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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集 跨 越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01日 14:55
2003年3月21日，对福建人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福建省省长卢展工亲自将福建人自己生产的第一辆轿车菱帅，开下了生产线。
菱帅轿车下线的日子，正值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周年的前夕，在平均几天就有一款新车型亮相的今天，作为海峡两岸携手共建的结晶，凌帅的诞生有着特别的意义。47年前的1956年7月15日，五十岁的老司机马国范驾驶着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了生产线。
28年前的1975年7月1日，被誉为中国汽车之父的饶斌，亲自把二汽制造的第一辆越野车开下总装配线。10年前的1983年4月11日，第一辆桑塔纳轿车组装成功，驶下生产线。
跨越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国汽车工业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新车下线仪式上，我们也许可以看出，五十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已经有了巨大的历史跨越。每一次的下线仪式虽然不同，但是带给人的却是同样的自豪。
福建马尾，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和海军发源地，由于它历史上的辉煌和显赫，曾名噪一时。1912年，中国的第一艘万吨级铁甲船从这里下水，成为民族工业值得纪念的一幕。
改革开放以后，引进与合作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主旋律。在沿海，上汽集团在与德国大众合作成立上海大众之后，又与美国通用成立了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轿车生产基地。
在东北，一汽集团与德国大众合资的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后，又与日本丰田公司开始携手，走向全面合作。在内陆的东风汽车公司与法国雪铁龙合作之后，又开始走向了与雷诺的更高层次的合资。
此外，广东与本田、法国标致，重庆长安与美国福特，北汽与戴克集团、南京与菲亚特等等，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汽车拉动了全球发展的脚步，今天，汽车工业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保证。
20世纪90年代，全球年产能力称得上有规模的汽车企业不过30多家，而此时，中国的整车厂就有近130家，可以利用别人底盘同样生产整车的改装厂还有近700家。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这些汽车企业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福建全省分布着十几家汽车厂，但一年的产量没有超过2800辆，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福建汽车工业濒临倒闭的境遇。
在散乱差的局面下，福建当时的汽车工业普遍面临着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甚至手工作坊式的生产，靠敲敲打打来制造造汽车。 当时，在旁人看来，搞了几十年，国家投资上百亿元的大企业尚且困难重重，福建想搞汽车几乎是天方夜谈。但凌玉章来不及想清楚前面的困难，他拿到调令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人事关系从省机械厅转到了汽车工业公司。
凌玉章，1945年出生于上海市奉贤县。1968年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晋城农机厂工作，后调太原重型机器厂。 1993年作为引进人才，南调福建任福建省机械工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路走来，凌玉章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将和汽车紧紧联系在一起。从上任集团公司的那一天起，时年49岁的凌玉章就不得不面对“找婆家”这个最大的难题。
借助外力是必由之路，然而处于逆境中的福建汽车没有多少可以谈判的资本。苦闷中的凌玉章开始向历史要经验。上世纪末，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被视为奇迹，其中汽车工业的发展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日本，５０年代前期，美国、欧洲生产的汽车曾一度充斥日本汽车市场。对处在半毁灭状态的日本汽车工业构成了致命的威胁。60年代后，日本轿车进入普及化时代，丰田公司从美国超级市场的货架得到启发，把传统的整批生产方式变为弹性生产方式，使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从而使日本轿车能够在国际市场低价倾销。通过吸收和创新，日本一跃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轿车生产国和出口国。
韩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比中国晚十个年头，60年代中期才开始发展，各汽车厂商以组装进口零部件生产整车的方式开始试制汽车，直到1970年，韩国的汽车年产量仅为2.8万辆。进入70年代，韩国政府实行“汽车国产化”政策，各汽车公司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生产技术，使韩国的汽车工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奋斗二十多年，便跃居世界汽车生产大国。
相比它们来说，从1956年“一汽”投产到三十三年后的1989年，全国累计生产的以卡车为主的汽车总产量仅有500万，这个数字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一年的产量数字。我们离世界汽车强国的距离越来越远。
在历史面前，凌玉章的思路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日本、韩国的汽车发展给了凌玉章更多的思考和启发。福建要发展汽车，就要根据福建的实际情况来选择自己的道路。正是在这时候，他遇到了已经年逾八十岁的吴舜文女士，两人一见如故。正是他们这次不寻常的握手，成就了中国汽车界的一段传奇。
吴舜文出身于江苏常州的纺织世家，其父吴镜渊不仅是纺织业界的知名企业家，还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受家父熏陶，吴舜文从小就酷爱读书，在女子接受高等教育风气未开的三十年代，吴舜文仍然在结婚后四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有感于学问济世的重要性，吴舜文在三十七岁那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寻求救国良策。
完成学业之后，吴舜文就陪同丈夫严庆龄考察各个先进国家的工业发展，走访美国、欧洲等地，从中学习经营之道，决心以工业报国之志，开创中国的汽车工业。
1953年7月15日，中国“一汽”在长春动土兴建；这年9月，吴舜文和丈夫严庆龄在台北建立裕隆汽车公司，启动台湾汽车工业。1956年7月15日，大陆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同年9月，海峡对面，裕隆公司也生产出了第一辆吉普车。1969年，祖国大陆开始兴建“二汽”，这年，吴舜文和严庆龄也投资创立他的第二家汽车企业———中华汽车公司。
1981年严庆龄辞世后，吴舜文接任裕隆企业集团董事长，在68岁时开始执掌汽车产业，到1997年，裕隆和旗下中华汽车已占有台湾汽车市场的半壁河山，其中中华汽车在台湾商用车市场的占有率第一，吴舜文被称为台湾的“汽车皇后”。然而，只有2千3百万人口的台湾岛狭小和拥挤的市场，极大地限制了“铁娘子”的宏图之志。台湾车市的局限和竞争后带来的巨大压力，使不少厂商步履蹒跚；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华汽车何去何从，成为吴舜文女士的焦虑所在。
从1989年起，吴舜文就把目光瞄向了大陆，她带领属下在大陆四处奔走，一直在寻找着新的投资发展机会，然而多年的努力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合作伙伴，直到他遇到了凌玉章。
吴舜文虽然早年便离开大陆，但一直难舍“同文同宗”的骨肉情结，正是这种情怀，使他们由谈判桌上斤斤计较的对手，变成了富有诚意的朋友。
同年6月，吴舜文女士赴京，受到了江泽民同志的接见，吴女士表达了裕隆集团欲投资福建，通过闽台合作，发展民族汽车工业的决心。得到中央有关部委的积极支持。1995年11月，规模最大的海峡两岸合资汽车企业东南汽车公司诞生。这一消息在当时，引起了海峡两岸媒体的高度关注，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汽车工业本身。
1996年8月11日，来自海峡两岸的有识之士，共同向奠基石洒土，许多人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那块石碑如今已成了“东南汽车城”的奠基石。
从此，与马尾一江之隔的闽侯县青口镇成了海峡两岸媒体瞩目的焦点。台湾《中央日报》曾经感慨地说:”五十年前，裕隆集团创办人严庆龄先生以工业报国的崇高理想，先后创办了两家汽车厂，把台湾装上轮子的梦想在严凯泰手中实现，只不过世事难料，跑得比较快的竟然是在海峡对岸。”
七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田野，寒暑易节，物换星移。七年后的今天，这块土地从沉寂走向喧闹，从贫瘠跨进了繁华。东南汽车公司创立的同时，还先后吸引了35家台湾中华汽车公司的配套零部件企业跨海而来，这占地2900多亩、总投资2.7亿美元的东南汽车城已经呈现出“众星拱月、航母编队"的强劲发展态势。吴舜文夫妇在台湾没有实现的汽车城的梦想，终于在这里变成了现实。
在这个现代化的的厂房里， 汽车生产的方式也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在厂区内不停地有微型汽车、拖载零部件的挂车，穿梭于整车与零部件企业的作业区。在这座新兴的汽车城，零库存是引以为自豪的事，而它正是源于东南汽车城的合理布局。
在实现零库存的同时，东南汽车还制定了灵活高效的柔性生产方式，可以小批量多车型共线生产，它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提供了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而在这些改变的背后，却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打造属于中国的民族品牌。这是中国汽车人追求了一个多世纪的梦想。
作为海峡两岸最大的合资企业，东南汽车的成功是一个象征，它标志着两岸中国人精诚合作的力量能够战胜一切阻隔，共同为民族振兴添砖加瓦。
当两岸同胞携手共筑东南汽车城时，被捆住手脚的台湾裕隆集团不仅使自身一蹶不振的经济现状得到了改善，同样也使步履维艰的福建省汽车工业公司，在两岸联姻中获得了新生。以不到1亿元的投入建成庞大的汽车城；从年产2700余台到现在10年产万台汽车；东南用六年的时间，走过了台湾半个世纪的成长历程，一步跨越了国外三十余年的发展速度，为中外汽车业提供了滚动发展的成功案例。它的成功实践，预示着闽台汽车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就在菱帅下线的一个月后，第十届上海国际汽车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开幕。中国的汽车市业，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昂首走向世界。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合资签约、一个个如雨后春笋般的新车下线、一个个不断被打破的历史纪录，中国汽车业已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最具发展潜力的一块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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