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惠，男，1955年7月出生，1979年从事文物工作，江苏淮安人，现任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博物馆副馆长。该同志二十八年来在文博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不断探索，敬业尽职，执着进取，为基层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显著的业绩，先后被江苏省淮安市文化局表彰为“文物普查先进工作者”、“馆藏文物安全先进个人”、“文化先进工作者”。二十多年来，共为国家征集各类文物1000多件，其中一级品27件，二级品20件。用心血和汗水谱写了可圈可点的文博华章。

　　该同志童年时耳濡目染，受父亲影响对文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父亲离休时，郑重地对他说：“文物是我们民族的传家宝，必须用生命保护它、传承它” ，并鼓励他继承父志，从事文物工作。于是，陈锦惠毅然离开了已从事三年的医卫岗位，调到县图书馆当了一名文物保管员。父亲的嘱咐、事业的召唤和对文博事业的挚爱，促使他立志投身文博事业，并从此与文博结下了不解之缘。

　　只有初中学历的他，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深感到自己知识不足，很难适应文物工作的需要。于是，白天埋头在仓库里整理登记零散的各类文物，坚持晚上读夜校，终于以优异成绩获得高中学历。同时，在坚持自学文物知识外，也决不放过任何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为了报考南京大学“文博专业班”，丢下了年过八旬的父母和怀孕临产的妻子，带上当时家中仅有的1000多元积蓄，自费参加学习，为了参加南京博物院举办的“陶瓷、玉器鉴定班”和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的“古陶瓷鉴定班”，他不顾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儿，毅然参加培训。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不断学习充实，多年来，先后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120余篇文章，其中30多篇分别发表在《中国美术全集》、《人民日报》、《中国文物报》、《中国博物馆志》、《宜兴之砂》、《东南文化》、《紫砂汇赏》等刊物，《巨星升起的地方》一书获得江苏省首届文博学术论著三等奖。

　　楚州（原县级淮安市）是周恩来的故乡，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具有6000多年的文明史和2600多年的建城史，名胜古迹众多，文物资源丰富。从担任文物保管员开始，他就十分注重文物收集和保护，1980年秋，在季桥乡征集文物时，偶然发现农家巷内有一只瓷器，经辨认是一件无价之宝，于是，他说服主人并付了20余元钱，兴奋地从30里外抱着步行回城，后来这件元青花牡丹纹兽耳盖罐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并多次赴京展出。1982年4月的一天，在镇淮楼值班的他，听说闸口村挖到一座古墓，立即下楼，一口气跑到三公里外闸口二队，在队房的门后，看到两卷像画轴的东西散乱在地上，出示证件后，他叫队长保护现场，自己便抱着画轴跑回镇淮楼，清洗外面的淤泥后轻轻打开，25幅已发黄并不同程度损坏的古字画出现在眼前，这些刚刚从棺木中拿出的古字画发出阵阵的臭气，他全然不顾，沉浸在获此至宝的喜悦之中，后来的几天，又对这批字画进行了仔细的清洗清毒，为后来修复装裱做了大量前期保护工作，这批25件“淮安明王镇墓出土字画”被文化部字画鉴定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国家文物局特为王镇墓字画拨专款出专辑，其中有四幅字画分别在美国、日本展出。1984年，全省文物普查工作开始，历时一年半他跑遍了全县32个社、场、镇，掌握文物线索2000余条，古墓葬、古遗迹、古民居、古建筑200余处，为后来的征集工作和编写《淮安文物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86年冬，他接到河下古镇有人盗墓的举报，马上骑上自行车顶着寒风赶到现场，在清王光熙墓中清理出土了大彬紫砂壶、曼生壶、狮钮田黄印章等40多件珍贵文物。1989年冬，城东乡蒋南村有人盗墓，他和公安人员冒着严寒连夜蹲守，终于抓住了盗墓人，使明宣德彭城候张诚墓葬得以保护。1999年底，他正在参加文化局年终总结会议，接到群众举报，孙徐村有古墓被盗，他立即带领有关人员赶到现场，发现墓穴已被挖开，棺木部分裸露，为了防止再次被盗掘，果断决定组织抢救性发掘，从上午一直干到次日凌晨一点，始终战斗在第一线。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工作者，宣传和普及文物知识也是肩负的重要责任。1983年春，他建议将王伯安尸体及出土文物进行巡回展出，领导同意并将这项任务交给他，于是他既当搬运工，又当讲解员，足迹遍布苏皖两省20多个县市，为了联系展点，最多一天跑了六个县市，签了两个展览合同，累得鼻孔流血。一年半为集体创收1.2万元。当他风尘仆仆回家时，妻子总是笑着说，有人住“旅馆”了。1981年以后，他牵头引进上海自然博物馆来淮安举办科普展览、珍奇动物展览，从南京市博物馆引进了“龙文化”、“太平天国史”展览，从南京博物院引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展览，组织机关团体、工厂企业和中小学生前来参观，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出一进，既宣传了古城淮安的人文历史，同时开拓了家乡人们的视野。

　　楚州的古墓葬、古遗址较多。2000年以来，楚州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众多的遗址和古建筑面临被拆除的危险，他来往于政府部门和建设工地之间，多方交涉、竭力呼吁，使东门大街的四口唐井、“大八字桥”、“河下竹巷街”、“古枚里牌楼柱础”、清代舍利塔群石构件、淮安府署牌楼柱础、宋代“瓮式官井”等一大批古迹得以保存。2002年8月7日，体育场内发现8块石刻，他连晚赶到现场，惊喜地发现石刻中有大如台球桌的石踏板、台阶条石、大型石柱楚，断定为原漕运总督署建筑构件。此时，他兴奋难眠，连夜找到房管局章荣成局长协商，要示停工等待发掘，并向区委主要领导汇报。连续五天与建设单位交涉，阻止施工，保护现场。经过他再三请求，11日区领导终于同意由文化局和房管局组织人员进行发掘，接下的一个多月，他顶烈日，战酷暑，累瘦了身体，晒黑了皮肤，使该遗址得到及时妥善地保护，鉴于漕运公署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性，经专家论证，被省文化厅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除此之外，他作为淮安市考古队主要成员参加了淮江高速考古调查、淮河入海水道跟踪发掘、盱眙千棵柳遗址发掘等工作，经常和同事们风餐露宿于发掘工地，一住就是数月，工地几乎成了他的家，抛开了家中90多岁的父亲和因病肾脏切除的妻子，把自己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文保工作上，2004年盛夏，在参加淮安运河村战国墓发掘的过程中，清理战马坑是块最难啃的骨头，他每天早上五点钟来到工地，把手伸进泥土，一点一点地探摸，弄清木质马车各部件在泥土的准确位置，用手扒，用竹签剔，将大到车辕、车轮，小到木拴一件一件取出，一干到天黑，历时半个月，终于将车马坑清理完毕。就在发掘工作接近尾声时，他病倒在工地上，持续高烧、拉肚，边吃药边打吊针坚持了几天，最终实在顶不住了，才回家去医院，经诊断患了鼻咽癌，医生要求他立即住院治疗，他苦苦哀求医生能否推迟住院，让他完成战国墓葬的发掘工作。但无情的病魔使他不得不休息治疗，然而，他无一天不惦念着文物工作，更抛舍不下所钟爱的事业，就在第二次化疗结束，他不顾家人的阻止和领导同事们的劝说，拖着病躯主持了清北洋大臣杨士骧墓的考古发掘、淮安污水处理厂勘探发掘。在基层文博岗位上，绝症动摇不了他对文物工作的执著追求，用生命谱写更加辉煌壮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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