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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从1986年到美国之后，谭盾一直在以他的努力来取得西方音乐界的承认，除了奥斯卡奖之外，他还获得过当今世界最权威格莱美音乐奖。谭盾以他的东方民族音乐，在西方音乐殿堂里，占据了一席之地。
记者：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家，是象牙塔里还是象牙塔外？
谭盾：当然是象牙塔外，我觉得象牙塔里面的人常常会用一个局部的东西衡量所有的东西，有人会从古典音乐的角度来衡量民间音乐，比如莫扎特，巴赫是音乐之父，那么我就用莫扎特、巴赫的和声，巴赫的配器，巴赫交响音乐演奏的形态和音响来衡量什么东西是不是音乐，我觉得可笑，非常小，非常小得可怜。
谭盾：我们对音乐的定义就是音乐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音乐，这就是我在湘西学到的。我在村子里边，我就在这条河刚刚下去的，我当时感受很深，我路过一个桥的时候，一个很大的桥，我自己想试一下音响，我就自己叫一下“呜”，我一叫那边山歌就起来了。那边就有“嗨，呜”，就起来了，势不可挡，这种音乐的来源，这就是生活。P3包括我们今天在凤凰看到这些河边上，在洗衣服的堂客们，洗衣服的时候唱歌，洗衣服的打水，洗衣服的时候谈谈跟他丈夫的哥哥，跟婆家的矛盾，家里的事情，都是跟他们说唱，跟他们的劳动，跟他们的日子都有关。
记者：它们是音乐吗？
谭盾：当然是音乐了，我觉得音乐无时不在，处处都有。如果你有想象力的话，你就会听到一个非常斑斓、色彩丰富的一个音响世界，它充满了音乐的撞击力。
记者：你看重你作品的是什么？是看重它的影响力还是看重它的音乐意义，还是看重你所讲的这种人文价值？
谭盾：都有，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它不像纪康的时代，也不像竹林七贤早期，我的音乐就是跟自然对答，我的音乐不要任何人听，我的音乐就是给我自己听，就是给山水听的，就是给松柏听的，就是给风云听的。中国早代写高山流水的古琴的大家都有这种气度。小弟自愧，我没有这种气度，我不可能只把音乐写给我自己的听。
记者：音乐对你来说肯定是神圣的，如果有观众说我是来看热闹的，我是来看谭盾表演的。所以我看过热闹以后我退场了，你会做何感想？
谭盾：好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文化的，每个人都会有一种选择。现代人对生活价值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我们尊重选择。
记者：你一直说我要从象牙塔里走出来，我是一个大众的音乐家。但是，我想起来就是你当年在纽约的地摊上拉小提琴的时候，你奋斗的目标不就是要走进林肯中心吗？
谭盾：是呀，我觉得林肯中心不是象牙塔，卡内基音乐厅也不是象牙塔。我觉得林肯中心和卡内基音乐厅是西方文化最为权威的一种表演场所。同时，也是最好的一些音乐的艺术家常去那里演奏的一个场所。当时作为一个去那儿，全世界都流传着一句这样的话，您知道卡内基音乐厅在哪里吗，当时我去纽约留学的时候，当我听到这个东西，我说老子就是苦练，我就是要苦练，我就是要找到卡内基音乐厅。我终有一天我把世界上所有的音乐厅都打开。
记者：实际上你做到了。
谭盾：我全部都打开了。我全部是用我自己最熟悉的这些民间的文化的传统打开的。
记者：所以全部打开之后你现在说我不在乎。
谭盾：实际上最令我理解的并不是我打开了我就走了，而是他们把我留住了。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留住我呢？是因为我每年带去的东西，我每年跟他们合作的东西总是有泥土味，在泥土味里边他们又看到了很多很多我个人的一些思考。那么这些思考和传统之间，在个人和传统思考之间他们觉得有很多值得去分享，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这也是我们的未来。
解说：听着声音，寻找前方的道路，谭盾认为，这也是自己的音乐和人生旅程，听音寻路，没有一定之规，所以，虽然谭盾的名气一天比一天大，但对他的质疑和批评仍然不绝于耳。
记者：对于您的批评不但有对您的音乐，而且有来自对您音乐之外的东西。说谭盾现在已经不是作曲家了，他在努力成为一个偶像。
谭盾：没有，我从来不愿意做偶像。音乐之外的事情，我觉得我不是太有时间去思考。
记者：重要吗？
谭盾：有时候重要。比如说你要知道所有的人都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跟你分享你的音乐。同时，我觉得一个新的观念的形成，一定希望媒体的朋友和从事于这样事业的朋友，比如说公共关系交流，他们都是很科学的职业。
记者：作为一个音乐家来说，谭盾的作品留给人的印象是前卫的，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你想留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谭盾：我希望给他们的印象就是说，我比较随意，我比较真实。想真实很艰难，因为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有很多矛盾。但是至少我想这样去努力。同时我想，我想普通，我希望我，我常常是无论在什么时段里边，我都希望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我希望我很随心所欲地可以，无论是在思想上面，还是我的生活起居方面我要比较随便。
记者：成名之后，影响力大了之后，你还能以通常原来那种心态来对待批评吗？
谭盾：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唯独我不愿意接受的批评是，如果有人愿意跟我吵架我不愿意吵架，我不能吵架。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至少对吵架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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