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打成法律精英
购物→到相关部门咨询→查阅法律条文→向商家投诉→整理材料向主管部门举报或立案,或向法院起诉→等传票→上法庭。这些一般消费者看起来非常麻烦而不愿意做的事,是职业打假人的日常工作。
卖场、工商、质检、法院,是他们时常逗留的地方。除了相机和购物发票,还有一样得力武器,就是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相关条款,他们烂熟于心。
今年60岁的孙安民是“1966年的初中毕业生”,陈书伟也不过高中毕业。“而我们现在的水平绝不逊色于法律专业科班毕业的研究生。”对于自己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他们感到自豪。
职业打假人精通谈判、投诉、举报、诉讼的各种程序。徐大江在南宁某超市购买了一包产品外包装涉嫌虚假宣传的鸡精,向法院提出立案。法院在收下鸡精后,没有给回执单。徐大江认为不妥,便直接找庭长交涉,拿到了一张正式的回执单才罢休。
他们大多有自己的打假孙安民说:“为了在53岁时学会了打字,还自己摸索着建成了‘老孙打假网’。”
多年与不同人物打交道,经历过不同场合的磨练,职业打假人的嘴皮子练得非常厉害,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道理。
危险伴随打假路
“我在2003年开始职业打假,遭遇的尴尬太多了。有来自社会的无端指责,老百姓认为我们打假纯粹是为了钱,对我们另眼相看;有时在法院立案,明明可以当场立案的,非得要你等上五六个工作日;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认为我们是多管闲事,认为我们的存在,正说明了他们的不作为或少作为,于是从心底里讨厌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徐大江有时也会感到困惑。
使职业打假人真正感到生存危机的,是来自制假企业或售假商家。职业打假人的存在,无疑是他们发财路上的一堆顽固的绊脚石。徐大江说:“他们总认为是我们故意找麻烦,是我们断了他们的财路,于是对我们威胁不断。”
李选辉在2000年接触这个行业时,买了1000多元的假药,投诉到药店。药店找来了厂家跟他交涉。厂家带来了3个高大威猛的打手。李选辉镇定地说:“你们来的目的不纯,到底想干什么?”纸捅破了,弄得对方有些尴尬,加之生产假药确实理亏,造假者不得不将打手支走。另一次,李选辉遭到造假者的跟踪,怎么也摆脱不了,最后,他只好拨打110,在警察的协助下才得以摆脱。
孙安民的遭遇触目惊心。他说:“从我打假起,围攻漫骂、跟踪威胁、造谣生事就时刻存在。开发商自认为有钱有势,光天化日里围攻和袭击我。有一次,开发商的两个打手冲进我家,把我打倒在地,用座机电话砸我的头,电话都砸碎了。当天下午,我鼻青脸肿地参加了西安市消协举办的315文艺晚会。一天半夜3时,两个身份不明的人向我的房间里扔砖头,砸碎了我的窗玻璃。2005年7月5日,开发商雇了10多个歹徒多次围攻我,把我和两个央视记者都打伤,摄像机也砸坏……”
打假打到倾家荡产
针对社会上说职业打假人是高收入人群,他们如此解释:“既便是有收入,也要投入下一步的打假行动中;而且打假人的收入并不像社会猜测的那么多,也就是比一般工薪阶层的收入稍高一些。”
事实上,少部分从事公益打假的人,由于没有固定收入,他们面临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2000年前,老孙在当地有5处26间门面,经营照相器材、彩扩、快餐、电话亭等生意,日子过得很滋润,并有多余的钱购买2处房子和一辆轿车。“就是因为买房子的事,生活从此掉进了泥潭里”。7年来,老孙为自己全国各地求助他的购房者掉家里所有的积蓄共70多万元,而20多间门面也因他无暇照料而相继关闭。
“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帮助他人,自己竟然买不起一套房子。但如果要我改变公益打假性质去牟利,我又做不到。”说到这些,孙安民很坚定。
陈书伟更惨。他原先在深圳开一家小公司的,因为管理,公司倒了。对于外界的质疑,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他诉讼带有“经济目的或是为了出名”。
陈书伟忿忿不平地说,过去的3年,花在诉讼上的交通、食宿等费用21万多元,几乎耗尽他的积蓄。目前靠姐姐和圈内业士的资助,才得以继续他的“路。
不少从事这个职业的打假人,他们的境况都不太好——这是职业打假人对圈内人生活状况的总结。
打假是否赚钱?李选辉举了他诉某品牌牙膏的例子:到工商部门打印一份注册登记,费用60元;打印复印资料5元;到法院诉讼、拿传票、开庭打车费用120元(一个来回40元计);诉讼费50元;花掉的时间、人力;等等。如果胜诉,商家赔款4.9元。谁会都算得出来,这是个“赔本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