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扎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地区连续召开会议，先后通过并完成了遵义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却未来得及或力所不能完成的工作，如遵义会议《决议》的成文和通过；会议精神的传达；党的最高领导权实现平稳过渡，博古“交权”给张闻天，部队的整编和轻装；战略方向的改变等重大问题，这些都对保证长征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会后，中央红军以扎西地区为集结出发地，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取得战略转移以来的最大胜利——桐梓遵义战役大捷。因此说，红军过扎西在长征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遵义会议《决议》集大成于扎西——《决议》容纳进一渡赤水前后的作战实践体会，在遵义会议召开20余天后，终于在扎西成文定稿和通过，并传达到部队中。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结束时，中央政治局指定由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会后，中央红军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战略方针，向北挺进，计划“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但土城一战失利，红军只好一渡赤水改由川南北渡。在从遵义到扎西的征途上，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会议《决议》，并定稿于转战中，但由于部队处于紧张的作战环境，会议精神没有传达到部队。

　　红军进入川南后，渡江行动又受到敌军的重重拦阻。川军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封锁长江；黔军和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从东面尾追不放；滇军从西南方向进行堵截。根据敌情变化，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在川滇黔边进行机动作战，争取创造新的根据地。红军在川滇黔边地区先后占领扎西等县城，进行扩军、筹款和开展群众工作，声威大振。

　　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地区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主要内容之一是研究解决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央和军委在率领红军首渡赤水河后，终于在遵义会议召开的20余天后，将《决议》成文、定稿并经政治局通过把遵义会议精神集大成于扎西地区。

　　《决议》重点指出：“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成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战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新的革命战争，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庞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①《红星》报第9期也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的社论。

　　从《决议》中明显看出，中央在战略目标的确定上，已由遵义会议召开时的“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改变为“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因此说，《决议》在红军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已不仅限于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时，在时段上向后还有一个延伸。《决议》在扎西地区实现集大成，其中包含有红军一渡赤水的经验教训总结。因而不能简单机械地把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看作是一个转折分界点。《决议》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时空都有变化的阶段，这就是中共中央从遵义到扎西这段时间。扎西会议所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是中共中央在一渡赤水后更高认识水平上的总结。

　　《决议》通过后，很快传达到部队。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记载道：“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积极的拥护的。”2月10日，军委纵队在扎西镇首先召开营、科级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这天天空飘着雪花，气候很冷，但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报告。张闻天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

　　遵义会议精神在扎西地区迅速传达到部队中，对统一和稳定党和红军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军心大为振奋。《红星》报在2月19日报道：“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张闻天）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领导之下，一定能够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与红色战士的积极性，取得战争与创造新苏区的胜利。”

　　《决议》的传达，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红军广大指战员就此得知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重新恢复。全军上下，欢欣鼓舞。此后，中央红军便以生龙活虎般的姿态出现在川滇黔边境的战场上，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二、党的最高领导权“交权”于扎西——以毛泽东为核心张闻天负总责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

　　遵义会议的主要功绩之一在于解决了组织问题：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但是，党的总负责人博古在会上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错误；凯丰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意见，并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李德则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仅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更由于时间紧张，中央最高领导权并未能来得及全部移交到位。李德在所著《中国纪事》中写道：“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后，也就是在1935年2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

　　红军转战到扎西地区后，“交权”问题已是水到渠成，中央领导权实现了在频繁作战征途中的平稳过渡。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正式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正确选择。张闻天的正式任职，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也就在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张闻天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他常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周恩来在回忆这段史实时说：“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②毛泽东从维护团结的大局出发，甘当助手，显示出他宽宏的伟人胸怀。

　　犯有严重错误的博古在遵义会议明确他的错误后，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时，李德曾策动博古反对党的决议，但他没有同意李德的意见。当时凯丰在背后鼓动博古不要交权。所谓“交权”，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博古没有听，他说：“我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就这样，博古在“鸡鸣三省”的村庄扎西水田寨把象征“权”的几副挑子移交给张闻天。③其他犯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也像博古一样，承认错误，自觉维护党中央的团结。

　　“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的消息传达到部队后，广大指战员都激动地热烈鼓掌，群情激昂。因为这是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指战员们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处处被动挨打战局，早就有意见，特别是对李德的瞎指挥不满。现在，中央撤销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参与重大决策和指挥军事，大家闻之无不感到由衷的高兴，增强了争取胜利的信心。这是当时的党心所向，军心所归。

　　扎西会议后，中央和部队上下以全新面貌达到空前的团结，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张闻天负总责的中央领导集体，从而确保了长征途中党的集中统一和红军的团结。军委在二渡赤水后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毛泽东至此有了明确的军内职务，有了对红军的直接领导权。几天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个小组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实际上行使着“最高权力”。毛泽东在赤水河畔由“帮助者”到“决策者”的过渡，是其之后1936年12月就任中革军委主席，1943年3月就任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领导地位确立过程中的关键一步。

　　随着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后的逐步确立，遵义会议所重点解决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在一步步脚踏实地的落实中获得圆满解决。由此可见，遵义会议并不像以往所说的的那样，几天时间内就解决了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事实上，遵义会议对一些问题的解决延续到会后半个月左右才在扎西会议上落实。这些问题的解决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过程，都是到瓜熟蒂落的时候才解决，因而解决得很好，很顺利。所以说，从遵义会议到扎西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上结合非常成功的两次会议。

　　三、“大搬家”后的彻底轻装和大规模整编完成于扎西——红军“消肿”丢“包袱”，精简机构，缩编部队，为下一步灵活地周旋于赤水河两岸攥紧了拳头，有效地增强了战斗力。

　　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后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短短两个月就损失5万多人。鉴于红军自转移以来人员严重损失，有些部队番号已是虚有其名，中革军委决定整编部队。因此，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连续进行3次整编：先是黎平整编和遵义整编，但从实际效果看，这两次整编的力度还很不够，而相对彻底的是扎西整编。

　　由遵义向川南进军途中，根据形势的变化，军委再次提出精简整编要求。2月7日电示各部：“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依此方针，我野战军目前作战任务是：1、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2、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并争取在该集中地域的休息和缩编……”。这可说是军委向部队发出迅即准备“缩编”的预先号令。

　　红军在扎西地区有了极其宝贵的短暂休整时间。2月10日，军委下达《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战斗单位。”命令的主要内容是在新编制中取消师级指挥机构，红一、红三军团各缩编为4个团，红五军团由3个团缩编为两个团；撤消红九军团，大部分编入红五军团，小部分编入红三军团。

　　时值严冬，夜间降雪，各部队、机关仍紧张地进行精简缩编工作。部队缩编中，各级领导干部都能识大体，顾大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能上能下，充分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各军、师、团机关和直属队的干部层层下放，精简工作基本完成。整编后的一团约2000多人，相当于整编前1个师。连队人员充实，部队战斗力显著提高。

　　部队缩编时，敌军正从各处向扎西逼近，军情紧迫。这时红军在扎西一带又扩编了一些人，补充到战斗连队。为此，缩编任务并未按原计划全面实施。根据当时的减员情况，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取消师一级建制，军团直辖到团。红九军团未撤编。扎西整编后的中央红军全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两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这个编制，一直持续到渡金沙江进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

　　为了加强川南的革命力量，中央还决定留下一部分红军在川滇黔边界开展游击战争。派原红六师政治委员徐策、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政委余泽鸿等组成中共川南特委。留下的红军数百人在扎西东南的石坎子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积极活动于川滇黔边地区，策应主力红军作战。红军主力离开后，川南游击队仍留当地坚持斗争。

　　通过这次整编精简，原来叠房架屋式的机构被拆除，军令畅通快捷，有效地加强了各级指挥；基层部队人员增多，战斗连队得到充实，部队的机动灵活性大大增强。干部战士摩拳擦掌，士气高昂，为此后的胜利准备了良好的组织条件。

　　扎西整编，不仅是机构的精简，部队的缩编，加强了战斗部队，更重要的还有“轻装”，以适应战略大转移中的大规模运动战。新的党中央批判了原来那种搬家式的做法，决定丢弃许多笨重的装备和器材，如印刷机、磅秤等，将多余的400多件大宗物资全部破坏丢弃。轻装时，卫生部将从江西带出来的一部爱克斯光机留在杨家寨一个老乡家里。

　　“轻装”的消息传到全军，指战员们无不拍手称快。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所携带的包裹和箱子打开，却见里面装的是印刷机、修理器械、医疗器械，还有许多废旧的枪支、子弹壳、钢条等，最可笑的竟还有扫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真是应有尽有。见到这么一大堆破烂东西，大家对“左”倾指挥者真是义愤填膺。回想出发以来，这些破烂东西把红军指战员拖累的够苦了。许多指战员没战死在敌人枪炮下，却为搬运这些破烂东西而丧生，怎能不叫人痛心呢？就是这些拖累得一个有6000人的教导师只剩下2000余人，而为掩护这个教导师和这些物品而牺牲的两翼部队的战友们，更是不计其数。

　　指战员们把一腔怒火集中在铁锤上，向着这些多余的“废物”狠狠砸去，砸得稀巴烂，烧成灰烬。别看搬运这些东西费了那么大劲，烧起来却没费什么劲，很快就处理干净。中央红军终于在扎西“消肿”，彻底丢掉“包袱”，轻装上路，踏往胜利之途。

　　四、中央适时改变战略大方向于扎西——红军放弃北渡计划，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取得桐（梓）遵（义）大捷，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重新运作于红军作战中。

　　遵义会议后，党的实事求是军事路线得到逐步恢复，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重新运作于红军作战中。但是，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统治达4年之久，“左”倾军事路线也统治两年多时间，加上遵义会议并未能触及政治路线，因而“左”的影响不可能在遵义会议召开后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在一些领导人身上，还自觉不自觉地在起作用。

　　为此，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是严重的工作。……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的确实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这正如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所指出：“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议，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④

　　遵义会议上，中央作出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在红四方面军的配合下转为反攻，争取解放全四川的决定。然而，由于对敌情估计的不足，情况的发展却不像所预料的那样。事实上，红军在一渡赤水前后的作战并不尽如人意，虽然比遵义会议前灵活了，但最多也只能说是还可应付，还没有走出危急阴影，变被动为主动。毛泽东在1962年写道：“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⑤记叙的就是红军在一渡赤水前后作战受挫的史实。

　　中央红军在由遵义出发北进的途中，遭到国民党军的重兵拦阻。土城战斗，红军苦战终日，虽歼敌一部，但敌援军即将赶到，原定进占赤水城、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久战显然对红军不利。怎样才能走出危境？显然只有采用毛泽东一贯主张的高度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不能再死打硬拼。军委当机立断，下令连夜撤出土城战斗，西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待机再准备渡长江北上。

　　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继续分左右两路西进，计划在宜宾附近渡过金沙江而入川。这时，部队已非常疲劳，又在山间小道行军，速度很慢。右纵队红一军团攻叙永不克，后卫在三岔河、叙永、毛坝、大坝等地遭敌截击；左纵队在天堂坝同敌军发生战斗。军委决定暂缓执行北渡计划，要求部队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改向南进军。2月3日，电令各部“应改向摩坭、后山铺、两河口之线西南、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之分水岭、扎西、水潦、水田寨地域集结待命”。军委决定转到云贵边，创建新苏区根据地。军委进抵扎西附近的大河滩后，电令各军团：“原定渡江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2月10日，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负责人出席在扎西老街江西会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化，确定新的战略部署，决定放弃由川南北渡长江的原计划。这是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议提出要以大规模的游击战调动敌人，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求得新的战略计划的实现。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消灭敌人。

　　毛泽东在到红一军团第一师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会上，特别讲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东西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⑥张闻天在扎西军委纵队党员干部会议上传达《决议》时，也明确提出当前的任务就是“发展游击战争，尽量发展运动战”。⑦

　　中央红军各部向扎西地区集结时，敌军又对红军形成一个新的大包围圈。滇军总指挥龙云电令要求部属放胆向威宁、镇雄“进剿”红军；川军总指挥刘湘发出“于横江东岸而歼灭之”的命令；蒋介石更是狂妄地认为“全歼”红军在望，划分第一、第二路军作战区域，“在大江以南，横江、筠连以东地区，将西窜之匪完全消灭”。⑧

　　根据敌情变化，毛泽东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决定利用敌人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错觉，果断决策，避开敌重兵集团，向敌力量空虚的黔北急进，以开展新的局面。军委电示各部：红军不宜再继续北渡长江或就地建立新苏区，而应迅速脱离川滇敌之侧击，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并准备与薛岳兵团及黔敌为主要作战目标。

　　中共中央在扎西期间，还确定了对全国其它苏区和红军的战略部署。要求中央苏区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以适应斗争环境。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项英任主席，“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还决定在湘鄂川黔苏区成立军委分会，贺龙任主席。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这些战略部署对贯彻遵义会议精神，转变全党和全军的军事战略有着重要作用。

　　2月11日，中央红军分多路纵队，由扎西地区掉头东进。在古蔺县白沙场及其附近地域，抓住把滇军主力和川军追击部队甩出相距三四天路程的有利时机，从容地休整了几天。15日，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东渡赤水河，以消灭黔敌王家烈部为主要作战目标。中央和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号召全体指战员为消灭川、滇、黔、蒋诸敌，在云贵川区域内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必须坚决实行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的方针。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⑨毛泽东机动灵活用兵的军事思想，跃然纸上。

　　中央红军各部挥戈东指，于2月20日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又渡赤水河，突然甩开川敌，折回黔北，大大出乎敌军意料之外。川军本在北面的长江边疾行向西追击，以便迅速驰赴江边拦阻，惟恐挡不住西进中随时准备渡江的红军。而红军忽然由扎西掉头向东，折回赤水河以东，把敌军甩在长江两岸，使蒋介石妄图合围红军的又一企图落空。

　　国民党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在中央红军屁股后面打转转，竟一时迷失了追踪方向，不知红军的来影去踪。待川军发觉情况有变而由西向东折回时，红军已渡过赤水河，重入贵州。这时，黔军仅有6个团布置在娄山关一线凭险据守，企图掩护遵义，以待薛岳的部队北援。红一、红三军团经激烈战斗，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赶来增援的敌吴奇伟部，一直追到鸭溪以南乌江大渡口。这次战役，红军勇战5天，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

　　中央红军再占遵义，战绩辉煌，但这绝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重复。战役的胜利对经历了湘江失利的红军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鼓舞，恢复了必胜的信心和活力。整40天前撤离遵义的红军在两渡赤水后再回到遵义，已经完成从遵义到扎西会议的飞跃。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巩固和发展了遵义会议的成果，宣告了遵义会议的“竣工”；扎西地区是中央红军在此恢复活力，取得桐梓遵义大捷，变被动为主动的出发阵地，并最终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编辑、中校）

　　载中共党史出版社：《光辉的扎西会议》，1997年8月北京第1版。

责编：杨育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