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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集 扎根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01日 14:58
1984年10月10日，经过六年漫长的谈判，上海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和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订合作协议，两天之后，上海大众在上海安亭举行了开工奠基典礼。鲜花和美酒，一切都很圆满，然而对于上海乃至中国汽车工业的一场炼狱才刚刚开始。
桑塔纳项目开工之初，走国产化道路就成了中方的既定道路。1987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就宣布汽车工业是上海第一支柱产业，成立“支援上海大众建设小组”和“桑塔纳国产化办公室”。
正是在这时，曾参与过一汽、二汽创建工作的王荣钧从中汽公司调到了上海大众担任中方总经理，主抓桑塔纳的国产化工作。他认识到，如果不搞国产化，我们的汽车工业将永远停留在组装阶段。
然而，桑塔纳搞了两年，国产化率只有2.7%，一辆上海桑塔纳只有车轮、收录机和天线是国产的。
当媒体报道其他几个汽车厂国产化率呼呼地往上蹿，而桑塔纳还在那里蚂蚁啃骨头时，别说上海人，就连大众公司的狼堡总部也坐不住了。因为他们懂得，如果不国产化，我们国家批给我们组装的数量是有限的，如果这个组装的数量，装完了你没有国产化，国家不给你外汇了，你这个厂只能关门了，另外我们合同里头也有国产化的进度表，进度表里头你完不成任务，不管对中国人对外国人那都是没法交代的。
当时国家计委批给上海大众进口散件CKD组装桑塔纳的数量只有89000辆，但是，按照合同规定，桑塔纳国产化的零部件必须送到德国，由大众公司的狼堡总部用其严格的标准进行认可。德国人知道，如果不坚持高标准，质量频频出问题，公司一样要倒牌子，要垮台。
赵启华说：“这些标准数据出来以后，德国人要测试，我们拿到狼堡去，让德国大众总部再测，证明你测的数据跟他的数据一致，再同意你，你说了又不算，我们做了多少，所有的一百多项标准通通要狼堡批准我们，要德国大众来标准我们，反反复复不行又得重新做，你说有多少反复，一百多项要一项项通过，少一项都不行。”
零部件要由德国人认可，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规定，凭直觉就会想到这是德国人在有意卡我们的国产化进程，逼迫我们永远买德国大众的散件装车。于是，“中国人在合资企业没有自主权”啊，大权旁落啊，中国经理成了依附外方的洋买办啊等等都来了，最严厉的谴责是“丧权辱国”。
王荣钧记得，“比如说有一个叫喇叭了，都按这个喇叭，喇叭在德国来讲按的寿命是5万次，但是在中国对这个配套厂要求是10万次，达不到10万次，大众就不能采购，所以这个配套厂很想不通，很有意见，向上也反映，说德国人真正是刁难我们，为什么德国人只要5万次，对我们要求10万次，这个传出去了，一直传到北京了，相当高的层次的都谈这个事。”
1986年，当时的国家经贸委主任朱镕基专程为桑塔纳的国产化问题来到上海，来之前，他听说，上海大众的中方总经理帮德国人“卡”中国零部件厂，使国产化进展缓慢。
在锦江饭店听汇报时，这位脸上很少有笑容的领导对王荣钧说：“早就知道你的大名了，你的日子过得很好啊。”王荣钧记得很清楚：“当天晚上汇报，下午我们质保部经理就给我一张照片，刚刚下午在试车装配线上发生的，就是一个轮胎，轮胎的实验台上试的时候，轮胎的外部的橡胶和里头的连布脱开了，等于这个轮胎裂开了，一张照片，我就给朱镕基同志汇报，我说今天发生这个问题，这个轮胎的橡胶进口的，设备进口的，我们在管理上很多地方还有薄弱环节，到现在发生这种问题，如果这个轮胎在高速公路上要开起来，这个汽车要出大问题。”
朱镕基拿着照片陷入了沉思，几天来的实地考察，使他对国产化的艰巨性有了新的认识。他说：我们的国产化，如果每搞成一个，就形成一个不知道哪天会爆发的火山，那样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行结束时，朱镕基提出，要在全国择优布点，打破地区和行业限制，建立桑塔纳国产化的共同体。以后对于来告状，来吹风的人，他更是斩钉截铁地说：“桑塔纳零部件国产化，要坚持德国大众的标准，绝不能搞瓜菜代。”
桑塔纳的国产化牵动着中国汽车人的心，1987年7月，正是上海闷热难当的盛夏，已经辞去中国汽车工业最高领导职务的饶斌来到上海。
饶斌，这位在中国汽车工业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人，已不是那么气盛了。他认这个账，我们的技术水平还不行，搞轿车，我们是小学生，他说，生产桑塔纳，是我们建立现代化轿车工业的入学考试。要先吃尽苦头抓质量，最后尝到的才是甜头。
当他听说有人报告北京，合资的德方拿质量问题刁难我们时，便匆匆赶到上海，考察为桑塔纳轿车配套的几家零部件厂。
7月23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约定当晚在衡山宾馆宴请饶斌。在五十年代，饶斌在一汽担任首任厂长，是江泽民的老上级。虽然是退下来的人了，饶斌并没有把这次会见看成是一般的叙旧。
那晚，江泽民和饶斌谈得很晚，谈了汽车，也谈了自己事业上的苦衷，最后他把江泽民一直送到了电梯门前。回到房间后，他想立即把晚上谈话的内容继续整理成文章。据后来看到这篇文章提纲的人说，这是一个上海发展轿车工业的全面设想。
王荣钧回忆说：“因为饶斌同志多年来是高血压，他在二汽的时候血压很高很高，都是要抢救的，负担太重，太操劳了，休息也休息不好，任务这么重，这都是超负荷运行的。另外他这个人的特点，脑子不肯休息，总是要动脑子，总是要思考问题，事业心可以说非常非常强。”
就在这天晚上，由于疲劳过度，饶斌在深夜突发脑溢血，第二天，人们再也没有看到这位坚强的老人站起来。
汽车是饶斌的生命，他的命运随着中国汽车工业而沉浮，直到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这片有着他特殊感情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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