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应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邀请，参加红军长征过扎西的学术讨论会，来到威信，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读了研讨会的大部分论文，听了昨天一天的发言，加上会下交谈讨论，我感到确实是不虚此行，获益匪浅。云南省专家、学者的论文，特别是昭通地委党史征集办和威信等县党史征研室同志的论文，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看出他们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发现，有创造，有新的见解。昭通和威信的同志把我以前发表的《论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和《扎西会议考辩》两篇文章印发给了到会同志，我很感谢。我给会议提供了一篇论文《毛泽东张闻天的合作与遵义会议的胜利》，这里不详细讲了，我想就讨论中的热点问题，发表一点个人不成熟的意见，与同志们一起探讨。

　　一关于扎西会议涵义的界定

　　中共党史上对于会议简称的命名，除了按照届次顺序之外，通常主要有三种方法：按地点（如遵义会议、庐山会议）、按时间（如八月会议、三月会议）、按主题或特征（如白区工作会议、农业学大寨会议、七千人大会）。会议名称当然要有概括力，同时也是约定俗成的。

　　现在对扎西会议也有种种提法，对其内涵的界定也不一致，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认识能够趋于统一。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扎西会议是1935年2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在中央红军集结扎西途中连续召开会议的总称呢，还是特指2月9日在扎西镇召开的会议的专称？

　　我以为应是前者。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从地理上看。从2月5日起中央政治局连续开的这些会，都是在威信县境内开的。从当时的电报看，威信这个地名在红军中不通用。有的同志考证，以“威信”设县是在1935年或1936年的事。当时通用的名字是扎西。所以，把这些在扎西县或扎西地域连续开的会称为扎西会议是确切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时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是“向扎西集结”，把扎西作为扎西镇的专名来用，把向扎西集结途中连续开的会议称之为扎西会议，也是说得通的。所以，无论是指在扎西县或扎西地域开会也好，还是指在向扎西集结途中开会也好，用“扎西会议”这个名称来指称，都是可以涵盖而不会引起歧义和误解的。

　　第二，从会议的内容来看。连续召开的会议有着共同的主题都是同贯彻、落实遵义会议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这些会议，一是解决遵义会议未解决了的问题，一是解决遵义会议未解决好的问题。对于前者，大家都看到了。如博洛交接，通过遵义会议决议，进行传达贯彻等，都是因为军情紧迫，本来遵义会议可以基本上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对于后者同遵义会议的联系则注意不够。其实，“回兵”、“缩编”这两件事，同遵义会议也是相联系的。因为遵义会议关于在泸州与宜宾之间渡长江到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策不切实际，所以在土城战斗失利后立即改变方针，一渡赤水，到扎西集结。而扎西会议决定回师东进，杀回马枪，正是纠正遵义会议关于行军方向不当的决策的结果。此后，二渡赤水，反攻遵义，取得歼敌三千的大胜利，证明扎西会议的决策是正确的。毛主席《忆秦娥·娄山关》词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镇雄县刘顺和同志等的论文指出，这“从头越”就是从扎西会议的正确决策开始的。这是很有见地的。我们对扎西会议的内容，它同遵义会议的关联，作了上面这样的分析，就可以看到，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的这些会议有着共同的主题可以看作是一个会议，不过因为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会议地点不断地变动而已。

　　第三，再从开会的方式来看。这些会议都是张闻天一担任党内总负责人以后由他主持召开的；因是一路行军，一路开会，故会议地点是流动的，从水田寨的花房子，到石坎的庄子上，到大河滩的院子，到扎西镇；逐日召开的会议，连环相扣，随议随决。这在2月8日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第14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这一段里，既反映了2月5日会议已经讨论决定、并向中央分局发电作出指示的关于中央苏区等“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环境”的内容，2月6日至7日会议讨论作出指示的关于中央红军改变战略方针、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内容，又提出了2月9日需要讨论的“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关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的任务。

　　根据上述分析，如果把2月5日至9日的会议，分开来看做水田寨会议、石坎会议、大河滩会议、扎西会议、就不能反映会议内容、地点的同一性和日程的连续性，而仅仅把扎西镇召开的会议称为扎西会议，则不仅割裂了这次会议的一体性，而且降低了我们称之为“扎西会议”的这次会议的地位和意义；反之，把从水田寨到石坎到院子到扎西连续召开的会议，看作一个会议，则能够反映会议的内容、地点的同一性和日程的连续性。在不同地点连续开完一次会议的例子，在党史上也是有的。如党的一大，就是先后在上海和浙江南湖召开的。再如，1936年红军东渡黄河后，中央政治局自3月20日至27日从山西熙县的土义千村到石楼县的石口、罗村、四江村直至石镇连续开会，史称“晋西会议”，同“扎西会议”的情形类似。

　　也有的同志，为了强调扎西会议同遵义会议的密切联系，把两者看作一个会议的两个部分或两个阶段，认为两个会议是一体，标成“遵义——扎西会议”。这是低估遵义会议而过高估计扎西会议的结果。应该看到，遵义会议已经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扎西会议的任务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的精神，完成遵义会议的后续事项，修正遵义会议作出的某些与实际不符合的决策。扎西会议是一个重要的会议，但决不能同遵义会议等量齐观。

　　根据以上所说，扎西会议涵义的界定，是否可以这样来表述：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集结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于2月5日到9日在威信县境内的水田寨、石坎、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和决策，这就是“扎西会议”。

　　二关于扎西会议的主要贡献

　　关于扎西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它的历史贡献，经过许多同志研究，有了很大的拓展和深化。认识上没有什么分歧，只是概括的角度、理解的深度、强调的重点有些不同。昨天电视台的同志采访，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七个方面，也就是说，扎西会议做了七件大事。

　　一、变换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作了分工，由洛甫（即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实现了组织上的变更。

　　二、讨论、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全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分清了军事路线的是非。

　　三、在中央红军中及时传达、贯彻《遵义会议决议》。实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

　　四、讨论了全国各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先后分别向中央分局、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发出指示。领导全党全军实现历史转折。

　　五、改变渡江入川计划，作出“回兵”决策，发布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在毛泽东指挥下打了遵义大捷这样的大胜仗。

　　六、发出“缩编”命令，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充实了连队，实行了轻装，提高了战斗力。同时还扩大红军三千人。

　　七、决定抽调干部和战士400多人，由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成立游击纵队，在地方活动，牵制敌人。

　　在短短的六七天的时间里，作出这么多关乎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正确决定和决策，在长征史上，在中共党史上，的确值得大书一笔。

　　在这里，我想对七件事中的两件事，提出来讲一讲。

　　一件是关于变换领导人。

　　我向这次学术研讨会提供的论文《毛泽东张闻天的合作与遵义会议的胜利》主要是讲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没有提供多少新的史料，我想通过这篇文章说明以下几点：

　　⒈张闻天的转变是自觉的转变，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外因；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合作有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其基础是在反对左倾错误中的认识一致、共同斗争，以及张对毛逐步的认识和信服；张闻天在扎西会议上被推举为党内总负责人，起决定作用的是他同左倾错误领导斗争的坚决和作出了贡献，这是历史的选择。

　　⒉中国共产党成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的胜利中产生而在扎西会议变换领导人后实际形成。从扎西会议起，张闻天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五任总负责人。他与前四任总负责人不同之处是执行正确路线，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总负责人。其中一个重要关键，是张闻天担任党内总负责人以后，逐步授予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权力，确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成为红军实际的军事统帅。这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的意义。

　　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最初格局，是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实际的军事统帅毛泽东的配合合作。第一代领导核心的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这个领导核心，领导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在60年前的十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也是这个领导核心，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纠正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后又战胜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独立自主地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从而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另一件是上面说到的第四件事，其实质是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领导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实行历史转折。这一件事的重要意义似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

　　张闻天2月5日接任党内总负责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论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当夜作出决定，并发出指示要点，改变了“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的状况。指示电令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不许可任何动摇”，并要求“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关于组织问题，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重新任命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局的组成成员，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让陈毅重新回到了军事领导的岗位。2月13日又向中央分局发去长电，详告2月5日决定的内容。由此，中央苏区开始实行战略转变，以后坚持三年赣南游击战有了明确的方向。

　　对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2月9日的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中共中央及军委于11日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二、六军团负责同志，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是战略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要求“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成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的军事指导思想。对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的组成成员也重新作了任命。

　　对四方面军也及时电告了中央红军行动方向的改变。

　　按现有资料来看，在从扎西回师东进、杀回马枪的途中，又及时向中央分局、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发去了关于遵义会议的决议大纲。

　　由此可见，扎西会议一方面讨论决定并指示各苏区和红军实行战略方针的转变，另一方面重新任命了中央分局和二、六军团的组织机构和领导成员，建立起了新的中央领导同各苏区与红军领导之间的关系，为对全党全军进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组织保证。所以，2月上旬至中旬的扎西，成了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党和红军实现第一次伟大历史转折的指挥部。这一件事的意义极为重大，不可忽视或低估。

　　三关于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

　　有作为，就有地位。作为大，地位就高；作为小，地位就低；没有作为，就没有地位。从扎西会议所做的七件大事，从这七件大事的历史作用，可以看出：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是张闻天同毛泽东配合合作，建立第一代领导核心，正式领导全党全军的良好开端；它对全党全军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进行了切实的领导和具体的部署；它确定的“回兵”方针，赢得了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胜利，使红军反败为胜，从此摆脱了被动局面。因此，扎西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继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篇章，应该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特别是在红军长征史上应该写上浓重的一笔。

　　有的同志认为，扎西会议不仅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而且还是遵义会议的发展。能不能这样说呢？要这样说就要回答哪些地方有了发展。七件事中，改变领导，通过决议，传达决议，指挥全党全军，这四件都不能说是发展。整编，也很难说是发展，因为在此之前，就有黎平整编，遵义整编。那末，改变战略方针（实际主要是进军方向）能不能说是发展呢？也很难说。因为情况不断在变，战略方针当然就要跟着变。事实上，扎西会议决定的在川黔滇边境发展的方针，后来也改变了。到了两河口，提出打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方针。后来，在哈达铺，提出以陕北为落脚点。最后是到了陕甘边。同时，也应该看到，遵义会议确定的过江北上的方针，也不能说错了。不过是选择泸州、宜宾间作突破口选择得不合适。经过四渡赤水之后，还是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总体上还是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

　　还有的同志把扎西会议的地位同遵义会议并列，有的同志甚至认为扎西会议的地位高于遵义会议。我以为都缺乏事实的根据。因为遵义会议开过以后，军事路线上的是非已经分清，原来的左倾军事领导已被撤换，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已经结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大头已经落地了，决定性的胜利已经取得了。遵义会议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是无庸置疑的。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是党史和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以为，对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作这样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这样的历史地位也是相当高的。现在的问题是：

　　⒈对扎西会议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党中央和军委的正式的确认。如《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没有记载；《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提到了遵义会议决议在“扎西（今威信）县境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和“2月5日前后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但也没有出现“扎西会议”的名称，没有提到它的其他重要的贡献。

　　⒉对党和军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扎西，至今没有作为全国性的革命纪念地，也没有列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

　　⒊红军过扎西从1935年2月4日进入扎西地区，到2月14日离开，前后11天，受到群众的拥戴。在这里除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之外，中央红军在当地扩大红军三千人，同时又留下400名红军干部和战士建立了游击纵队，坚持斗争十二年，直到1947年。这样的地方理应作为老区，给予优惠政策。但是至今没有确定为“老区”。

　　以上三个问题，似应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予以解决。

　　载中共党史出版社：《光辉的扎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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