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学术论文打假而生发的口水战屡屡对峙，或口诛笔伐，或联名投诉，或集体发布，结果或被开除，或被解聘、甚或成了论文的亡命之徒。每次事发，都是一哄而上的指责、质疑、叹息，可每次又成为每次的开始。学术腐败屡禁不止的根源究竟在哪儿，为何论文的复制粘贴成了学界司空见惯的事情？重量不重质、用人制度上的急功近利以及学术规范的缺失也许最能解答这一疑问。但制止学术腐败确实不是一日之功，还要在制度变革的缓冲期鼓励老师举报学生，学生监督老师、规整学术期刊市场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晓军之死折射出一种体制之痛，将引发社会对论文作用的再思考。也许，从一起起个案来看，并不会有哪级组织为“论文杀人”担责，那些“被论文自杀”者只会是“死责自负”。但是，这种以论文论英雄的人才评价和考核、晋升制度，必将引发我们深思，而且，这种深思和拷问不会只是吹过东湖的一阵微风，再也波澜不惊。
在孱弱的学术监督体系之下，师徒之间的相互指正或许能给我们打开新的一扇天窗。这或许听起来十分残酷，但这毕竟还是一个严肃的时代，无论从对于维护学者自身的利益角度，还是从维护科学道德、弘扬学术正气角度来说，对于揭露造假一事，体制之内的人、学术圈子内部的人还是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的。
有必要取消当下将论文发表数量与职称、与学位、与学校政绩挂钩的规定。从评价机制和体系建设上真正鼓励潜心学术、静心科研的良好治学研究风气。科研人员不是圣人，至少大多数不是。不能把端正学术科研风气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科研人员不食人间烟火、不为名利所困上。治标更要治本。
如果陆道培的公开指控能促使有关方面更加公正地调查此事，则公众的参与就有正面意义。如果陆道培等人所掀起的舆论压力，只是让学术问题变成空泛的道德评判乃至审判，公众就只会帮倒忙。——刘斌
显而易见,学术“包工头”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损害了学术创新的正常机制,败坏了学术风气,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学术腐败。清理学术“包工头”,当是治理学术腐败的重要内容。——钟一苇
院士不但是学术精英，更应为社会的道德楷模，所以当院士涉嫌论文造假之时，更需要相关部门尽快给公众一个公正透明的调查结果，传递“逢错必究”、“有罪必惩”的正确信号，而不是“避实就虚”，转移视线。——媒体评论
社会上一些人的头脑早就热得一塌糊涂,无论怎么强调院士只代表某个领域取得过杰出成就,但他们横竖要把院士当成“神”来供奉起来。在院士自己,就需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千万别以为自己的确可以到处“通吃”。尤其在自律层面,更要想到还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看呢!——直言
科研人员不是圣人。不能把端正学术科研风气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科研人员不食人间烟火、不为名利所困上。治标更要治本。一手抓学术期刊整顿治理，坚决查处遏制收取版面费等违规行为；一手抓完善科研评价考核体系，以质取胜，让那些踏踏实实真正钻研做学问并做出成果的人士不吃亏、得实惠，名利双收，学术科研的根本才能巩固，动力才能持久，创造才会层出不穷,永葆生机。
陆道培院士等人所暴露的事件是否全部真实可靠，尚需相应的学术部门认真调查和论证，尚需要权威部门最终发布。但是，仅就陆道培院士等8人有勇气，敢于以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公开揭露，敢于如此六亲不认、大义灭亲，不能不令人赞叹。他们率先吹响了向学术打假的进军号，在各类学术活动中必将起到表率作用，其精神值得大力提倡和弘扬。
学术腐败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学术腐败的产生与当前学术成果评估上的重量不重质、用人制度上的急功近利以及学术规范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依现时的国情，防止学术腐败，不能囿于学术规范自身的变革，还需辅以相关的配套改革，才能彻底革除根深蒂固的功利意识，最终还学界以清净。
公众关注只能让事件公开化，避免高高挂起或私下里调停，但作为社会问题的学术道德评判，还必须回到学术领域去做结论，这是学术自治的规律所在。如果陆道培的公开指控能促使有关方面更加公正地调查此事，则公众的参与就有正面意义。如果陆道培等人所掀起的舆论压力，只是让学术问题变成空泛的道德评判乃至审判，公众就只会帮倒忙。所以，倘若说陆黄之争有什么体面“前景”的话，那就是由中华医学会组织一个中立的机构，对黄晓军涉嫌剽窃问题做出细致的调查。这不仅关系到黄的声誉、相关学术成果归属，更重要的是，它还关系到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和学术道德建设。在学术造假层出不穷、论文剽窃屡打不绝、科技奖项公信力有待提升的情形下，把一桩显赫的学术公案查个水落石出，当然是非常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