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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帝国颁行的这些规章，实际上就是查理曼颁布的法律。大教堂里很快建立了学校，但是招收的学生很少，而且几乎全是男性。
13世纪初，第一批大学出现了。英国闻名遐迩的牛津大学成立于1206年，如今仍有很高的声誉。
克里斯托弗·鲁卡斯：
“大学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有一种日趋紧迫的需要，那就是重新消化吸收随着希腊和罗马古国的消亡而失落的知识。当东征归来的十字军带来新的知识后，重新发现了保存在巴格达、撒马尔罕以及中东其他地方的医药知识，大学成为重新消化吸收这些知识的机构，或者说这个机构的任务是把这些知识重新融合到欧洲中心论的西方世界观中。”
到16世纪，德意志的新教徒最早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之外的一种语言。他们认为，宗教改革的原则之一就是教徒必须能够阅读《圣经》。克劳德·勒列夫尔：
“那些相信宗教改革的人认为，人们需要直接接触经书，需要能够自己阅读《圣经》。因此，他们必须知道如何读，不应当依靠中介人。当然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宗教改革风潮强的地方，读书识字运动的势头也强，甚至对普通人、对女孩子也是如此——因为女孩子也有灵魂，灵魂也要得到拯救。如果你不能直接读《圣经》，你就不能成为好教徒，这就逼着你学会读书。反对宗教改革的人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
耶稣会会士本着反宗教改革的精神，决定占领天主教教育的全部领域。他们在17世纪建立了500多所学院。他们把从希腊继承的古典教育模式扩展到全世界，20世纪前一直占主导地位。耶稣会会士量才选拔学生，所以出身贫寒家庭的男儿有可能顺着社会阶梯攀升。
18世纪在教育历史上开始了另一场革命。
苏珊·塞梅尔：
“启蒙运动在现代历史中、在现代教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启蒙运动强调理性，强调个人独立思考，强调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理性认识周围的世界。当然，这就对教会教导人们的思维方式提出了质疑。因为如果人们可以独立思考，他们就不需要其他人为他们思考。这也是与现代科学的诞生和政治理论的诞生同步的。”
欧洲沸腾了！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1717年，普鲁士成为欧洲第一个通过公民义务教育原则的国家。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让-雅克·卢梭发表了一部小说，这部书对学校采用的各种教育方法都提出了质疑。
克里斯托弗·鲁卡斯：
“我认为卢梭的重要贡献不在于他提出了一个蓝图，一个赖以建立学校或现代教育体系的框架，而在于他提出了非常现代的主张：个人与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疏远的可能性，间离的可能性。他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学校是主导文化的工具，而该文化又有深刻地异化性，使个人失去了个体的完整性和独立性，那么我们建立什么样的学校才能培养真实的、自治的个人呢？”
卢梭打开了整个现代教育思想的大门。这种走向强调个性而不是统一性，强调学会思考而不是死记硬背。
法国大革命后，国家开始接管学校，就像接管许多其他机构一样。但是教育并没有变成自由的、义务的和非教会的，直到出现了法国著名的反教会国会议员朱尔·费里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保守派激烈反对非教会学校，但是共和派毫不动摇。学校中的祈祷和教理问答让位于公民教育。学校教育学生成为优秀的共和派，可以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批评才能。公立学校原则很快传播到西方各国。
苏珊·塞梅尔：
“教育在欧洲发展很快，这也是因为欧洲的工业化水平比其他地区高得多，我认为工业化与大众教育之间是有某种联系的。例如那个时期的中国是一个非工业化的国家，在那里不是大家都能很容易地接受教育，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能受到教育。在沙皇时期的俄国也可以看到这种联系。”
俄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或农奴，不会读写。而且，使民众受到教育、具有文化也对沙皇没有好处。总之，工业化程度直接决定了大众教育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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