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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他第一次来到上海，为了抗日他第一次到了上海。
1975年，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批斗，他逃到上海养病。
今天，他为中国的轿车工业，抱病来到上海。就在来上海前的一个星期，饶斌到一汽参加了解放牌卡车出车30周年的纪念大会，会上，他突然激动地讲起了轿车： “我老了，无法投身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三次创业，但是，我愿意躺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实现我们几代人的中国轿车梦。”
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在他的眼里看到了晶莹的泪花，他哭了，老泪纵横。
对这位壮志未酬的老人来说，上海是他汽车梦想的最后一站。与德国大众公司合作生产桑塔纳轿车，当年是他拍的板，而他的初衷就是要逼出一个不是由中国人说了算的，而是世界公认的高水平。
要让世界公认就得经过苦难的历程。因为当时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即便是提高1%，也是困难重重。国际汽车业，零部件厂和整车厂的投资比例为二比一，而中国投资零部件厂的资金微乎其微。资金从哪里来？王荣钧说：“当时有一个全国运动会在广东召开，广东要500辆桑塔纳作为用车，运动会，上海提供，我们另外批给我们的组装指标，500辆，将来以后交给广东用，但是因为当时每辆车要收一万美金的外汇额度，不收额度的话，要收三万四千多块钱的相当于额度的这个费用，那么国家计委国务院同意给他这500辆车，不收这个三万四千，给他优惠，但是广东他们采取了一个办法，把这500辆车不是政府买下来，当时买不到车呀，是卖给所有的单位企业，你买，卖给他的价钱，把这个三万四千多块钱加进去了，这一加进去，实际上政府加了一笔钱，另外要这些企业你买到了车，要义务为全运会服务两个月。”
精明的上海人从中吸取经验，自1988年起每辆桑塔纳加收28000元，作为国产化基金，当年就集资4亿元，用这样的方法，他们一共集资了50多亿元。这巨款对于解决零部件企业引进技术设备，完善国际化水平，无疑成为解决无米之炊的转机。
然而，资金环境的相对宽裕，并不能弥合中国和国际汽车技术水平的几十年的差距。起点太低，资金短缺，相关工业不配套，有些原材料国内根本没有。全国招标时，所有拿到样品、图纸的厂家，无不心里发怵。王荣钧说：“这里头比如说一个方向盘，原来解放牌的方向盘呀，只要有六个指标达到就行，德国这个方向盘要求100多个指标，比如说它要把方向盘高温呀，寒冷要各种实验了，都要不变形呀，不起皮，这些东西我们过去都做不到的，没有做这个实验的，其它的很多，这个参数上，比如说你发电机，发电机电转输，它这个寿命，耐温度多少，这些东西都有很大差距。”
几乎任何一个零部件都让中国人如此感叹。
开始时，试制的样品一次又一次地被退货。几乎所有的企业无一例外地骂德国人“刻板”，“不灵活”，“故意刁难”。在上海大众的董事会上，在质量保证部，在生产现场，不知发生过多少矛盾和冲突，数不清有过多少次吵架。
事业却在矛盾和冲突中向前推进。上海、北京、南京、湖北、吉林、贵州等省市的上百个汽车零部件工厂里，中国人干的真苦，也真卖力。面对无数次失败、退货，技术人员和工人锲而不舍，百折不挠，日日夜夜地实验、攻关。盛夏酷暑，许多工厂在高温中还是连轴干。上海一些工厂还成立了“特区车间”，工人们要经过严格的培训才能上岗，在工艺质量方面全部按照现代化方法实行严格管理。
上海延锋是一家创建于1936年的汽车零部件厂，改革开放之初，他们抓住国产化的机会，成为国内最大的零部件企业。但是当他们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时，个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
德国大众认可一个零件，从考察工厂设备开始，到验收通过，要经过18道程序，光是试制样品就要选送三次。第一次叫首件样品，通过后，再送工装样品，最后是在生产线上制造的批量生产样品。真是不厌其烦，一丝不苟。
赵启华记得：“方向盘有一个骨架，方向盘有一个键，万一断的话不得了，骨架的焊接，骨架要做各种试验，装车的试验，我们要做骨架盘的是实验设备，首先德国人要把你的试验设备首先通过认证，再验证你的这个方向盘骨架，先要验证实验室，方向盘的骨架要测试，那些都是非标准的，我们要根据他的要求来设计符合标准的试验设备，从设备找起，然后从骨架符合标准的设备上来做实验。你说等于我们是没有基础的，什么都从零开始。00：26：34要做方向盘，不得有喇叭，喇叭要做几万次试验，方向盘不得旋转，走着要磨损，要有实验，一直磨一直磨，不能有损耗；看看一些小的，包括电线、接插，是108项也不知道是107项的试验标准，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搞国产化不容易，一项标准通不过就不行。干到后来一次通不过，二次通不过，都烦了，究竟我们能不能做，缺一我们自己有没有能力做，都怀疑了，怎么会没呢？人毕竟人，不可能像机械不疲劳的，有时候想想看不行，还得弄，弄不下去怎么办，我们都花那么多钱了，何况我们是第一家搞方向盘的，如果我们不搞谁搞呢？”
从1983年签合同，一百多个项目整整搞了三四年，才把一个小小的方向盘配上。
那些像“脱了一层皮”似的经过一场痛苦拼搏，终于获得大众公司认可的零部件工厂，则普遍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黄康宁如此说：“我们国家原来汽车的标准就120项，所以当时姚部长到我们厂参观的时候，我们方向盘已经牌示国产化，他就说你这个厂家要发财，他这个标准一汽二汽都没有的，你能消化这个都是就是你的本钱。/00：11：10 正是我们当时练基本功的时候就练好了，练好以后后来就方便了，同样的方向盘拿到北京吉普，北京吉普一看大众认可了，他说没问题，标准上你肯定没问题了，我给你做，订单就来了，就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想从XX来说，通过工厂化也给了一定的机会，所以当时六个计划完成以后，三条生产线。”
通过桑塔纳的国产化，我们企业的技术水平一下子跃上了两个台阶。过去，零部件厂推销产品，要看整车厂的脸色。一经大众公司认可，其他整车厂纷纷主动上门订货，而且一律免检。
中国企业是一块包着杂质的美玉，玉不琢，不成器。说德国零部件标准这么高，那么严，逼一逼，冲一冲，中国人不是也能造出来吗，也许，这才是改革开放的初衷，是比制造一辆桑塔纳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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