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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 奠 基
央视国际 2003年12月19日 15:38
1901年，上海街头首次出现汽车。
1902年，汽车第一次开进古都北京。
1929年，第一辆国产汽车在沈阳问世。
1956年，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在长春诞生。
2003年的7月15日，随着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揭下第一辆解放牌卡车上的这块红布，拉开了中国汽车工业五十周年庆典的序幕。就在50年前的这一天，正是21岁的李岚清和他同伴将刻有毛泽东亲笔题字的汉白玉基石安放在这里，当时这里有一个如今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了的名字，它叫孟家屯。
五十年前的孟家屯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这里距长春西南六公里，原本是侵华日军731细菌工厂的旧址，1953年7月13日，来自26个省市的万名建设者汇聚到了这里。
上午九点，在热烈的欢呼声中，李岚清他们将这块汉白玉奠基石抬进了会场。有幸向中国汽车工业第一块基石上抛下第一锹黑土的人叫饶斌，在他的身后，是设计工厂的苏联专家希格乔夫，还有为工厂选址四处奔走的郭力，派驻苏联的订货小组成员陈祖涛。而在他们的背后，是热切期盼实现汽车梦想的全国人民。
就在一汽埋下奠基石的67年前，德国机械工程师卡尔奔驰发明了汽车，第二天，他的妻子贝尔塔带着两个儿子，驾驶着这辆汽车回了一趟娘家，行程106公里。贝尔塔以自己的勇气向世人证明，汽车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完全可以取代马车。
而这时，在古老的东方，人们引以为荣的交通工具还是轿子，直到1901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街头第一次出现了令人瞠目的“四轮铁马”。
虽然当局还把汽车当人畜车看待，但毕竟，刚刚迈入新世纪的中国，第一次响起了隆隆的汽车声。第二年，在故都北京，因八国联军出逃两年的慈禧太后回到了紫禁城，袁世凯便从香港进口了一辆轿车，进贡给她游乘。这辆车的车身是木质敞开式的，上面带一个顶篷，双排座，它的外形看上去还留有18世纪欧洲马车的痕迹。
二十年后， 17岁的溥仪在紫禁城里开始学骑自行车。玩到兴起，他下令将所有的门槛都砍掉。电影《末代皇帝》的这一情节暗喻了东方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对峙，也预示着他未来的悲剧命运。1932年溥仪受日本人的挟持成立了伪满洲国，定都长春，富饶的东北平原成了日本人侵占中国的跳板，而长春西南郊的孟家屯，也一度成了侵华日军残害中国人的731细菌工厂！
二十年后，正是在这片昔日屈辱的土地上，中国汽车工业开始了最初的起步。
1953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了。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人们为这样的话而激动不已：“1953将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
当时，刚刚从苦难的旧中国走过来的人们能体会到，没有现代工业的国家是永远强大不起来的，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是中国人寻求了一个世纪的梦想，也是这个刚刚夺取政权的政党首要的任务。
1949年，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响过不久，56岁的毛泽东乘坐专列抵达莫斯科。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既是为了中苏结盟，同时也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外援。面对几近崩溃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曾感慨地说：我们会造什么，除了桌子椅子连一辆汽车都造不出来。
12月21日，刚刚到达莫斯科的毛泽东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厂，当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驶下装配线时，他对随行的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 当时全国的汽车只有十万辆，面对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这些车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随后在与苏联签署的第一批援助项目中，就有一个年产三万辆的汽车制造厂。
在莫斯科，23岁的陈祖涛听到这一消息，便决定提前从包曼技术学院毕业回国，陈祖涛是著名红军将领陈昌浩将军的儿子，1939年从延安被派往苏联学习。年轻的陈祖涛成了未来汽车厂的第一名职工。1951年底，带着几本未来汽车厂的初步设计方案，陈祖涛再次回到了北京。
寒冬中的北京，看上去异样冷清，街道宽阔，车辆稀少，仅有的几辆汽车也是外国制造的。在冷冽的寒风中，他来到北京鼓楼东大街扁担厂乙一号的中国汽车工业筹备组，见到了他未来的同事们。
郭力，筹备组组长，时任重工业部专家办公室主任，孟少农，筹备组副组长，时任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汽车工业新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了。
厂址确定以后，汽车筹备组随即搬到了长春，和他们一起来到长春的还有苏联专家沃洛涅茨基和基涅谢夫。长春市把当时仅有的两辆吉普车拿了出来，提供给专家们使用。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厂址最后确定在西南郊的孟家屯，这里不仅有大片荒芜的土地，而且靠近惟一的火车站。
这块饱受日寇蹂躏的不毛之地，一时间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经过战火洗礼的老革命，远渡重洋回来报效祖国的汽车专家，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上海的老技工，以及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战士，甚至大批的吉林农民，在这一年纷纷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孟家屯。
富有传奇经历的饶斌就是他们中的一位。饶斌1913年出生于吉林市，青年时曾就读于沈阳南满医科大学，九一八事变后，因组织流亡同学赴南京请愿，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通缉，从此他弃医从戎，投奔解放区，从晋西北转战到了东北，34岁时出任解放后的哈尔滨市第一任市长，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这位白面书生却有着坚不可摧的性格，他多次向组织申请，要求到生产建设第一线去，1952年12月，饶斌辞去东北局计委副秘书长的职务，从沈阳来到孟家屯，从这里开始，他的生命便与汽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命运也随中国汽车工业而沉浮，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1953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兴建第一座汽车厂的消息，有意味的是，这则消息既没有提到确切的厂名，也没有确切的地址。只是号召全国人民要以高度的热忱和更大的努力来支持这个巨大的建设工程。
随后，北京上海的机械设备，太原重庆的建筑材料，以及长白山的木材、松花江的砂石源源不断地运往孟家屯。同时来到孟家屯的还有从上海、北京等地提前毕业的大学生们。
2003年的早春，年近九旬的方吉搬进了位于西长安街旁的一套新房，装饰新居的是这些他在一汽时的老照片。1954年，他从春意盎然的江南来到寒冬还未散去的孟家屯。这些照片给他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大工业的景象，对许多人来说还是一种陌生的事业，但他们都以能投入其中而自豪。
孟少农，1941年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前往美国学习，他一边在食堂刷盘子，一边攻读汽车专业，最终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他立即乘船回到了祖国。
百废待兴的中国没有这位汽车专家的用武之地，他只好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担任汽车筹备组副组长后，这位教授很快投入到一种全新的实践中去，从选定厂址到工厂设计，并担任一汽的第一副厂长和总工程师，前往苏联负责洽谈援建的谈判工作。
在孟家屯，像孟少农一样，许多人都放弃了安定的生活，告别亲人，不远千里来到这里，而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一个创造中国汽车工业的宏伟理想。
20岁出头的王桂霞，是第一批走进汽车厂的农村姑娘，和所有的伙伴一样，赶超生产定额成了她最大的心思。
1954年7月15日，《东北日报》刊登了江苏省江宁县陶吴镇小学的红领巾们写给一汽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搜集废铜烂铁卖给合作社，得了五万零三百多元，这点钱由中国少年报转给你们。我们想，钱虽然少，但也算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上加了一块砖。”据说，这是一汽收到的第一笔捐款。
五十年过去了，在陶吴小学，我们见到了当年捐款的部分红领巾们。
在红领巾们写给一汽的信中，表达了他们朴实而热切的愿望： “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看到祖国的大地上到处都跑着我们自己制造的汽车。”
1956年7月14日，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在孟家屯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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