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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回眸:施琅收复台湾始末(图) 

央视国际 www.cctv.com  2006年03月22日 14:51 来源:

2003年11月18日,海内外宾客在福建晋江参观新落成的施琅将军雕像。(新华社图片)

  父亲兄弟被杀,施琅被迫降清

  施琅(1621―1696),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自幼生长在海边,少年时代从师学剑,武艺超群。清顺治三年(1646年),施琅与其弟施显投奔郑成功,参加了郑成功领导的武装。由于才干超群,没过多久施琅就成为郑成功最为得力的将领。

  施琅青年时个性极强,常常与脾性相同的郑成功发生冲突。顺治八年(1651年),施琅因反对郑氏“舍水就陆”的战略方针和强征百姓粮饷的做法,与郑氏产生了尖锐的分歧。次年四月,施琅捕杀了手下一名改投郑成功的清兵,郑成功便将施琅及其父施大宣、其弟施显投入牢中。施琅被捕后不久逃脱,藏在副将苏茂家中,并请人从中调停。但郑成功非但不接受调解,反而派人前去刺杀施琅。行刺失败后,郑成功一怒之下竟将施大宣和施显杀了,将施琅逼上了投清之路。

  降清之后,施琅被授为同安副将,迁总兵。康熙元年(1662年),施琅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1665年,封靖海将军。

  和平促统不成,康熙帝被迫对台动武

  对在台湾经营多年的郑氏后裔,清廷的本意力主和平统一。从康熙元年起,清廷与郑氏政权进行了持续22年、多达9次的谈判。其间几多波折,但无结果。耐心等待多年后,康熙帝忍无可忍,终于决定对台动武。

  1664年,刚刚降清的施琅就曾建议率兵“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使“四海归一,边民无患”。几年后,他又上《边患宜靖疏》和《尽陈所见疏》,强调只有迅速讨平台湾才能使“民生得宁,边疆永安”;“当乘其(指台湾郑氏政权)民心未固、军情尚虚”时,进军澎湖、台湾,使“四海归一”。

  施琅的主张提出后,康熙帝马上调他到北京面陈收复台湾大计。但当时的清政府面临“三藩之乱”,再加上八旗精锐不善海战,朝中不少大臣认为海峡“风涛莫测,必难致胜”,不主张武力平台。加之1664年前后施琅两次跨海征台未果,被康熙免去福建水师提督的职务,改授内大臣。在京期间,他一面继续上疏征台,争取康熙帝的支持;一面广交朝中大臣,争取他们对统一台湾事业的理解和支持。在内大臣任上,施琅一等就是13年。

  1681年,长期主政台湾的郑经(郑成功之子)去世。郑经死后诸子争位,郑氏家族内部矛盾激化。清政府也在这一年最后平定了“三藩之乱”,能够腾出手来考虑平台的问题。施琅复出的时机终于等到了。

  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福建总督姚启圣上书力主乘胜收复台湾。康熙采纳大学士明珠的意见,决定对台湾郑氏先行招抚,若招抚不成再用武力。当时郑氏政权已无恢复明室的可能,只想保住在台湾割据的局面。他们在与清朝的谈判中,多次要求“不剃发”,“世守台湾”。如果清政府同意郑氏的要求,台湾这块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就会从祖国分割出去。康熙帝在遣使与郑氏代表谈判中许诺,如郑氏归顺清朝,则可“保境息民”,仍在台湾居住,但郑氏必须成为清朝臣民,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显然对此没有兴趣。在多年的和谈“招抚”与和平努力无效后,康熙帝决定以武力收复台湾。

  一战定澎湖,促成台湾和平统一

  1681年,在姚启圣和施琅的同乡大学士李光地的极力举荐下,康熙帝再次召见了已年届花甲的施琅。施琅再次向康熙帝详细阐述了如何训练水师、如何利用风向变化等具体方略。康熙听后十分满意,任命他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令其即赴前线,操练水师,待机进取台湾。

  由于福建前线存在着姚启圣和施琅军政两套班子,行动起来难免相互掣肘。施琅一到厦门,立即上书要求“专征”台湾,即在军事指挥方面享有独自决策权。在其意见被否决后,施琅又执意坚持再次上书。康熙帝虽然认为为人臣者不应如此“妄奏”,但他还是网开一面,把施琅的意见交诸大臣讨论。讨论中,明珠赞成施琅的意见,主张“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康熙也随即表示同意明珠意见,令“施琅相机自行进剿”。

  康熙批准“专征”使施琅大受鼓舞,上任以后,施琅积极训练水师,督造战船,选拔将领,全心筹措征台计划。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施琅率领水兵2万余人,大型战船300余艘,中小战船230余艘,从福建铜山(今东山)海域扬帆起程,一路乘风破浪,锋芒直指台湾的战略前哨澎湖列岛。

  施琅出兵台湾选择了一个最恰当的时机:郑经死后,郑氏家族内部纷争不断,新继王位的郑克?无力控制局面;由于农历六月间是台湾海峡飓风盛行之时,施琅前两次渡海攻台就因飓风半途而废,因此,台军主将刘国轩断定清军不会在此时冒险渡海,对清军的进攻毫无防备。

  鉴于以往的教训,施琅把选择出兵的季节、时间、风向等条件作为一件大事,派专人查阅气候资料并进行了海情和风向、风力的实地观测。攻台之前,清军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但在选择北风还是南风的风向出兵这个关键问题上,军内存在不同意见。施琅认为:台湾地区高温多雨,特别是在偏南风向下,风速和缓顺畅,因而有利于舟师横渡海峡。他多次向皇帝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就南风和北风对航海军事的影响优劣做了比较。他说:“乘夏至南风成信,当即进发捣巢。盖北风刚硬,骤发骤息,非常不准,难以预料;南风柔和,波浪颇恬,故用南风破贼,甚为稳当。”他的理由最终说服了康熙帝和其他将领。

  施琅把平台的首选目标定在澎湖是有其原因的。台湾本岛地域狭窄,缺乏战略纵深,澎湖就成为其外围防御的惟一屏障。台军主帅刘国轩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将台军主力悉数摆在澎湖,并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还在妈宫、风木匝尾、西屿头、牛心湾等要冲地点加筑炮城14座,沿海筑造高墙深沟20余里,安设铳炮,准备与清军决战。面对台军的严防死守,施琅采取了灵活的作战方针,将清军分为三路,以左右两翼牵制敌人,主力居中直捣敌阵船队。

  7月9日,清军到达澎湖八罩岛(今望安岛),并停泊于此。从10日起,清军向澎湖岛台军发起攻击。清水军迅速利用有利的西南风向条件,使用“五点梅花阵”,用多艘战船围攻台军一艘,集中兵力作战。“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辨。”清先锋蓝理率7船冲入台军中,共击沉、焚毁郑氏船只14艘,焚杀郑氏官兵2000余人。这时的刘国轩却缺乏主动进攻精神,把胜利希望完全寄托在飓风上,因而几次坐失了主动出击的良机。澎湖一战,清军先后焚毁、击沉和俘获台军大小船只近200艘,杀死台军将领、头目300余名,士兵12000余名,另有165员将领和4800名士兵倒戈投降。刘国轩只是仰仗地形熟悉,才从水浅礁险的吼门岛屿乘水涨风顺之时,带领31艘小船逃回台湾。此役,清军阵亡官兵329人,负伤1800余人,船只毫无损失。

  施琅一战定澎湖,歼灭了台军精锐部队,打开了台湾岛的门户,郑氏败局已定,岛内人心大震。施琅获胜后并不急于继续进攻,而是在澎湖“抚绥地方,人民乐业,鸡犬不惊”,甚至派人捞救跳水未死的台军官兵,使得台湾、澎湖军民“莫不感泣,愿内向”。与此同时,施琅建议朝廷“颁赦招抚”郑氏,以争取和平统一台湾,使台湾百姓免去刀兵之灾。康熙帝也同意施琅的招抚政策。郑克?、刘国轩见施琅“无屠戮意”,也愿意归顺。

  7月31日,郑克?派人到澎湖施琅军前请降,要求仍居台湾,“承祀祖先,照管物业”。施琅拒绝了他们的条件。

  8月13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迎接,各乡社百姓亦沿途“壶浆迎师”,台湾终于实现了和平统一。9月17日,郑克?等递送了正式的降书,并缴纳了延平王等册印。10月3日,施琅亲往台湾,接受了郑氏的归降。从1662年上书请求收复台湾,至1683年统一台湾,前后共计20余年。

  确保台湾留在中国版图

  清军攻下澎湖以后,有人向施琅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施琅却说:“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他还向郑氏手下的人声明,“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

  施琅到台湾后,果然不计前嫌,冷静处理国事与家仇的关系,不但没有诛杀一人,而且还到郑成功庙祭拜,肯定了郑成功开发台湾的贡献,与郑克?等人“握手开诚,矢不宿怨”。他疏请减轻台民的赋税负担,妥善安置归降的郑氏官兵。

  施琅收复台湾后,在清廷内部产生了一场对台湾的弃留之争。许多大臣对台湾的战略地位缺乏认识,竟然认为“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大臣中主张守台者只有姚启圣和施琅等少数人。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施琅力陈台湾战略地位之重要性:台湾“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施琅对西方殖民者觊觎台湾多年的情况有所了解,认为“红毛”(西方殖民者)“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如果一旦让其占有台湾,必定会以台湾作为基地,利用“精壮坚大”的战舰进犯大陆沿海,“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在随后的几次奏陈中,施琅还指出: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弃之未免可惜;“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遍野种植有各种竹木,“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还盛产木棉,“经织不乏”,“舟帆四达,丝缕踵至”,怎能拱手送人?由于施琅力主保留台湾,最终促成清政府在1684年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驻兵1万戍守。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中秋佳节,康熙帝召见了平台得胜归来的施琅,“解所御龙袍敕赐,亲制褒章嘉许”,并封施琅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令其永镇福建水师,“锁钥天南”,并特准在澎湖大山屿妈宫城内及台南城内样仔林街建生祠,称为“施将军祠”。1696年,施琅卒于住所,葬于福建惠安。次年,施将军庙建在妈宫澳东街,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更名为“施公祠”。

  已故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先生曾指出:“郑成功的复台和施琅的复台虽各有具体原因,但是都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大义。”“两人的处境不同,征台的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则有同样的认识,都坚定地主张保卫台湾。从他们两人对台湾的认识来说,我们说施琅不是郑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继承者。”

  在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县施琅纪念馆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这是对郑成功和施琅功绩客观、完美的写照。文/樊繁(来源:环球时报)

责编:凌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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