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坪村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多日不见的阳光，也冲开了阴霾，给古樟掩映的村庄，增添了几分节日的气氛。

　　当日下午，来自各苏区和红军、全国总工会、海员的代表以及朝鲜的贵宾，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手捧着材料，涌向村内的谢氏宗祠。这一天，人们盼望已久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在这里胜利地召开了！

　　毛泽东、项英、朱德、张鼎丞、王稼祥、邓广仁等先后登上主席台并作了重要报告。会场上，不时传出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代表们兴致勃勃地听取报告后，畅所欲言地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举手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关于经济政策决议案》。

　　大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人民委员会由下列工作部门组成，并任命了各部部长：

　　外交人民委员部 部长王稼祥；

　　军事人民委员部 部长朱德；

　　劳动人民委员部 部长项英；

　　土地人民委员部 部长张鼎丞；

　　财政人民委员部 部长邓子恢；

　　教育人民委员部 部长瞿秋白；

　　内务人民委员部 部长周以栗；

　　司法人民委员部 部长张国焘；

　　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 部长何叔衡；

　　国家政治保卫局 局长邓发。

　　大会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

　　瑞金沸腾了！整个中央苏区沸腾了！山坳里的国都，缘于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朱德研究决定，红军分兵石城、长汀、会昌、于都等县，消灭地主武装，拔除白色据点，从而使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得以联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9月，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永丰迁驻瑞金。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对瑞金也并不陌生。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部，贡水源头，是入闽进粤之要道。从瑞金到长汀，步行仅有一天的路程。长汀又是闽西的重镇，定都瑞金，也便于对闽、赣两省的领导。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给瑞金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八一”南昌起义军途经瑞金时，播下了革命种子，帮助建立了瑞金第一个党支部。1931年8月，精明强干的邓小平接任县委书记，后来他又成为首任经都“京官”，顺利开展了各项工作。政通人和的瑞金，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一苏大会”后，瑞金就成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都城。

　　政权建立了，共和国诞生了，这是一部完整的国家机器。然而，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新的“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要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使这部机器能正常运转，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将经受更加严峻的考验。为此，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探索了一条治国安民的新路，在经济、文化、军事、政权等方面的建设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实践。

　　经济是基础，革命战争离不开它，人民群众更离不开它。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8月，相继在瑞金和博生（今宁都）两县召开中央苏区南部17县、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号召全苏区的劳苦群众，团结在党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大规模地开展经济建设，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制订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在短短的时间里，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日益红火起来。

　　随着土地革命的不断深入，乡村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愿望，求得了解放，获得了土地。对此，他们如获至宝，珍惜、爱护、辛勤地耕耘。可是，刚刚翻身的农民面临耕牛奇缺、劳力匮乏的窘境。苏维埃政府急群众之所急，很快领导组织了帮工组、耕田队、劳动互助组、犁牛合作社等各种互助组织。一时间，农民那紧锁的眉头展开了，你帮我，我帮你，家家户户喜气洋洋，互助合作热火朝天。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精耕细作，种粮食、植棉花、栽大豆、产烟叶，还积极开垦荒地，重视基本建设，开展生产竞赛。小脚女人也不甘示弱，迈开双脚步入竞赛的行列。在1933年的春耕生产竞赛评比中，瑞金武阳区和石水乡名列前茅。中央政府召开现场表彰大会，毛泽东亲手将题有“春耕模范”的奖旗颁发给武阳区、石水乡，热情洋溢地鼓励大家：“继续发扬春耕的成绩，在夏耕运动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农民的努力，苏区的粮食、农副产品连年获得丰收。1933年，农产品产量增加了15%。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自豪地说：“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用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有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一倍，有些竟好两倍。”

　　就这样，苏维埃政府领导人们开展生产自救，发展了经济，改善了军民的生活，获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农业发展了，农民得到了实惠，同时也为苏区的工业生产创造了条件。

　　苏维埃政府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下决心创办自己的工业，迅速发展了以军需生产为主的国营工业，规模最大的有中革军委兵工厂，生产枪枝、弹药。在瑞金还创办了九堡兵工厂、被服厂、叶坪新院的卫生材料厂、洋溪造币厂等，共计有20多个军工厂。民用工业有中央钨砂公司，下属铁山垄、盘古山、小垄等矿场。1931年至1934年秋，盘古山一个矿产值就达200万元，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同时，民间的制糖、做豆腐、雨伞、木器等手工业，与国营工业如双龙齐飞，生机勃勃。

　　通讯、运输是战争的重要保证，发展交通是苏维埃政府作出的重要决策。1933年11月12日，中央政府趁冬闲发布训令，指出：“为了红军行动便利，为了运输的迅速，为了发展经济，流通商业，为了群众往来方便，均必须修理道路。”为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修路队冒着严冬，挥镐荷锄，扛石运土，修通了瑞金至会昌、于都、博生、石城、长汀等干道。1931年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瑞金应运而生，从1933年起，统一了根据地邮政，同时发展了中央苏区交通、邮电事业。

　　保障供给，为战为民，苏区的商业在反对敌人经济封锁和反对中间商人过分剥削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日趋活跃。苏区的公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三位一体”，互为补充，相互竞争。1933年2月，中央政府在瑞金南门岗成立对外贸易局，开展赤白交易，保证物资供应，出口谷米、豆子、菜油、烟叶等，进口盐、洋油（即煤油）、药品等。创办了粮食调剂局，调剂和收购粮食，通过购、存、调、销，打击奸商，平抑粮价。自愿互利，利益兼顾，大力发展以粮食全作社、消费全作社为主的合作社商业。到1934年2月，中央苏区粮食合作社增至10712个，社员243904人，股金242079元；消费合作社发展到1140个，社员275993人，股金322525元。瑞金壬田区消费合作社，成绩斐然，被毛泽东和中央政府誉为“中央苏区合作社的模范”，多次受到表扬。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必须要有自己统一的货币，要有自己完善的金融管理体系，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一环。在根据地初创时，苏维埃的财政来源主要是靠打土豪没收和战争缴获；中央政府成立后，有了自己的国家机关，应该有可行的金融方略，那就是必须发展国民经济，这成为中央政府的指导思想。为此，在税收征管，勤俭节约，反对浪费，发行公债，统一货币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1931年11月，颁布了《暂行税则》，开始在苏区建立人民税收制度，并成为财政收入的经常性来源。财政支出以节约为原则，积极倡导“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警示人们“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依靠群众的力量解决革命战争经费和经济建设资金，中央苏区先后发行了3次公债。1932年6月，发行60万元短期战争公债；同年10月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8月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在金融上，建立了国家银行，统一苏区货币，促进金融流通，有力地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战争频繁的情势下，往往难以顾及文化知识的教育。然而，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没有忘记文化的普及、人才的培养。就在那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各种新型的学校从无到有，遍地开花。村有列宁初级小学，区乡有列宁高级小学。规定7—15岁儿童，除地主、富农、商人子弟外，均免费接受义务教育。1934年1月，江西、福建、粤赣3省统计，在2932个乡中，列宁小学达3052所，学生89710人。此外，还开办夜校、识字组、业余补习学校，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扫除文盲。1934年1月，江西、福建、粤赣3省共办补习夜校6462所，学生94517人，江西、粤赣两省有识字组32388组，组员155371人。还创办了苏维埃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央党校、红军卫生学校、列宁师范、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文教等各方面的人才。

　　苏区的文艺是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艺队伍是革命战争的一支生力军，对苏区的各项建设和革命战争起到推波助澜和鼓舞斗志的作用。1932年9月，正式成立了中央工农剧社；1933年3月，又组织了蓝衫剧团，设立了编审委员会、导演、舞台、音乐、歌舞等部，创办了蓝衫团学校。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兼艺术局局长瞿秋白，亲自编辑了《号炮集》苏区剧本集，创办了《苏维埃文化》月刊。那些文艺战士披星戴月，经常出现在田头地角、机关学校、医院部队，为他们演出，为他们鼓劲。

　　1933年3月，为了增加革命战斗力，保证人民的身心健康。中央内务部还制定颁布了《苏区卫生运动纲要》，提出“苏区的卫生运动，是为了解决群众的切身痛苦，为了增加革命的战头号力，是苏维埃战斗的一部分”，卫生工作“要天天做，年年做，村村做，乡乡做”。中央苏区掀起了讲卫生爱清洁的群众运动，群众疾病大为减少，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增强体质，锻炼毅力，1933年5月，中央政府在叶坪举行了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运动会。草场上龙腾虎跃，热闹非凡。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福建、江西、红军学校以及中央政府机关选派了16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工农红军学校结合提高军事技术，举行了“八一”军事体育比赛。文化教育、体育的发展，使中央苏区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这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经济、文化卓有成效的发展，不断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逐步健全了民主与法制。中央执行委员会相继颁布了《宪法大纲》、《苏维埃组织法》、《选举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召开了中央苏区南部18县选举运动大会。代表们纷纷表示，“把革命战争与选举密切地联系起来”，“改选苏维埃政权成为更群众化的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今年的选举》的报告，对选举运动作了具体的部署。

　　1933年9月、10月间，中央苏区普遍开展了一次自下而上的选举运动。如下才溪乡选举中，村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大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在160多名候选名单中选出91人。“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选举运动的胜利完成，为“二苏大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1933年底，毛泽东中央检查团风尘仆仆到兴国长冈乡后，又深入闽西上杭才溪乡，做了详细调查和考察。总结了乡苏维埃政权工作的经验，写下了著名的《长岗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份调查文本的形成，对于指导苏维埃政权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1934年1月21日、在瑞金沙洲坝老茶亭新建的一座外观似红军八角帽的建筑里，举行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

　　服戴“二苏大会”代表证的代表们，兴高采烈地在这里共商国事。大会一致通过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报告，苏维埃建设、红军建设、经济建设等决议案，修改了宪法大纲，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增设了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粮食人民委员部、中央审计委员会。

　　毛泽东侃侃而谈，在结论中用通俗的语言、具体生动的事例，着重阐述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必要性。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使红色政权建设日臻完善，也进一步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中央苏区经济、文化、政权方面的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年的这些理论和实践，也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其以后的各项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范例和经验。

　　稿件来源：《红色故都》

责编：杨育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