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台湾当局在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同时坚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所谓“三不政策”底线，并称“只有中共彻底放弃马列主义，认同三民主义后，两岸官方才有接触的可能”。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会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官民分离”只是台湾当局的一厢情愿。随着两岸民间交流的日益增加，两岸接触势所难免。自1986年香港“两航谈判”至今，两岸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各种形式事务性、功能性商谈。
“两航谈判”
自1949年国民党当局逃台后，海峡两岸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接触谈判是在1986年5月。这是一起因偶发事件引发的两岸谈判，台湾当局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拉上了谈判桌。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编号“B-198”的台湾“中华航空公司”波音747货机，在飞越原定降落的香港启德机场后，突然偏离航线，朝北飞行，稍后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长王锡爵要求在祖国大陆定居，同行的另两名机械师要求回台，机上共有货物22万磅。事件发生当天，中国民航致电台湾“华航”，请其尽迅派人到北京商谈有关飞机、货物和机组其他成员的处理问题。
面对这一突发的事件，台湾当局立即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按照“三不政策”，就不能与中共谈判但不谈判又解决不了问题。经过权衡利弊，为避免给外界造成国共两党在进行谈判的印象，蒋经国最后决定在坚持“三不政策”的前提下，委托第三者“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全权代表“华航”与中国民航协商解决人机交接事宜。蒋经国还指示“华航”依国际惯例解决善后工作。这一不合适宜、多此一举的决定自然遭到祖国大陆的反对。祖国大陆方面认为，这纯属两个航空公司之间的业务性商谈，并不涉及政治问题。既然是交接，就应当由当事双方直接地、负责地办妥交接事宜，以确保飞机和愿回台湾的另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返回台湾。中国民航再次致电“华航”，催其尽快作出答复，并提出如果台湾方面认为到北京不方便的话，也可到他们认为方便的地方协商。
在经过两个星期的交涉后，1986年5月17日至20日，“中华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各派出三名代表，在香港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历史性商谈，就交接货机、机组人员和货物事宜达成协议，签署了“两航会谈纪要”。
这次商谈是两岸在隔绝37年后由官方在背后主导下的第一次公开接触谈判，它的成功举行，打破了台湾当局长期营造的“恐共”心理，使台湾民众认识到，共产党并不像当局宣传的那样可怕，两岸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同时这次谈判成功也为两岸解决纠纷创造了一种“华航模式”，其原则是：地位平等、友好协商；就事论事，合情合理；互相尊重、彼此谅解；多从对方考量，不作题外文章。“两航谈判”的成功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美国舆论称之为国共两党的“首次正式接触”、“首次直接会谈”，日本《东京新闻》发表评论长此次事件是海峡两岸关系“一举向前发展的划时代事件”。香港报纸则称：“两航谈判就其影响而言，显然具有高度的政治含义，说它是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决不为过”，“它标志着国共两党及两岸关系的一个新起点”。
“金门谈判”
80年代后期，由于台湾当局拒绝两岸“三通”，奉行单向的开放政策，限制大陆民众与台湾的正常交往，在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陆居民私渡去台的现象。台湾军警对大陆私渡入台人员采取不人道的强制“并船遣返”的做法，致使台湾海峡连续发生数起大陆同胞在遣返过程中遭受人身伤亡的事件。1990年7、8月间，发生了因“并船遣返”导致25人被集体钉在船仓内窒息死亡，以及21人因遣返船被台军舰撞击落水身亡等两起惨剧，台湾军警的残暴行径遭到两岸人民的一致谴责。
1990年8月，为避免再次出现死伤悲剧，切实解决私渡人员的遣返问题，中国红十字总会向台湾红十字组织建议，双方签定遣返作业协议，将私渡人员遣返纳入规范程序，使遣返作业在两岸红十字会组织的见证下进行。背受强大舆论压力的台湾当局，对于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建议很快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考虑到签署协议需要实地考察遣返路线，同时也为了照顾台湾方面希望保密的要求，双方决定协商地点定在当时尚未解除“戒严”、仍是国民党“战地”的金门岛。
1990年9月11日上午，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韩长林等4人乘坐一艘悬挂白底红十字旗的铁壳船，从厦门东渡码头出发，径直朝金门方向航行。在下榻的“仁爱新庄”，韩长林等与台湾红十字组织秘书长陈长文等就两岸红十字组织参与见证主管部门执行海上遣返事宜进行了协商，并于12日签署了协议。双方本着切实解决问题、回避目前尚难以解决的两岸政治分歧的务实精神，就见证遣返的原则、对象和遣返程序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
“金门协议”虽然是以两岸红十字组织的名义签署的协议，但却得到两岸官方的认可和授权。1990年10月8日，双方根据“金门协议”第一次顺利进行了海上遣返工作，首批55名私自渡海去台的大陆居民从马祖回到了福州马尾港。此后，共有120多批近2万名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两岸居民和刑事嫌疑犯、刑事犯循“金门协议”的模式完成遣返。
“金门协议”的签署，不仅保证了两岸遣返作业的顺利进行和两岸同胞的生命安全，也为其后两岸的授权民间机构的商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两岸经贸交流的迅速发展，人员往来以及各项交流活动的不断扩大，逐渐衍生出了一些有关两岸人民权益的棘手问题，有感于有共同解决事务性、功能性问题的迫切需要，两岸于1993年4月举行了的“汪辜会谈”，并签订了四项协议，迈出了两岸关系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一步。
两会相继成立
鉴于僵化的“三不政策”，台湾当局无法与祖国大陆进行正式的接触与谈判。1990年11月21日，为应付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以及推行有限的大陆政策，台湾当局成立了“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并于1991年3月9日正式挂牌工作。这是以民间团体身份出现的半官方机构，直属于“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任务是接受“陆委会”的委托，办理台湾当局“不便与不能出面的两岸事务”，人称“陆委会”手套。海基会的首任董事长为国民党中常委、台水泥业巨富辜振甫，副董事长兼秘书长为陈长文、副秘书长为陈荣杰。
海基会成立时的定位是“协调处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往来有关事务，以保障两地人民权益为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该会的主要工作有如下7项业务：(1)两岸人民入出境收件、核转及有关证件签发补发。(2)大陆地区文书验证、身份关系证明、协助诉讼文书送达及两地人犯遣返。(3)大陆地区经贸资讯的收集发布，间接贸易、投资及其争议的协调处理。(4)两岸人民有关文化交流事宜。(5)协助保障台湾地区人民在祖国大陆地区停留期间的合法权益。(6)两岸人民往来有关咨询服务。(7)“政府”委托办理的其他事项。
该会成立后立即承担先前由红十字会负责的有关两岸事务性的接触和交往的职能，并派遣该会人士访问祖国大陆各相关部门，建立沟通管道。
1991年12月16日，大陆社会团体法人性质的民间团体“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在北京成立，它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汪道涵被选举为海协会首任会长，唐树备为常务副会长，秘书长为邹哲开。海协会成立后的工作重点主要有4项：一、逐步建立和发展与台湾岛内外民间团体、人士的联系与相互合作，发挥民间力量，共同促进两岸的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根据国台办的授权，协会将负责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有关团体进行联系，处理相关问题。二、就合作打击台湾海峡海上走私、抢劫等问题与台湾授权团体海基会具体商谈。三、协会如受到委托，也将协同有关方面与台湾授权团体或人士就处理台湾海峡海上渔事纠纷和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之居民及相关问题进行商谈。四、协会将积极为台湾岛内外各团体、各界人士提供有关祖国大陆投资、贸易和其他交流活动的政策、法规等咨询和服务。同时也积极向祖国大陆有关方面和地方提供对台文化、学术、体育、科技交流等咨询。
两会成立后，充分发挥了沟通化解的桥梁作用。一年内，合作处理了各类突发事件24起，包括渔事纠纷6起、台军驱逐大陆渔民伤亡事件10起，刑事案件8起，建立起了相当良好的协调关系。从1992年3月到1995年6月，两会进行了包括第一次“汪辜会谈”在内的各种层级的总共17次商谈。
“九二共识”确立
两会就两岸交流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接触与商谈后发现，虽然双方商谈的是事务性问题，但要顺利地解决问题，一个重要的事实必须首先明确：两岸间的事务性问题是一个国家内的事情。这就涉及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
1991年4月8日，陈长文首次访问大陆时，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唐树备授权提出了处理海峡两岸交往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应遵循的五条原则，其中第二条就是“在处理两岸交往事务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也反对‘一国两府以及其他类似的主张和行为”。1992年3月22日，两会在北京就“海峡两岸公证文书使用”和“海峡两岸开办挂号函件的查询、补偿”两项议题进行了首次事务性商谈，双方出现若干分歧，并没有达成协议，而分歧的症结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大陆方面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两会商谈的事务性问题为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台湾方面虽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为谋求所谓“对等政治实体的”地位，强调双方在一个中国涵义上的分歧，提出用“各说各话”的方式说明一个中国的涵义，
3月30日，唐树备在记者会上指出，“由于现在两岸没有统一，所以首先应明确我们商谈的或要解决的是一个国家内的事情。众所周知，国共两党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方面通过的有关统一的文件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既然是双方的共识，为何双方不能本着这个原则来处理两岸事务性问题呢。两岸没有统一，但我们是一个国家，这个原则是坚定不移的，至于用什么形式来表达这么一个原则，我们愿意讨论。”
8月1日，台“国家统一委员会”通过所谓“关于一个中国”的涵义的政策文件，该文件有关一个中国涵义的叙述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中共当局认为一个中国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来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其管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我方则认为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但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海协会负责人随即对“国统会”的决议文作出回应指出“它表明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对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我们不同意台湾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涵义的理解”。该负责人也重申，“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涵义”。
1992年10月28—30日，两会在香港举行商谈，集中讨论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在商谈中，海协会提出了5种文字表述，海基会先后提出5种文字表述方案和3种口头表述方案，其中最后一种口头表述方案的内容为：“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双方表述文字都包含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内容，但因文字表述有歧义，以致会谈结束后两会仍没有达成协议。
11月3日，海基会正式致函海协会，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海协会16日正式回函通知海基会，海协会的口头表述要点是：“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该函还附上海基会增列的第3项口头表述文字。12月3日，海基会函覆海协会，对达成共识未表示异议。从以上两会来往的信函中可以看出，双方的共识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的统一。”(简称“九二共识”)
“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确立后，从原则上排除了事务商谈中的主要障碍，使双方很快就“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和“海峡两岸挂号凼件遗失查询及补偿”问题达成协议，并为1993年的第一次“汪辜会谈”铺平了道路。
第一次“汪辜会谈”
1993年4月27日至30日，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在祖国大陆一年多来的积极推动下，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这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触，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两天的会谈中，双方就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科技文化交流等三项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会谈达成了四项协议，包括《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汪辜会谈”对发展两岸关系、扩大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和人员往来、各项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一是为两岸的良性互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两岸今后协调和处理有关事务“树立了一个可资依循的模式”，它表明两岸完全可以在政治原则、立场、目标取向差异甚大的情况下，通过坦诚、务实的接触与协商，本着“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原则坐下来谈，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增进互信。二是会谈的具体成果直接推动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当年台对大陆转口贸易额从1992年的74亿美元跃升到170亿美元的新纪录；台湾跃居大陆吸收外部投资的第二位；间接投资金额较上年增约一倍，且台湾大企业大财团开始成为投资大陆的主要角色。两岸文化、科技方面的交往则呈现“层次高、范围规模扩大、内容深化、方式多样化”的新特点。
“汪辜会谈”获得成功，得到两岸同胞的高度评价。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指出：“汪辜会谈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大陆积极推动第二次“汪辜会谈”
第一次“汪辜会谈”是两岸高层人士的首度正式接触，实现了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突破，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然而事与愿违，台湾当局同意举行“汪辜会谈”的本意，并非是要促使两岸关系朝统一方向健康发展，而是想借机凸显所谓的“对等政治实体”地位，并试图以发展两岸关系为“筹码”，换取祖国大陆承认台湾为“对等政治实体”。“汪辜会谈”结束后，台湾当局再次声称“两岸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并称“汪辜会谈”绝非表示两岸迈向统一的进程有所加快。
“汪辜会谈”后不久，台湾当局即于当年6月公开推动所谓“参与联合国”的活动，李登辉公开声称，他“从未讲过一个中国”。1994年4月，他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对谈时更妄称，“中国一词是含糊不清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是“奇怪的梦”，“国民党是外来政权”。在国际上，台当局更是不计手段、不计名义、不计代价地大搞“金钱外交”，李曾先后跑到不少国家公然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
在两会事务性商谈方面，根据《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精神，从1993年8月起，两会就“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人员遣返及相关问题”、“两岸劫机犯遣返问题”及“协商处理两岸海上渔事纠纷问题”等三项议题展开了后续事务性商谈。至1994年底，两会在北京、台北、南京等地共举行了7次事务性商谈及2次“唐焦会谈”。虽然在祖国大陆的努力下，会谈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由于台当局企图通过商谈达到两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目的，提出“司法管辖权”等敏感问题，制造政治分歧干扰事务性问题的解决，致使两会最终未能签署任何协议。
尽管台湾当局的举动给落实“汪辜会谈”的决议蒙上了阴影，但祖国大陆仍积极推动第二次“汪辜会谈“，海协会与海基会几经商谈后，最后确定于1995年7月20日在北京举行。然而，就在此时，1995年6月7日，李登辉赴美出席康奈尔大学校友会，在国际上大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严重破坏了两岸商谈的气氛，使两岸关系剑拔弩张，跌至冰点。面对这一严重政治挑衅，祖国大陆采取果断措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分裂”、“反台独”斗争，而且举行了旨在针对“台独势力”的军事演习。两岸关系空前紧张和对立，两会事务性商谈，以及正待成行的第二次“汪辜会谈”，均告中断。
1997年后，在“反分裂、反台独”斗争取得重大成果，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以及国际形势、两岸关系形势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祖国大陆方面采取主动，继续推动第二次“汪辜会谈”。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重申两岸及早开启政治谈判的建议，郑重重申其于1995年1月30日提出的《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八项主张”(简称“江八点”)，强烈呼吁“希望台湾当局认真回应我们的建议和主张，及早同我们进行政治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是有利于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
1997年11月6日，为了给两岸政治性谈判的预备性磋商创造条件，海协会致函海基会，邀请海基会秘书长焦仁和出席定于12月在厦门举行的“跨世纪两岸经济关系展望研讨会”，并在厦门、上海和北京等地参访，但海基会却于7日拒绝了邀请，反提出由辜振甫率团访问大陆的建议。11月11日，海协会发布新闻稿，表示欢迎辜振甫在适当的时机访问大陆。
1998年1月1日，江泽民在新年祝词和全国政协新年茶会上宣布，“今年中国统一工作的重点是与台湾举行政治磋商，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尽早回应我们提出的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进行谈判的郑重呼吁”。1月26日，钱其琛副总理在纪念江泽民总书记八项主张发表三周年座谈会上明确表示，促进两岸政治谈判是现阶段全面推进两岸关系的关键。在统一之前，在处理两岸关系事务中，特别是在两岸谈判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分割。
2月14日，海协会致涵海基会，表示愿意与海基会协商两岸政治谈判的程序性事宜，并随之安排重启经济性事务性议题商谈，同时邀请辜振甫在适当时机来访，两岸适当层级的人员可在交流互访中为此做必要的准备。
这些充满诚意和善意的建议受到了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岛内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要求当局作出积极而正面的回应。但台湾当局却对祖国大陆推动两岸政治谈判所做的一系列努力采取了消极的回避态度，声称“如果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国家的现实，根本没有办法谈”，“目前看不出两岸有何政治议题好谈”。并在如何谈、谈什么问题上大作文章，声称两岸谈判“哪里中断哪里开始”、“先从事务性商谈做起、慢慢来”、“两岸商谈要不预设任何前提条件”，“政治谈判危险”等等，意图拖延两岸政治谈判。
与此同时，祖国大陆开展的“反台独”、“反分裂”斗争使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越来越认识到台湾是破坏亚太和平发展的“麻烦制造者”，如果放任台湾当局的分裂政策，将最终导致战争，从而危及世界和平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整体利益。因此，美国开始调整、改善对华关系，并敦促两岸尽快进行和平谈判。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应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江泽民主席成功在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达成了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1998年6月25日，应江泽民主席的邀请，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在中美首脑互访中，克林顿总统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原则。克林顿和美国其他领导人并明确表示美国政府“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以及其它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按照“八一七公报”的原则处理售台武器问题。美国公开承诺对台“三不”支持，在岛内引发强烈震撼，使台湾当局面临越来越大的谈判压力。
在祖国大陆、岛内民众以及美国的促谈压力下，台湾当局为了逃脱破坏两岸关系发展的责任，最终不得同意辜振甫参访大陆。
第二次“汪辜会谈”
1998年10月14日，受海协会邀请的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赴上海、北京的“参访”活动终于成行。辜先生是近五十年来第一位踏足祖国大陆的由台湾当局正式授权的代表，祖国大陆对此次参访十分重视，并给予很高的礼遇，江泽民总书记、钱其琛副总理分别会见辜先生一行，这是海峡两岸自1949年以来最高级别的公开接触。
10月15日，辜振甫与海协会长汪道涵会面，这是两岸两会自1995年6月中断商谈以来的首次高层对话，是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1993年新加坡会谈之后的第二次握手。双方在会谈中达成了四项共识：
一、两会决定进行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具体协商作出安排。
二、进一步加强两会间的交流，包括两会负责人等多层次的互访。
三、涉及两岸同胞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两会将加强个案协助，相互委托。
四、辜振甫先生邀请汪道涵会长访问台湾。汪道涵对此表示感谢，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到台湾访问，加深了解。
汪辜会谈所达成的四点共识，有助于改善两岸关系和两会交流的气氛，加深双方的了解，化解分歧，增进互信，从而为今后两岸两会的进一步交流直至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的举行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但是，由于台湾当局刻意回避一个中国原则，不愿意展开政治谈判并进行预备性磋商，只是含糊表示展开议题广泛的对话，使四项共识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双方根本分歧如故。
辜振甫“参访”大陆后，祖国大陆方面继续推动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1999年6月27至29日，两会在北京商谈，就落实四项共识交换了意见，并就汪道涵9月中旬或10月初访台达成初步共识。可是，李登辉竟在l0天后，7月9日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公然抛出“两国论”，使一度缓和的两岸关系又一次跌入低谷。面对李登辉之流猖狂的“台独”活动，海峡两岸和全世界的炎黄子孙同仇敌忾，一致声讨，国际社会也纷纷谴责李登辉的“台独”行径。15日，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指出，由于李登辉“两国论”的倒行逆施，使两会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接触、交流、对话的基础不复存在。20日，海协会鉴于海基会当天的来函及所附的“辜振甫谈话稿”严重违背了两会1992年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对该函不予接收并正式退回，两会联系遂告中断，汪道涵访台之行亦告搁浅。
责编：王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