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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遇故人
清晨九点我们乘坐的飞机徐徐降落在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当我们走出安检后突然发现眼前一片全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人在那里等候迎接客人，这真是让我始料不及，从他们与客人亲密的交谈中完全可以断定大多是中国人，当时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似乎像是在国内的机场。定神一想，我们乘坐的是从香港到约翰内斯堡的飞机，大多是亚洲人，接机的当然是亚洲人多了。但多的也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没想到遥远的非洲南部还有这么多中国人在这儿生活。
旅行开始了，陪同我们导游是梁小姐，她跟我们介绍说，这里的亚洲人很多，大约占南非人口的15%，其中有不少是中国人。南非的土著居民是班图人、布须曼人和霍顿督人，大约在300多年前一些穷苦的中国人到了南非，他们与黑人一起居住生活，他们开矿山、修铁路、开个小店铺、做个小买卖，这些人大多是从广东顺德来的。现在这些人被称为是老侨。他们一直也受白人岐视，20多年前，华人才可以与白人一起读书。当然这些老侨人数不很多。在南非最多的中国人首先是台湾人，其次是大陆人，第三是老侨，第四是香港人。为什么台湾人多呢？因为70年代台湾的经济上去了，赶上了发达国家，农民都成了暴发户，用工都很贵，政治上又脱离了联合国，台湾一落千丈，社会风气也不好，80年代台湾也开放了，许多人纷纷移民。当时南非环境非常好，数学工业正在发展，同时南非也是同台湾建交的国家，因此许多台湾移居到南非。90年代以后，大陆也开放了，特别是近些年，中国在南非投资，移民也越来越多。
说来也巧，就在导游介绍了华人在南非的状况后，我们登上了开普顿市著名的桌山山顶拍摄自然景观，这时几个中国人谈笑着向我们走来，对着我们的主持人赵忠祥说：“这不是赵老师吗？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啊！”流利的普通话，使我们倍感亲切。原来他们是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在南非的办事人员，他们也是来山上观赏自然风光，与我们不期而遇的。大家自然又寒暄一阵，并相约傍晚上一家中国餐馆共进晚餐。那晚边吃边聊满有味道。接待我们的鼎盛公司夫妇对我们也十分关心，他们说在约堡华人较多的地方有一家小餐馆，卖水饺很好吃，想带我们去吃，但必须得提前订餐，否则吃不上，店主每天只包三千个饺子，卖完就完了。那天收了工，我们就直奔那家餐馆。在一条我也记不起名的街道上，有许多中文名字的餐馆，一个挨一个，突然汽车停了下来，“北方水饺”的匾额就在眼前。走进餐馆，才发现它如此的小，大概只有两、三米宽，四、五米长，摆着五六张小长条桌，十分简单。老板十分热情，一说话就听出了浓重的东北口音。他说他是哈尔滨人，三年前来到这儿，开了个水饺店，由于人手少，每天只包三千个饺子，没想到卖得还挺好，每天都剩不下，许多人是买走回家去煮，就连外国人也很喜欢吃他的水饺。老板知道我们来，怕有顾客打扰我们，晚上就关了店。在异国它乡遇见同胞，自然有许多的话要说。他还拿出了北京的二锅头让我们喝，他说，他在这儿日子很好过，每个饺子卖7毛钱，每天有定额，因为是手工包饺子，太多了包不了。最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在这儿卖了几年饺子，没任何部门管他，就连税收部门也从不来，非常安逸。他也感到很奇怪。我想，可能在当地这个小餐馆太小了，以为他挣不上什么钱，只是为糊口罢了，所以没有人管他。其实我算了一下，一天三千饺子，每个7毛钱，就是二千多南非币，他们叫“兰特”。一个月下来就是六万兰特，一年下来也要有七、八十万兰特，一个兰特折合人民币两块多钱，这个数目做为一个家庭来说真是不少了。
说来容易，做起来难，一天要用手工包上三千饺子，着实也不容易，中国的到海外去求生存、求发展靠的是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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