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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锐随笔(五)灵魂的背影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使我想起中国三位伟人：孙中山，鲁迅和邓小平。他们三人的共同外貌是身材矮小，但共有的境界却如五岳之最：揽众山而小天下。孙先生结束了封建体制，鲁迅揭穿了封建礼教，邓小平终止了封建遗产中物质和精神双贫困。他们是华夏灵魂的三个代表。逝者如斯，却留下回味无尽的背影。
回味最多的还应该是境界。
中山先生是政治家和革命者。春秋代序，战国和纵，秦时明月，汉家陵阙。虽有郑和西下超越中央王国的尝试，却怎奈《万历十五年》家道中落时的海禁。夕阳残照之时都翻成红楼一梦。惟有先生以共和的永恒取代了改朝换代的霸业之争。然而，当五星红旗迎着晓风残月冉冉升起，菊香书屋里进京赶考的老人却在《容斋随笔》的字里行间御批着“十大关系”。历史已经无情地审阅了这份令人浩叹的卷宗。先生若泉下有知，持礼帽与文明棍的双手一定会微微颤抖，仰视紫禁墙上如血的朱红不知是帝国落日的余辉，还是一切权力归农会的赤色宣言。王朝早已埋葬，北阀再也师出无名，口将开而嗫嚅，只留下仙逝后一个沉重的背影：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从江西回到北京的另一位老人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毋庸置疑地回答。“实事求是嘛，只要三个有利于，这一只猫我们收养了。”老人的实在使人想起孔圣人的对华夏先民人格的总结：“诗三百篇，思无邪。”血雨腥风的内耗终于让理想破灭的一代人认清反右但更要防左的硬道理。马列经典无法解释中国的事情。然而，小平聪明地用排除法回答了关于什么不是社会主义。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明乎此理，安徽几个农民以联产承包再次以燎原之势包围了城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开始。古老的中国从革命到建设总是农民领一代风骚：陈胜吴广，秋收暴动，三年内战的小车支前，十年内乱的上山下乡。城市处处受制， 同时中国的问题是成也农民败也农民。直到邓小平郑重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埋头国故，述而不作的中国知识分子才挺直了腰，都市化才向现代化纵深发展，风花雪夜之笔才指向一个民族内心滴血的伤痕。小平也懂得无农不立的国情，但他超越了小农意识，重振了大国的尊严。修齐治平， 西学东渐的实用理性才再次受到灵魂的拷问。经历了文革时铺天盖地的大鸣大放的混乱与沉重，这位老人选择在沉默中策杖远行了。他的背影与其沉默一样丰富而厚重。他永远告别了风云际会的天安门广场，以及坐落在那里的汉白玉灵堂，因为他深知那里盛殓的只是一代人失落的信仰。他海逝于水天一色的东方，留在身后的并非完全是令举世瞩目的一个崛起的大国，而是他未及思索的一个深层问题：是什么束缚了中国人的精神？这个民族的基因存在哪些导致畸形的因素？
鲁迅对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族作了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诊断。他彻底否定了仁义理智信的虚伪，热情礼赞了人的尊严，无情剖析了欺人和自欺其人的民族传统。他对假洋鬼子的痛恨，对阿Q和孔乙几的嘲讽，以及对祥林嫂的同情与哀叹，对暴政的蔑视，还有其怒向刀丛的杂文，将一个个病人推入自己的精神诊所，将无视人性的侩子手推到历史的绞刑架下。他超越党派，体制和时空，否定了该否定的和不该否定但又必须否定的对这个民族及国民的形象及其内涵的最高贵的诠释。尽管骂声四起，先生的否定建立起了民族的脊梁，再造了民族的灵魂。对和魂顶礼膜拜的日本人凯旋甲午，铁甲席卷中原八年之久，但对执笔如刀的先生却礼赞再四，视为中华之魂。然而先生却破帽遮颜踽踽远去，其背影投下的荒凉，让所有智者皆默祷那灵魂深处的伤逝。
病尤在，身先死。 毛主席在1937年就曾说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圣人。但是文明，进步法制的中国再也承担不起对一个人的依赖。开放而成熟的社会不再相信圣人的存在。只有走出圣人的背影才能超越凡人的视野，超越民族的局限，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自身的灵魂。 可悲的是尚无一人能够企及五四时期的一位作家的高度。这是一个呼唤巨人而没有巨人的时代。可喜的是在个性得到空前张扬的今天，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泰斗。但寻觅精神上的巨人却成为一个时代的课题。悲剧的根源是，这个民族没了灵魂。因为它惧怕思想。这是一位年轻的美国人与我共进晚餐时下的诊断。瞧，美国人都达到了这样的高度，虽然偏激，但不无道理。也不奇怪，不然洋人也不会凭船坚利炮驱散了王朝的背影。破碎了，但没有弯曲，国人如是说。给了这个民族以脊梁的鲁迅肯定不会跟着应和，因为那是自欺欺人嘛。城下之盟到庚子赔款，郑和的后代再度扬帆远行，吾国吾民在国学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片天空。逝去的是王者的背影与霸业，留下的应是凝聚强国的新的共和之魂，它应当是一个民族追求的境界。这才应该是我们今天纪念先生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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