节目主持人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从整体上看，这类群体的影响力和功能地位有相当的削弱，但并不意味着这个群体的重要性和发展空间日益缩小。本届参评主持人的表现在关于文艺类节目主持人如何拓展空间、释放其能量等方面给我们带来了若干启示。
一、参评的基本情况
本届文艺类节目主持人评奖，中央和省级台参评51名，分布在25个媒体和制作机构，城市台参评9名，分布在7个电视媒体。其中女主持人占大多数，约为参评人数的2/3，年龄基本都在40岁以下，30岁左右人数最多。经过几轮的推选，最终中央和省级台有5位进入金话筒提名，城市台空缺。从总体情况来看，本届参评主持人以及其所在的电视媒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1.文艺类节目主持人的突出，与其所在电视媒体的投入有直接关系
明显的，中央和省级台比城市台更占优势。主持人自身条件差距未必很大，但由于投入的不同，制作条件的不同，呈现出电视屏幕效果明显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益智游戏类节目，中央台《开心辞典》中王小丫的形象非常突出，这得益于央视演播室的设计非常精致，音响、音效、布光、背景的设计制作在国内同类节目中绝对一流，这对王小丫的主持人形象的塑造起到极大的提升作用。而一些城市台，主持人的表现和潜力也不错，但明显投入不足，很多节目的环节如演播室、背景、灯光、音效等等方面较为粗糙。同类的还有如北京电视台的赵普，湖北电视台的官琳，上海电视台的陈蓉等之所以较为突出，也明显可以看出他们所在电视台在文艺类节目投入上比较充足和到位。
2.文艺类节目在中央台和省级台受重视程度不同
此次城市台之所以没有进入金话筒提名，除了其他原因，也大概能看出文艺类节目在中央台和省级台相对而言占的比重较大，受重视程度较高；而城市台无论是参评的人数还是获奖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可能与文艺类节目在城市台所占的比重、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较低有关。从参评的中央和省级电视台来看，不少节目在其所在的电视台或制作机构都是地位颇高的，是排在前几位的重要节目或者栏目，而这些主持人也因此成为该台的当家小生或当家旦角。
3.女主持人占绝对优势，男主持人总体较弱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文艺类节目女主持人通常是占主导地位，这一类节目的男主持人的缺乏并不是现在才暴露出来的问题，但从本届来看，情况更为突出。以中央和省级台来看，女主持人38位，男主持人只有13位，这个比例的失调，一方面使电视文艺节目阴盛阳衰的局面继续扩展和蔓延，同时也使文艺类节目理性的成分较为缺乏，这样下去，对于文艺类节目整体包括文艺类节目主持人的整体发展都是不利的。
从以上三个特点可以得出：如果城市台节目主持人要获得更好的成绩，电视台须要有较大的投入，要给主持人更大的支持和重视，同时特别提出，要加大文艺类节目男主持人的培养力度。
二、对参评节目的分析
从参评节目本身来看，有完整的节目和节目组合两大类：完整节目包括特别节目和常规的专栏节目；节目组合是指不同类型节目片段的串联。从这两类参评节目当中，可以看出，完整的一期节目，节目本身的知名度、影响力、制作质量和视听效果对于主持人的形象塑造至关重要，如果上述各个方面都很出色，主持人获奖的机率将大大提高。当然，单期节目参评也有相当的风险，如果上述某一项指标不够到位，则可能影响主持人的获奖机率。节目组合的优点是能够多方面展示主持人的形象、作用和能力，给人带来斑斓多姿的色彩，也可以回避单期常规节目各项指标不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节目组合的缺憾在于零碎不完整，这很难检测出主持人在常规节目中的表现。为什么文艺类参评节目会出现这种不同的类型?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主持人参与节目、栏目过多过散，不够集中。很多参评节目主持人在各自的电视台同时主持若干个节目栏目，但很难专注于一档节目，这可能是个人原因，也可能是电视媒体的原因。不管怎么说，过于分散的节目栏目，使得主持人很难集中精力专注于一档节目栏目的精心制作、做深做透。二是常规节目不够精彩。这也看得出来，常规的文艺类节目模式较为单一，制作套路大同小异，很难给主持人个性魅力的充分展现提供足够的空间。很多参评主持人可以感觉到他个人的某些小段落的精彩，但整体魅力不足，特别是节目的组合会出现一些问题。综上可以看出，这两类节目各有优劣，但我们提倡常规节目的参评，当然节目组合的参评也可以接受。
三、从参评节目看当今中国电视文艺节目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从参评的文艺类节目主持人所依托的文艺节目类型来看，出现了以下几个趋势和特点：
1.益智游戏类节目比例上升引人注目
对中央台和省级台的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5档，占参评节目的1/3以上为益智游戏类节目，仅进入金话筒提名的就有王小丫和官琳。益智游戏类节目是娱乐游戏节目在近几年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它克服了世纪之交游戏娱乐节目当中的许多肤浅、庸俗和无聊的负面问题，吸引了知识类节目有益的一些元素，游戏的方式、包装有一定知识含量，在样式上借鉴了台港及欧美等较为成熟的同类型节目的创意和设计，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好评。这当中，中央台王小丫的《开心辞典》、湖北台官琳的《幸运智多星》等较为出色。这是此次参评的文艺类节目主持人和文艺类节目当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但应注意的是，一种类型节目火爆走红的同时也同样蕴藏着相当的危机，如同时装一样，潮流总是不停的在变化流动之中，所以如仅满足于跟风、克隆这样的节目，满足于做此类节目的模式化的主持，都可能在不长的时间里遭遇危机和挑战。因此，在模式化创意与设计中，加入个性化的元素，是这类节目继续发展应该注意的问题。
2.传统司仪式的主持较难突破
司仪式的主持主要体现在传统晚会节目等特别类型节目当中，就像新闻联播的播音员，很难突破。作为各电视媒体台柱子的司仪式主持人要突破赵忠祥、倪萍所打造的基本模式，的确有相当的困难。从目前报送的节目来看，1/3左右参评节目主持人主要扮演的还是司仪的角色。令人欣喜的是，为数不多的几类优秀主持人在这方面力图找到新的路子，如北京电视台的赵普，一方面作为北京地区希望工程形象大使，有着良好的社会形象，另一方面，在常规的晚会型节目《公益歌曲大擂台》当中，加大了与现场参与者的沟通力度，在现场氛围的营造、嘉宾和观众的互动及整体节奏的把握和控制等方面，掌握得较为到位。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任何节目不同的情形当中，他都能保持自身健康、朴实、进取和热情的公益大使的形象，在情感情绪和理性的概括归纳判断的关系上，尺度火候把握的非常适度，避免了或者背台词，或者摆样子，或者情感暴露过度、激情过度，或者归纳概括理性过度这样一些在传统司仪类型主持人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是很困难的事情。赵普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从整体上看，刚才上述的传统司仪式主持人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这种节目类型的限制，特别是在肩负了各种宣传任务或者推广任务的时候，的确很难有所突破，所以尽可能地在传统司仪的模式中，协调好情感与理性、情绪调动与归纳概括、自我个性的发展和参与观众的充分调动等各个方面，做到均衡适度，把握好分寸，是这类节目主持人应该注意的问题。
3.谈话和专访的元素及节目数量大大增加
以《艺术人生》为代表的综艺谈话节目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电视最强势的品牌节目。与《艺术人生》相似，一批综艺节目在传统节目表演和串场的基础上，加入了谈话和专访的力度，谈话的语言秀和即兴交流、专访的背景信息和理性深度等元素渗透在综艺节目中，使综艺节目的时效性、信息量、背景的深度广度等得以拓展。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毕铭鑫主持的《乡村大世界》节目，上海东方台程雷主持的《家庭演播室》等节目在这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使我们在看到常规表演节目、综艺表演节目以外，得到了更多的信息，感受和体验到更丰富的内涵。
4.戏曲音乐类节目参差不齐
戏曲和音乐在文艺节目系统中占有相当的比量，此次参评的节目大约占了1/4左右。戏曲音乐本身的艺术样式具有相当的视听感染力和冲击力，成为电视文艺节目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参评的节目来看，有几档戏曲音乐节目栏目具有相当大的成就和影响，如河南电视台的《梨园春》，安徽电视台的《相约花戏楼》等；音乐节目相对较少。而除了这几档品牌节目栏目外，有些台报送的戏曲音乐节目栏目水平质量较低，在整体上看水平相差较大，参差不齐。
5.在人和节目的关系上，出现多样化的趋向
有些体现为人强节目弱的特点，有些是节目强而人相对较弱的特点，有些俱强，有些俱弱，还有人与节目出现一般化的情形。一些有较高知名度的主持人或者有较高水准的主持人明显的带动了栏目的水准，有些是名牌栏目但主持人相对较弱，这两种情形是最普遍的。
四、对文艺节目主持人发展趋势的评析
首先是对此次参评的节目主持人显示出的优盘品质的肯定。
此次参评的主持人，从整体上看，大多具有文艺节目主持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从一些获奖者的身上，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优点：第一是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气质。不论是王小丫、赵普，还是官琳、陈蓉、毕铭鑫，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形象气质，个人形象健康、清新、质朴、热情。第二是有较好的社会形象、社会责任感与参与感。王小丫得到了各个阶层观众的普遍好评，待人亲和，有亲切感，懂得尊重人，在她的言谈举止中充满了对人的关爱。她注意视野里的每一个人的存在，不论嘉宾、现场或场外观众，都能感受到她内心的善良和诚恳。赵普作为北京地区的希望工程形象大使，主持公益歌曲大擂台等栏目。这位经过部队熏陶过的主持人，军人那雷厉风行和坦率率真的精神气质渗透在他节目的每一个环节。此外，官琳的大方、陈蓉的大气以及毕铭鑫的随和都赢得了很好的观众缘。第三是媒介角色的准确把握。他们作为特定节目栏目的需要，准确而充分的体现出节目栏目的宗旨和定位。总之，个人角色、社会角色和媒介角色的较为协调统一，使他们塑造了自己主持人的良好形象。此外，语言的干净、即兴的应变能力和现场沟通交流能力以及对整个节目场面的驾驭和节奏把握都是称职的。
其次，此次参评的节目主持人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个人角色的不适当表现。有些主持人在节目栏目中过分炫耀自己某一方面的才艺，甚至一档节目半数都是自己在表演，变成了自我炫耀、自吹自擂，甚至是自恋式的表演。这种不适当的自我表演，不仅不能引来观众的佩服，反而影响了观众的参与甚至令人厌烦。
2.现场控制能力较弱，有时出现失控局面。有些主持人在与嘉宾和现场观众的交流中，不注意节目的把握，尤其是对嘉宾和观众的适度控制过于随意，结果影响了节目节奏，也不利于现场氛围的营造。
3.社会角色的不恰当扮演。有些主持人在节目中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份、年龄和性别，如与长者交流时不够敬重，与异性交流时不够自重，与普通人交流时不够谦和，与身份高的人交流时又缺乏自信，这些都影响他正常的发挥。
4.在语言驾驭方面缺乏一定的弹性和个性。面临不同情形和场景，不能随机应变，根据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语言方式。在语言语气的把握上，在用词上，在叙述和评论中有照本宣科之嫌，缺乏天然本真的个性化的语言。
5.在姿态上尤其是表情、动作等方面也有不适当的表现，尤其是一些游戏娱乐类节目中，主持人过分的搔首弄姿，几近庸俗。
以上是几个存在的问题。下面提几个建议：
1.个性的适当展现。如果生活中是一个比较夸张的性格，那就应在屏幕上
适度收敛，而相反，则需要适度夸大。
2.学会做人。这不光是在生活中而且也要在节目中显示出来。应当学习倪萍，注意到哪怕是角落中不显眼的一个观众，把你的眼神、你的问候、你的关照和尊重送给每一个现场的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
3.学会控制节奏和控制场面。尤其是遇到不可预测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也就是离开了节目原来设计的轨道的时候，应处变不惊，寻找能够驾驭和控制的对象，调节节奏和场面。场上过热，节奏过快，则应适度放缓，而场上过冷，甚至出现失误，则应迅速转移话题，提高热度。
4.学会作秀。主持人的语言、表情及动作是不可等同于生活当中的语言、表情和动作，适度作秀是必然的，这里除了个人化的才艺表现，还要靠与现场嘉宾、现场观众寻求共同关注和关心的问题，或者找到现场正在发生的某种情形引发联想，做一些既相关又跑题的议论，或适度夸张的表情动作，自然而然的形成某种情绪、情趣、氛围，这将有利于节目可视性和传播效果的提升。
总之，当今中国电视文艺节目主持人的发展，既受到客观传媒环境的限制，也受到主持人主观条件的影响。文艺节目主持人要大有作为，还需从各个方面作出艰苦的努力。
●报刊文选●
张越在遗憾中慢慢收获
/何 东
将近年底，每隔两载才评一回的广播、电视最高级别的“金话筒”奖，经过国内那么多电视台、电台主持人一番激烈角逐争夺，终于颁下来了。第六届“金话筒”奖的结果既在意料之中又有让人意外的：张越和刘建宏，眼前都不“秀”得那么抢眼。既不娱乐游戏又不紧跟时髦秀，他们二位主持人能荣获大奖，真让我大吃一惊。
数年之前，张越刚在央视《半边天》露出头脸，那时她口若悬河、咄咄逼人，聪明、口才全贴在她脸上。可在1998年到2000年，张越忽然踪影全无。到2000年底，她开始主持一档访谈节目，这访谈一步一个脚印渐入进寻常人家：工人、农民、乞丐、流浪者、患者、残疾人；节目就这样一直持续着，没有爆彩、没有喧哗、没有表演。近三年坚持下来，过去曾经那般话语嚣张甚至手舞足蹈的张越不见了，而今天的张越，姿态愈发趋向淡泊，言谈当中的尖利与修饰也越来越少，很显然，她的主持风格已经在低调于下里巴人的访谈过程中得到脱胎换骨的蜕变。如今，张越几乎很少见在热闹媒体上“抛头颅洒笑脸”，她却经常在北京和外地的街头市井中被三教九流指指点点。同时据我在对央视另一些资深主持人的采访中了解到，张越的民间访谈在电视圈内，也得到了很好的口碑与公认。
那么，已经捧得“金话筒”的张越，她这三年以来，自己心里又留下了哪些遗憾困惑和收获呢?
“叶落城市”背后的故事------良知的尴尬：我们到底应该牺牲哪一头?
2002年3月8日，张越被邀请到CCTV.COM与网友聊天并回答问题。刚开场和大家还没聊几分钟，网页上忽然飘来一位“叶落城市”(以下简称“叶落”)的网民，于是张越立即弃众网友提问而不顾，直奔“叶落”就一对一热聊起来。开始其他网友还不解其意，等了一会儿，看她们俩就像打暗号一般你来我往，于是众人大为不满不断质问：“你什么意思?”“怎么不理我们了?”“你怎么只和她一个人聊?”“‘叶落’是什么人?”
时至今日，还有央视网站的人向张越好奇发问：那“叶落”到底何许人?你怎么去年聊着聊着就不理别人了呢?张越淡淡一笑岔过不再多说。其实，“叶落”一直都是张越心头的一个伤口。2001年初，《半边天》“张越访谈”刚刚开始不久，“叶落”就打电话到节目组，说要替自己的一位朋友说说过去十年的个人经历：包括她先被拐卖和一个陌生男人生了孩子，之后再逃跑，又有一段时间在舞厅坐台，再后又离开舞厅外出上学、重新恋爱、重新找到稳定的工作……说到动情处，接听电话的策划忽然直问：你是不是说的就是你自己? “叶落”犹豫一刻说：是。于是策划问她愿不愿意到节目里谈谈她的人生。
忽然遇到这样一个难得的选题，最初张越非常兴奋，因为在“叶落”的叙述中，其实正浓缩了许多农村年轻女性从一个封闭环境里挣扎着走进城市既曲折又苦痛的人生过程。可随后进入节目实际策划中，张越又有些顾虑起来：因为“叶落”在当时已经稳定的工作生活环境中，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过去，而她已有的经历，又会被通常的社会习俗认为是人生背景过于复杂。明明知道这是一期非常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同时又极具震撼力的好节目，可张越也在隐隐担心：如果真让“叶落”在节目当中完全打开过去，她会不会因此失去稳定的工作及生活环境?在只为拍摄一期好节目的情不自禁当中，球最终又被踢回“叶落”自己怀里：这么拍节目你怕不怕?而“叶落”的回答则非常坚决而肯定：我总不能永远做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我就想完全真实地说出自己，我想给自己的过去留一个光明磊落的见证，包括拍侧脸、打逆光、化名都不用，要说我就不用任何遮蔽堂堂正正地说出自己，我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和人到底能不能真正接受我！
节目录完之后果然反响异常强烈，包括许多观众来电话和来信表示同情、表示理解、想要帮助等等；但更具体的是“叶落”随即就原地蒸发，打电话、去信，就泥牛入海无消息了。于是张越最初的担心一天一天成了心病：如果仅仅从一个传媒职业人的角度冷静地看待这件事，既然当事人自己愿意做，而且这个节目很有内涵很有价值那就应该这样去做；可假如抛开所谓的职业角度，仅仅进入个人责任，设身处地要为每一位嘉宾负全责的话，这期节目还应该录吗?越往深里想，张越和她的搭档们就越摆不平自己，不想去碰，可又无法忘却：她现在到底在哪儿?情况怎样了?于是张越就像干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而且还不能跟别人随便说起。
于是才有张越在央视网站上与“叶落”巧遇的一幕，那一晚，她已经顾不得什么其他网友了，她更急切地想知道“叶落”消失之后的一切。“叶落”当晚的回答一如张越猜测的那样非常糟糕：节目之后，她很快即被单位不提原因地开除了，接着她就被议论、被指指戳戳、被众人唾弃，直至无法忍受到想要自杀……她问张越你怎么还记得我?张越说：我当然记得，你已经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直到哪一天你情况完全好了，我们的伤口可能才算愈合。总算重新接上了头，张越心里多少得到了些许安慰，但仍然对“叶落”的今后提心吊胆。好在之后的一切虽然有所反复总还算比较喜剧：“叶落”换了地域换了工作，仍然被人认出而且继续招致非议；再换工作虽然有人议论，但终于得到了直接领域的理解与担待，她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接着又遇上能理解她过去的爱人恋爱并且结婚。
事实上做媒体的经常得面对这种职业角色和个人良知的矛盾，很多内容能让节目出彩，却未必对嘉宾的处境有利，这样面对小民人生的节目更得小心。再精彩的节目也仅仅就是一期节目，是要一期好节目，还是毁了人家好几年甚至一辈子，孰轻孰重?答案其实很简单，张越说：“我也不止一次接受过别人采访，我也曾经面对媒体不知深浅说过一些本来只能搁在心里的话，我也有过不该有的失态或言语过激，每次事过，我都希望对方能保护我，不要把这些东西全都公告天下，但往往事与愿违，本来的言语失当，之后却被蓄意夸张并公诸于众，而且这种情况不止一次。遇到这种互占一半责任的尴尬，我心里会非常非常难受。但再怎么难受，损失对我也不过就是一点小小的面子问题，远远没有达到像“叶落”那样危及生存、影响爱情的程度。所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退后一步想，我既然希望别的媒体尽力给我保护，那我就更不应当在同样的事情上去有意或无意伤害任何一位嘉宾。人家想找我说、肯跟我说，我却祸害了人家的生活，那我成干什么的了?因为要保护嘉宾而损失或者放弃一期好节目，心里当然会留下很大遗憾。但既然做电视你就必须接受和习惯这样的遗憾。职业荣誉是很重要，节目质量也很重要，可还有什么能比一个人的安危祸福更重要呢?
节目的诚实与主持的诚实——“职业化的推心置腹”一直都让我最为恐惧和警觉
有很多走进“张越访谈”的普通百姓，由于种种个人原因或生活原因，她们会产生这样和那样的障碍、疾苦、困境、艰难，而且有好多人也许一直都找不到一个能真正陈述倾诉的出处，这样时间越久，一切就可能会在这个人心里拴成一个疙瘩。可当嘉宾接受访谈上了节目，能把自己的苦衷或困境真正倾吐出来，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嘉宾通过交谈达到了诚实的宣泄，或者说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把自己的人生起起落落前后整理了一遍，因此就可能在无意中获得了一次情绪上的调适或说是自我校正。当然也有人因为节目播出之后，很快得到了来自外界的帮助，包括生存环境的直接改善。可张越说：“我们的访谈从一开始就不接受带有任何直接利益目的的嘉宾，除非有人把谎撒得太圆蒙了栏目所有的人。至于有人通过节目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改善，那也只能算是访谈的副产品。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希望每一个来上节目的嘉宾，能获得那种不能直接换成利益、往往又是肉眼看不见、个人心理状态真正往好里改善的趋势。也有人来信会说自己经过访谈，人生就完全改变了。但我基本不确认这是真的，生活没那么容易和简单。我从不相信一期节目就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电视虽然现在仍是强势媒体，但它的实际影响力我仍然认为非常有限。”
然而，即使本来感觉非常敏锐的张越抱着最诚实、坦率的初衷，即使有策划、有编导、有摄像层层把关在前边拦着，照样会有偏离良好初衷的节目偶然播出。或者是由于张越本人在访谈过程中的判断、能力、发挥问题；或者是由于对方的种种主观、客观原因，结果就会录出极个别一两期有点问题可又说得过去但总有点让人心里别扭的节目。可事已至此，远近出差的经费全扔进去了，吭吭哧哧心里不想播但播出周期又迫在眼前，于是为了让节目更“好看”一点，就通过种种电视手段去掩饰、烘托、拔高，终于节目出现在观众眼前也似乎看得过去了。然而既然已经将诚实作为节目的起始出发点，所以从策划到编导到张越本人，每逢这种情况心里都会特别窝囊和难受。因为毕竟是大家合谋共同对观众玩了一点猫腻，而且是好是歹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有数。
“尽管是偶然中的偶然，一碰到这种情况我不但自己不看播出，而且我希望像这样的节目它根本就别有收视率。所以上帝保佑没人看见、听见才最好，这样我就算是开脱了自己，其实最后还是开脱不了，这种时候心里最难受而且无法原谅自己。”
做电视主持人最可能出现的还有另一个心理危机：被动的职业反应；而作为一对一谈话的电视主持人，更可怕的还是“职业化的推心置腹”。现在的电视谈话节目越上越多，所以有脸无心的“推心置腹”也更是屡见不鲜。
前几年，张越曾经接受邀请去美国访问并且旁听了CNN电视台一场脱口秀节目，现场的女主持人非常有名，她主持的那档一天一小时的直播节目，已经整整十几年时间。在现场，张越亲眼所见种种技术上的先进与场面的漂亮：作为观众的张越也看出了女主持精致的熟练与习惯性的准确无误，的确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好主持人。节目看完之后，有美国陪同问张越要不要跟主持人拍张合影?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但被张越当即谢绝。面对美国人的吃惊，张越说出自己的理由：她对自己主持的节目只有熟练而没有热情，她对所有被采访的嘉宾完全漠不关心，我敢保证她前脚跨出演播大厅，后脚就会把刚才所有的人都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不喜欢这样的主持。当时陪同点点头，可转瞬随即反问：她十几年来每天主持一个小时，你觉得她如果永远热情洋溢她还活得了吗?当时听了这话，张越心里不由“格登”了一下：是不是人在长此以往的工作过程当中，就只能做一个职业人?而不是做一个热血沸腾的人?换而举例到极端，如果一位名医做了十几年之后，就只能剩下了医道而完全丧失人道，那么患者岂不全成了木头人?所以这次美国CNN的现场经历，从此也在张越心理上留下了一种巨大的恐惧与犹豫：第一害怕自己某一天也会失去热情、兴趣与关注；第二是如果自己将来激情减退而技艺熟练，完全可以将节目“操作”继续的时候，还该不该硬撑着维持下去?
而恰恰就在“张越访谈”开播之后仅一年，同样的“格登”就真的轮到了她的身上。当时节目组一位策划直言不讳地警告她：你最近节目有点做油了，你表现得很会做，你在提问的同时就好像已经知道后边该如何和怎样了：看！一切都不出我之所料，她该这样说，我该那样问，于是“轻舟已过万重山”，通过这样或者那样几个问题，然后归纳出那样一个结论，OK！就算熟练地完成了一期节目。在你采访当中，已经潜伏了这种可怕的苗头。
“当时我听了这话之后心里非常恐惧。我原来最怕的事情已经感染上身。好在因某种契机节目出现了新的高速，新的操作方式，所有已经熟悉的习惯方式完全都被打碎重来，于是节目和嘉宾又变得陌生了、新鲜了。可我也只能说我现在仍然对节目抱有热情、兴趣。但实际上，‘职业化的推心置腹’一直都让我最为恐惧和警觉。”
电视主持可能出现的误区：不自信与自信的交叉换位
张越从1995年进入央视开始当主持人，当时的她是那样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所以没过多久她就相当红了。甚至很多人对她的认知还是从那时开始的。但在当主持人之前，张越的人生缺欠就相当明显而突出了:出家门上小学，然后再出校门进另一个校门，一直到大学又学文学。所以她那时基本上是书本知识大于人生常识。也因此她刚做主持人头两年就什么都敢说。
那时的张越对当主持人比谁都自信。她就像一个好奇而能说的孩子，一下子被领进了随便说话的大观园，并且很快就成了央视几大话痨之一，她不单在自己的节目里说，而且还走街串巷进入各个其他节目充当嘉宾帮着别人说，与专家学者谈、与名人明星谈，讨论、争论、辩论。那时她蹿红的程度简直就有点像发烧。幸好张越骨子里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所以到1998年，她已经对自己的能说开始感觉到有点厌恶了，同时也对已经“当红”感觉相当无趣，甚至还一度陷入了很深的精神空虚。于是她忽然离开节目，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静入沉默。
经过之后整整两年的“闭关自守”，从2001年初，她开始进入一档目光完全朝向人生的寻常人访谈，恰恰就是在这最近两年，她过去心理上的优越感却彻底被颠覆了：接触到基层的人越多，她先前曾经的骄傲与自得，就显得越发浅薄。甚至一度，张越对自己还能否做好一档全新的谈话节目都感到有些胆怯和恐惧，而这恰恰是她从前那种自信所根本没有过的。好奇和敬畏越深，真正的谈话才能越往人心的深处走。因此尽管过去曾经的优越自信在张越的访谈之初轰然倒塌，可一种更结实的自信却在她心里悄悄建立起来。三年时间和众多百姓交谈下来，张越不禁对自己也对职业感叹道：“比方以前老有一种观念，说主持人必须是知识型、学者型，主持人就应该对自己谈的人和事情全懂。实际上电视人不必什么都懂，事实上谁也不可能全知全能，但这并不是谁主持不了一个节目的真正障碍。就算你活得再丰富，你脑子再智慧，可突然有个人出现在你面前，她的活法跟你完全不同、她的生存环境包括人生际遇也跟你天壤之别，还有她的个人选择与感情脉动整个过程都跟你根本不一样。也许任何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都可能是一个谜。但也不必因此感到害怕，这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我觉得做访谈的前提就是我希望我有热情想去了解一个人的内心过程。对有的人我可能多少能探寻到一点儿，也有的人我几乎是无法探寻的。但只要我始终能怀着很大的好奇与敬畏去感受对方，这就足够了。只要能真正放下内心的武断和优越感去进入这个过程，就肯定能从中有所获得。尤其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校门进又校门出书本严重大于生活的人，做这个谈话节目，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不断映照自己的过程。原来自己凭书本建立的规矩，你会发现往谁身上套都不适用。所有的理念可能搁在不同环境、不同性格、不同经历的人生当中，都非常易碎。所以这是一种血肉加心灵的真实生命体验。尽管我越来越明白自己不懂许多，可探究的自信也在一点一滴地不断增加。以前我很害怕和真实的人接触，但现在却越来越希望去接触更多的人。曾经有记者问我什么是采访成功的标准?我不想用成功和标准去衡量一次采访，但我个人感觉，好奇和动心大概可以算是能真正进入采访的一把钥匙吧。”
“边缘”之后的矛盾与犹豫：我到底应当适应哪一边?
可以毫不隐讳地说，“金话筒”是每一个电视主持人都非常希望获得的。而且根据眼下的影视风气而论，得大奖就意味着走红。但有趣的是，今年得到“金话筒”的张越和刘建宏似乎都并不那么当红。尤其是张越，在她曾经滔滔不绝的1995年至1998年，她有一度是相当走红的。包括那时有很多电视内行人，也认为她具有很强的“走红”可塑性和势头，比如讲她可以适应很多种电视角色：既可以主持严肃类节目，也可以弄一档让人哈哈大笑的娱乐节目，还可以利用身材优势去主持生活类节目包括教人炒菜做饭，甚至还有人认为她完全可以客串角色演演电视剧、电影或者小品什么的。但这三年以来，张越恰恰把所有这些都给让过去了。我甚至注意到现在做一台大型节目，再让她像过去那样上台来就甩一大堆笑话立即就把场面搅热她现在都比较吃力了。
对这样明显的前后反差，张越是这样回答的：“电视真是一种非常大众化的传媒。它必须是多种多样五彩缤纷的。但赶巧现在我只愿意做这样的节目，而不情愿去做其他节目类型了。也许以后我还会转型，可眼前我还没有对自己的访谈失去热情和兴趣。如果说我现在已经很‘边缘’了，那我甘心我自己接受为这种‘边缘’所付出的一点点代价。但我不希望这种边缘造成对节目的本质伤害。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岁数一年一年长大，我就太保守、太古板、太背时、太可笑了?而且是不是我自己真心想深入进去做好的节目，就一定得跟某种趣味打架?这才是目前最让我感觉困惑的内心矛盾。”
(原载2003年12月2日《北京青年报》，限于篇幅，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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