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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在北京大学一百多年的校史上，第26任校长丁石孙并不算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即使在北大档案馆，我们也只查到寥寥可数的几张照片。但是北大著名的学者季羡林在百年校庆时，曾在报上发表过这样一句感慨，他说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一位是被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另一位就是丁石孙。
［访谈］
主持人：我曾经看到一个评论，就是季羡林先生对北大校长的评论，他曾经有一次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非常成功的校长，一位是蔡元培先生，另外一位就是您丁老，您听了他这个评价您是什么反应？
丁石孙：我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季先生跟我很熟，我非常尊重他，可是他没有跟我讲过。校庆时候在报上发表的，后来别人给我看，我说唉哟，抬得太高，我说我在北大没有做那么多事。
主持人：您怎么评价您在学校当校长？
丁石孙：我觉得我曾经评价过，我说最得意的一点就是我当了多少年校长，学校里没有人认为我是校长。
主持人：没人认为您是校长？
丁石孙：谁也不把我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我很大的成就。
［解说］
丁石孙，今年经80岁，1984年到1989年，他在北京大学担任了五年校长。1996年，他又任职民盟中央主席长达6年的时间。现在，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回首往事，丁老说，在讲坛、政坛中，最令他难以忘怀的就是在北大担任校长的那段往事。
［访谈］
丁石孙：我经常骑自行车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谁都可以把我从自行车上拉下来，跟我发点牢骚，批评两句。
主持人：批评两句，批评学校？
丁石孙：学校的工作，我都听着，这就表示谁都不怕我。
主持人：为什么谁都不怕您，您就成功了？
丁石孙：我说我这很重要，要把自己摆在恰当的位置。
主持人：那您在管理北大的时候，您所追求的这个大学的理想，如果您用简单的话概括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丁石孙：我觉得需要自由发展。
主持人：需要自由发展？
丁石孙：个人也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只有这样，并不需要管得太多。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惟一的办法就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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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大任校长时发言 |
［解说］
北京大学，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黄昏时分的未名湖，不禁让人想起这片湖水对中国文化教育上百年的滋养。百年的燕园就像一座总是上演精彩节目的舞台，而在1984年以前，丁石孙根本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站在这个舞台的中央。
1983年，美国哈佛大学，丁石孙正在这里做访问学者。在赴美之前，他特地辞去了北大数学系主任的行政职务，一心只想做学问。但是就在他回国前的一个月，一纸任命却让这位五十七岁的数学教授重新修订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访谈］
主持人：您刚刚想去做一个学者，突然间又让您当校长，又要回到干部、行政工作的路子，那个时候您没犹豫？
丁石孙：当时我觉得我对北大的感情比较深，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对北大的工作不太满意，所以我觉得能够让我来做这件事情，也许对北大有点好处。
主持人：那么你去接这个校长有没有考虑到您面临的挑战，或者说您能否成功？
丁石孙：我记得我在美国曾经跟朋友说过这句话，我说我回去我要战斗。
主持人：要战斗？
丁石孙：我说我不但是一般的战斗，我说前后左右上下都要战斗，这就是我对困难的估计。
主持人：前后左右上下？
丁石孙：对，就是都会有不同看法。
［解说］
1984年3月，在丁石孙来到北大的第32年，他从一个原本低调的学者被推上万众瞩目的校长之位。在许多人看来，丁石孙是这个校长职位的合适人选。他熟知北大发展中的各种积弊，而且在任数学系主任时，把聚集了中国一流数学家的北大第一系治理得全校首屈一指。这其中他所表现出的气度和能力正是新时代的北大所需要的。
在担任校长的第一天，这位低调的学者作了这样的表态。
［访谈］
丁石孙：我就说，不要希望我有三把火，我认为中国的事情不是三把火解决的了，我说我只希望我这任校长能够让下一任校长稍微困难少一点。我认为我这个人干事情是非常具体的，我没有太多的，怎么说呢，我没有很大的理想。
主持人：您没有很大的理想？
丁石孙：我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为我自己的事制定一个奋斗目标，我说我只是希望我每天把当前的事情做好。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说我这个人是胸无大志的人。回过头来看，也许这是我一生的很大的优点。
主持人：您觉得反而成为您的一个优点？
丁石孙：但是每一件事情我尽可能地做好。
主持人：或者说您避免了一种好高骛远，您会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丁石孙：对。
主持人：实际上也看得出来您做工作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一种非常慎重、非常渐进式的这样一种改革。
丁石孙：我很少，我当然也偶尔犯这样的错误，决定做得太快。
主持人：有没有印象很深的这样的错误？
丁石孙：那太深了。因为我当校长没有几天，我就发现北大有两个附中。一个是一附中，一个是二附中。一附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二附中是前任校长实在是抵挡不过教师的压力，因为重点就不能是一般的学生，很多子弟就进不了这个附中。所以很快就有人对我说办两个附中浪费，应该合并起来。那时候我还是把问题想的比较简单，我开了一两个座谈会我就决定合并，这时碰了很大的钉子。那时一附中的老师坚决抵制，因为他们是重点中学。他说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放在一起？当时的教育部长当时又打电话，说我怎么可以把北京市的重点跟一般的中学混在一起。这是我碰的一个很大的钉子。
主持人：怎么办，只好收回去？
丁石孙：收回去。
主持人：这是上任的第一个大钉子。
丁石孙：大钉子。
主持人：那当时您心里怎么想，有没有觉得北大这个校长可不好当。
丁石孙：我觉得还是自己太鲁莽了。
［解说］
这个钉子让新任校长丁石孙得到一个教训，凡事不经过细致深入地了解和民主决策是行不通的。那时，整个国家正好处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校园内也充满了纷繁复杂的矛盾。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要管理好这个大学校园，丁石孙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解说］
1984年，在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上，一支游行队伍打出的“小平您好”的横幅，让境外媒体惊呼：中国迎来了一个更为宽松自由的环境。这群吸引全世界眼球的年轻人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当年中文系的学生孔庆东也在队伍当中。
［访谈］
孔庆东：大家都知道八十年代那个时代，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比较狂。那时北大有八千学生，号称八千精英，觉得好像国家的责任都在我们肩膀上一样，有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劲儿。因为狂所以要求高，经常闹事，几点熄灯要闹一闹，包子不好吃也要闹一闹。学生和学校之间老是提出各种要求。那时有的要求是合理的，有的今天看起来有幼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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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这是一群来自全国的天之骄子，他们被外界称为思想活跃而有点自大。但就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在丁石孙看来，并不是无理取闹，有的意见还有助于他了解校园中存在的问题。他在会见校报记者时说，民主办校需要你们的监督，错误的地方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为了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动态，他还给时任教务长的王义遒支了个招。
王义遒：他就非常重视学生的意见，他说你当教务长最好在学生里有点知心朋友。所以我就采取他的建议，就找了一些学生经常跟他们聊，他们也跟我反映学生里面现在想的什么，对学校教学有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意见。
［解说］而不久，学生的意见毫无保留地直接对着这位校长发表了。
丁石孙：学生打个电话，把我骂一通。
主持人：把您骂一通？
丁石孙：说你这个食堂办的如此糟糕，说您应该亲自来看一看，来吃一顿。
主持人：学生直接把电话打到您办公室去。
丁石孙：打到我家里。
主持人：打到家里来？
丁石孙：学校里都是公开的。
孔庆东：跟食堂有关的抗议，校内的对话不止一次，在我进大学以前可能前辈同学已经进行过了，我们不过是沿着这个继续进行而已。
，丁石孙：一个人要是一天去三次食堂，三次都很不愉快，我说这学生肯定要发火。
主持人：一定要把火气发在某个地方。
丁石孙：所以就不得安定，我认为食堂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主持人：那您准备怎么改革？
丁石孙：我准备从体制上头改。
［解说］
谁都没有想到，这位新任校长的改革是从学校食堂开始的。22年后，我们能够真切地看到这里令人惊叹的环境和管理。当然，同学们并不知道，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位校长的能力和时代的完美配合，才使得他们生活中这一重要的场所有了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
［访谈］
丁石孙：过了两年多，北京大学的食堂在全北京市都可以说得上。
主持人：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对北大的食堂还是满意的。那时我经常会串着食堂吃，在这个食堂吃一个月，吃腻了换下一个食堂，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所有的食堂还都是新鲜的味道。所以这个时候我反而有点理解您刚才说的，您当北大校长给自己定的目标，实际上就是一个慢工细活的过程。
丁石孙：对，所以我经常跟学生对话，这是我工作方法之一。譬如说我过一段时间我会找七八个学生，而且都是学生里的活跃分子到我办公室来。
主持人：您指的是活跃分子可能包括？
丁石孙：想法比较多。
主持人：正面帮助你工作的，也有包括反对你的。
丁石孙：反对我的，让他们发表各种意见，包括对学校的改革有很多想法，也有很多比较偏激，我就采取说服的方法。我就举例给他们看，用我亲身的体会，我就说以北大这么个局部，做一件事情都如此困难，我说你们可以想想，国家要推行点改革会有多大的困难。我说你们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我这都有效果的。
主持人：其实您是希望让他们有一种宽容、理解、和谐相处的心态。
丁石孙：不能偏激，而且要理解国家面临的困难有多大。
［解说］
和学生对话，这是丁石孙与学生之间心灵交流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一位管理着上万名师生的校长来说，这种平民作风也给他带来另一种烦恼。
［访谈］
丁石孙：我当了校长之后我就发现这个校长办公室没有起校长办公室的功能，就是说校长办公室应该能够帮助校长处理很多小事情，所以我就把校长办公室做了调整，小秘书在前头，大秘书在当中。
主持人：分了几道防线。
丁石孙：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化学系的一个学生干部下午闯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就推门进来。
主持人：您当时在办公室。
丁石孙：在办公室。
主持人：您怎么说？
丁石孙：我说还有事吗，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谈，
主持人：我想当时他的表情肯定会很失望。
丁石孙：失望，他当时没有想到我会对他这么说。结果他就走了，他回去给我写了封信，他说你架子太大了，他说明明你坐在这儿，你却不跟我谈话，你这样跟我们学生的距离拉远了，我记得这封信当时他对我很有意见的。我当天晚上我亲自回了他封信，我认为我必须亲自亲笔写，我就告诉他，我说一个人的工作方法一定要科学，我说如果不科学，随时别人把我事情打断了，我说我就没法工作。我说这是科学的工作态度，而不是对你个人的问题。结果从此以后他就变成跟我很好的朋友，他就接受了我这意见，我说你以后要找我，事先跟我约好。
主持人：您当时的秘书一共有几道防线，记得吗？
丁石孙：三道。
主持人：三道防线，这种方式当时学生或者说学校的一些老师们，他们会不会有意见，其实丁校长很有架子。
丁石孙：他们不觉得，因为我平常跟他们相处就发现我没有架子。包括校长办公室或者小秘书，有的时候有空我也经常跟他们聊聊天，我也跟他们说一些心里话，这样人家对我说话就比较随便。所以经常我做一个决定，我跟我的小秘书，他就敢于提出说你这样做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我就改正了我的做法。所以一定要做到这样，所有人面前什么话都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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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大校长办公室 |
［解说］
丁石孙的民主作风附和北大的一贯气质。蔡元培校长在任时期，就倡导“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这种民主自由的学术思想也造就了北大校园的人文精神。
在八十年代，北大学子们进行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和讨论。但是如何既保持学生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又引导他们不偏激过格，这对于数学家丁石孙来说无异于一道难解的方程式。
1985年9月，刚开学不久学生们就给校长出了一道难题。
［访谈］
孔庆东：80年代的时候由于中日关系的问题，9?18大家要游行，要表达民意、民族感情。当时还没有游行示威法，丁校长主张要通过外交途径。
丁石孙： 9?18学生要上街，我劝他们，我就说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痛恨，我比你们要清楚地多，因为我家里很多人都受过害。我说但是外交问题不能凭感情用事。讲了两个钟头，我把我的意见都说了，我觉得采取这个方法比较好，还是要将心比心，跟大家谈心。
主持人：学生们当时对您这种努力，这种工作方式他们态度是什么？
丁石孙：当时把我大骂一顿。
主持人：把您大骂了一顿？
丁石孙：大骂，贴了许多大字报。
主持人：贴大字报骂您？当时您看了以后心情怎么样？
丁石孙：这倒没什么，我觉得这可以理解的，学生当时对我非常痛恨。
主持人：可以理解归可以理解，但是您作为这样工作总得要追求这种工作的结果，当您看到您的劝说得到是学生这样的反应？
丁石孙：不，我觉得学生也需要一个理解的过程，你刚才说我就能够得到学生的拥护，那也是我等了一段时间。
孔庆东：学生总是会有看问题偏激、不全面，但他不会急于为自己解释。我这样做是怎么怎么，我是为你们好啊，他不会这样解释。从这个不解释中能看出他有这个自信，我自信我做的是对的。
［解说］
那时外界对大学生，特别是北大学生开始议论纷纷，但丁石孙还是以这样的自信予以回应。赵春来，北大数学系教授，从五十年代就是丁石孙的学生。
赵春来：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命运，有些人把学生说成是追名逐利，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学生就是要国家富强起来，出发点是好的要爱护他们，如果学生不关心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前途了。
［解说］
但是丁石孙明确反对学生们有过激的行动，他也向学生们强调，任何言行都不能影响安定团结。但是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们就像不服管教的孩子，让他为难。1987年，因为学校的管理问题，学生和校方发生了冲突。
丁石孙：，当天晚上，大概四五千学生包围了我的办公楼，那时候情绪很紧张。我就跟同学们说，你们等我一段时间。底下学生就不耐烦，就说不要听丁石孙的骗我们的话，他是缓兵之计。
孔庆东：我们当时年轻气盛，校长的话听不进去。因为我们不懂得行政的程序，以为校长说一句什么话他就能办得到，其实他未必能办得到，下边还有很多职能部门。这是我们现在才能够理解的。所以现在想起来，当时可能提了许多让他为难的要求，但是他总是特别耐心地，但是他又不是随便地退让，不是你们孩子要什么给什么，他不是。
丁石孙：我当时就很不客气，我说这话的站出来，我说谁说我是缓兵之计？我说你站出来说话。我说你们想一想我有没有说话骗过你们，我说我没有，这样学生情绪就稳下来。
主持人：其实那个时候，您是在靠当北大校长好几年来积累的信誉在跟学生们说话。
丁石孙：对。
主持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信誉，学生实际上也是不会相信。
丁石孙：不会相信。
［解说］
1988年，丁石孙在北京大学获得极高的声望，他经常和教师座谈，向学生们报告改革的措施；允许大面积的学生转系转专业；他还帮助学生会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拔。学生们把这段时光形容为生龙活虎的金色年代。（编导：汤杰湘）
责编：戴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