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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 常务理事 苏彤 |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黄帝内经》
古人善为医者，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若不加心用意，於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唐•孙思邈《千金要方·论诊候第四》
关键词：信息空间、公司治理、IT治理、长久经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博弈论及实验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泽尔腾（Reinhard Selten）在2003年11月召开的“第二届公司治理国际会议”上，以“有限理性与经济行为（Bounded Rationality and Economic Behavior）”为题作了主题演讲。泽尔腾指出:以对有限理性的分析为中心研究人间行为的经济理论的发展，引发了经济学的“行为革命”。
关于这场经济学的“行为革命”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泽尔腾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指导现实中的企业活动具有深远的影响。因为如果不了解人的基本行为规律，就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我们认为，这一论断为建立真正的“以人为本”组织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由此，联想到马克斯•H•布瓦索提出的以突破“牛顿经济学”为己任的《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一书，这简直就是面对“信息革命”的巨大潮流，传统经济学理论本身即将爆发具有颠覆意义的“信息革命”的一本宣言。
经济学正在发生的“行为革命”和“信息革命”可谓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前者，把“以人为本”从似是而非的口号落实为可以分析和量化的对象，而后者，则为我们开启了经济科学范式变革的道路，难怪有人把《信息空间——认识制度、组织和文化的框架》一书誉为中国人的“天演论”，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辨识21世纪财富地图的感觉”。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一“天演论”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有感于目前中国经济在这一框架的描述下发展程度之低而引发感慨，另一方面又因为中国在这一经济框架下显现出的潜力之巨大而感到宽慰。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人的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应该以此作为构建公司治理结构的逻辑起点。失去了“人的建设”这一基本前提，任何制度建设都将难免“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风险。巴林银行和中航油事件就是最极端的例证。
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实践，人们要反思的是，经济建设应该以什么为中心？
21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企业种种危机，深刻地表明，建立在商品拜物教信仰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性，即由马克思早在一百余年前所揭示的“人的异化”问题，并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彻底解决。一场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领域的范式变革正在酝酿。
此时，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深入，中国人应该有勇气以本民族独特的原创思维，为正在被广泛探讨的“公司治理”问题，作出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贡献了。这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首先，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善于进行“组织管理”的文明，其传统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治理”思想。中国成功实施了两千余年的文官制度，曾经作为欧洲启蒙时代政治改革的思想源头。中国悠久的治理文化和管理文化，必然能够为全球普遍关注的公司治理等课题提供宝贵的经验和行动指南。中国人有足够的理由拥有这种自信——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不仅为世界奉献了四大发明，更以持之以恒的有效组织和社会动员，实现了“集约经济”，而使这片已经开发了几千年的土地空间至今仍然能够养活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以距今整整六百年前的郑和下西洋为例，两万余人的庞大船队的统筹、组织和管理，本身就是伟大的成就，这与其后的区区三艘船的哥伦布航海，在组织难度上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最有希望、最有创造性的管理理论往往产生于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与地区。像中国这样一个即将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同时又有着深刻文化底蕴的国家，是必须诞生出一套既有国际普适性又不乏本国文化特色的管理思想理论体系的。”（苏东水《东方管理学》）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惊天动地的社会转型，本身就是一场旷日持久持久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实验。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和研究，并得出足以指导未来的思想，是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让所支付的成本和缴纳的学费有价值。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马克斯••H•布瓦索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中欧管理项目的学者，在中国进行了四年的学术研究活动，其作为替代“牛顿经济学”的“信息空间”理论的诞生与这段学术经历有很密切的关系。
第三，当前经济的总体特征是“信息技术网络社会条件下以知识为基础的文化创新（创意）驱动型经济。”（苏彤2005）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关键在于，如何在这场社会经济的巨变中具有辩别方向，掌握航向的能力，主动参与到游戏规则的制订当中。特别是清醒的认识到，“文化标准”正在成为第一标准或称“元标准”！哪个国家、哪个组织善于运用文化标准进而构建相应的制度和技术标准，就会赢得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基于上述三个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围绕“人的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中心”这一观点，提出“信息空间”为现代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提供了新的范式，顺着这个路径，可以将新兴的IT治理纳入一个广阔的话语空间，并与通行的企业经营管理及咨询服务体系相结合，构建一个能够帮助企业以不变应万变的综合治理框架，为此，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一、提出探讨IT治理、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首要的工作是对照中英文进行关键词的文化限定。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的古训，应该被我们牢记。
二、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和组织管理思想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以三位一体的方法论建构具有原创精神的公司治理理论框架。提出当前公司治理模式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法为体”的精神，建立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从“以德为辅”到“以德为先”从“以法为用”到“以法为体”的总体认知。
三、IT治理与信息空间理论结合前景广阔，提出建立“信息空间”范式，将经济组织的信息空间界定为“技术空间、制度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三位一体”，在这一空间模式下认识到——（一）制度重于技术；技术源于文化；文化先于制度。（二）技术促进文化；文化创新制度；制度保障技术。
四、提出完整的IT治理架构，包含“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ique）、信息制度（Information System）、信息文化（Information Culture）三个层次；全面的公司治理架构包括企业治理（Enterprise Governance）、法人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和业务治理（Business Governance）三个层次。公司治理的最终目标应该界定为，通过实现“永续经营”（Built to Last ）实现追求“长久经济”（Long Economy）的理想。为此，可以设计一个能够将IT治理思想、公司治理思想与企业管理思想统一起来的综合框架——“信息空间”范式下的“一、三、六、九公司全面治理框架”。
一、提出探讨IT治理、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首要的工作是对照中英文进行关键词的文化限定。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的古训，应该被我们牢记。
对关键词进行“文化限定”，来自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在美国）大力开展的一门崭新的学科——跨文化交际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语言作为保存文化、交流文化的工具，一方面反映文化，另一方面又受文化所制约。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文化因素不断地“积淀在语言系统中，反映一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的特征，诸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心理状态以及文化背景知识等”。(王秉钦，1995：1—2)语言与文化的这种亲姻关系给翻译、双语词典编纂等活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尤其是那些受到文化因素强烈渗透的词语，即我们通常所称之的“文化限定词语”（culturallyrestrictive words and phrases)。
由于IT治理理论的涉及学科广泛，且与人的行为和文化关系密切，会大量的使用那些受到文化因素渗透、积淀的词语。因此，在有关研究和咨询工作开始之初，对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些词语做最基本的文化限定是有必要的。本文仅作一个初步的尝试。
（一）关于公司、治理和结构的文化限定
通过对Company、Enterprise、Corporation和Business四个能够表示企业的词语进行文化限定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以Company作为“概称词”，以其余三个词作为其“文化限定词”。Company一词最根本的意思是“搭帮结伙的一群人”和band同义。根据《美国传统词典》Company可以被解释为A business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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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司（Company）首先界定为一群人的组织，即“人本组织”——是一个以法人组织（Corporation）的形式联合起来，从事某项商业活动（Business）的事业（Enterprise）共同体（Community）。（Company一词来自民间拉丁语 compania 分享面包的一群人）在关于IT治理和公司治理的话语背景下，可将Governance确定为“概称词”并且作为对如下三个词义的综合——Administration（行政管理）、Disposal（处置管理）和Management（经营管理）。在与治理连用时，以“公司治理”（Company Governance）为主概念，区分企业治理（Enterprise Governance）、法人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业务治理（Business Governance）三层意思。
一般意义上讲，所谓公司治理结构”，简单说是研究各国经济中的企业制度安排问题（梁能，2000）这时的“结构”应理解为兼具“机构”（institutions）、“体系”（systems）和“控制机制”（control mechanism）等多重含义。这种制度安排，狭义上指的是在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条件下，投资者与上市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与控制关系；广义地则可理解为关于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文化和制度安排，其界定的不仅仅是企业与其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包括企业与所有相关利益集团（如雇员、顾客、供货商、所在社区，等等）之间的关系；决定企业为准服务，由谁控制，风险和利益如何在各利益集团之间分配等一系列问题。
（二）关于信息和技术的文化限定问题
尽管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信息的作用，尽管人们已经习惯于大量使用“信息社会”或“信息经济”这样的字眼，但是从许多方面看，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行业部门或企业，普遍缺乏对信息在当今社会深刻力量的真正理解，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在信息相关的概念上的模糊认识。建议以“Technology”为概称词，强化与“Technique”和“Technc”的区别，并在理解Technology这个词汇时，逐渐形成一种包含了文化和制度在内的整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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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和组织管理思想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以三位一体的方法论建构具有原创精神的公司治理理论框架。提出当前公司治理模式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法为体”的精神，建立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从“以德为辅”到“以德为先”从“以法为用”到“以法为体”的总体认知。
研究公司治理需要些历史感，而不仅仅是科学感或技术感。如果升高对“公司治理”这一概念的视点，其实概念本身不过是自有人类以来就不断进行者的组织管理行为的现代说法，并不是什么新课题。本文的任务之一就是试图提出一种可能的框架，用以将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相融合，以治理促进管理；以管理落实治理的目标。建立这种框架的基础是东方特别是中国古老的组织治理与管理思想同西方现代企业治理与管理思想的融合。
章玉贵在《东方主张崛起管理学界》一文中认为，西方管理学界近年来也深深体会到:现代管理学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指导企业永续发展和人的均衡发展的管理学之“道”，而非仅仅关注“术”的提高。不少西方管理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东方，试图从东方管理文化(主要是中国的管理文化)中汲取营养，求解管理学的发展之道。对此，我们深有同感，通篇以东方管理思想武装起来的《第五项修炼》，曾经长期作为西方管理经典为国人熟知，其所提出的“学习型组织”概念影响深远。近年风靡一时的《基业常青》中也毫不掩饰的以太极阴阳鱼作为其基本管理思想的符号象征。
我们认为，东方传统治理思想中最可为现代治理思想所借鉴的地方就是“文化”先行的治理模式，以及相对于西方“神本”传统而言的大可自诩的“人本”传统。就算几乎沦为定论的中国“只有人治而无法治”的观点，也是经不起推敲，其实，中国的法治传统中大有可为今人所汲取的养料。
中国社会治理与组织管理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法为体”的三位一体——“以人为本”相对于西方古代“以神为本”和近代已降的“以物为本”而言；“以德为先”体现了中国重视教化的社会治理结构（尊孔传统和各地具有教堂功能的文庙建筑就是这种模式的体现）；以法为体指的是中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内在法体模式。三者相互补充相互制约，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的社会失序现象一定就是此三者结构的失衡。本文提出的公司全面治理框架在方法论上运用的正是这种三位一体思想。（中国的三位一体思想最直接的例证是：天地人合一思想，与基督文明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思想所揭示的哲学逻辑是不同的）
联系到本文开头所引用的关于经济学“行为革命”的论述，在这里重申，新古典经济学从人的理性假定出发，是演绎性的经济学；而"行为革命"主张从现实的人间经济行为入手，属于归纳性的经济学。而归纳式思维，恰好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一大特色，从这一点上，未来经济学一条重要的发展线路已经与中国传统思维并轨了，可以说，中国的思维特质将在这个领域发挥独特的优势。这对于在经济学原创领域始终没有底气的中国人来讲是寻求突破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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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笔者所在的北京信息空间文化经济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方向是“洪范九畴”思想与“信息空间”文化经济一体化范式的研究，此项课题的研究成果集中表达在《洪范九畴-全面统筹图》当中。（见下图）
三、IT治理与信息空间理论结合前景广阔。提出建立“信息空间”范式，将经济组织的信息空间界定为“技术空间、制度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三位一体”，在这一空间模式下认识到——（一）制度重于技术；技术源于文化；文化先于制度。（二）技术促进文化；文化创新制度；制度保障技术。
马克斯•H•布瓦索(Max H.Boisot) 剑桥大学贾奇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巴塞罗那ESADE战略管理教授。其在学术上力图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信息政治经济学范式。他是我们在探讨ＩＴ治理话题时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位人物。他的两部著作《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和《知识资产——在信息经济中保持竞争优势》为我们描述了21世纪组织竞争的两大概念：“信息空间”和“知识资产”。虽然作者自认只是为建立新的经济学框架提供一个方向，但我们确信，正确的方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人们最常犯的错误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跑得又快又好”。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方向？
布瓦索的《信息空间》最大的特点，是彻底解构了工业化的话语体系，成为第一个以信息化为基点建立起来的新话语体系。在这个新的话语体系中，传统工业化的概念，被解构、变形、“扭曲”成了一堆待回炉的钢铁质料。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将信息内生化于经济解释。他认为，仅仅靠“信息不对称”这个层面的总结，远不足以建立经济学新的典范。他要把经济理论的张力，扩大到包容文化理论为止，就象弗罗伊德要把心理学的张力，扩大到精神分析领域为止一样。作为后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布瓦索的解构，实出于无奈，属于被迫“自卫反击”。因为通过一层层的还原，布瓦索发现，现代经济学是工业化的一种自我循环论证，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根据工业化需要而先验设定的，不管经济学的创始者是否明确认识到这一点。而后现代经济学，必须根据信息自性，全面前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设。（姜奇平《负熵和文化——后现代经济学的解释》）
企业要想在信息社会，抓住机遇，实现跳跃发展，就必须学会用信息空间的思维代替“物质和能量空间”的思维，并且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企业管理的具体工作中去。奠基于牛顿物理学时代的经典经济学框架，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诸多现实性问题，为决策者提供全部依据。布瓦索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正在走向一个这样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经济系统里经济学家已不再能继续把信息看作仅仅是对经济交换的外部支持。它必须越来越作为交易的主要焦点”。“确实，创新，除了是在一个社会系统内新信息的创造、传播—实际地体现在产品中，以（印刷）符号体现在文件中或体现在认识和行为模式中的信息，以外还能是别的什么？”进而，布瓦索得出一个值得每个决策者深思的结论：“创造和分享新信息构成现代国家竞争优势的核心。”这一结论把创新信息和竞争紧密的联系起来，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以此，将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构建文化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论。
2002年底开始，北京信息空间文化经济研究院开始尝试以“信息空间”理论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组织管理设计的实践，以此理论为基础，为北京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的文化建设制订了文化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纲领。三年多来，我们的感受是，以“信息空间”建构解释体系确有“别有洞天”的感觉。大约在2004年底，我们萌发了将信息空间理论与IT治理理论相结合的想法，并开始关注ITGov团队在中国所进行的IT治理研究。我们认为，IT治理的生命力在于其与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有机化合”上，能够引领这种化合过程的理论框架就是“信息空间”理论。“信息空间”不仅为IT治理提供了广阔的理论前景，也为IT治理本身提供了巨大的应用空间。IT治理是打造信息空间，优化企业空间结构，释放企业功能的有效手段。在这个方向的探索之旅才刚刚开始，但是已经显现了巨大的诱人的前景：
这一前景的诱人之处在于,推广IT治理所必要进行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终于有了理论依据！“信息空间”理论的首要任务是要让人们建立“信息世界观”——从“物质时空观”到“信息时空观”，这正是“洗脑”要对付的死角。
按照姜奇平的说法，《信息空间》认为根本的问题，出在新古典经济学背后所依据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仅相当于1860年物理学的时空概念，因此严重过时。以牛顿物理的时空概念，做出的经济学推论，对于信息时代来说，是不可靠的。《信息空间》按新一轮现代化要求，对时空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将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说对确定性（负熵现象）的解释，扩展到了对不确定性（熵增现象）的解释，并由此将信息问题，移向了经济解释的中心。
《信息空间》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信息社会的财富问题，“因此当信息以其自己的权利变成一种形式的财富时，经济学发现自己乱了方寸，以错误的概念工具去处理信息现象。”《信息空间》把斯密在市场完全信息假说中漏算的交易费用概念，进一步还原成熵的概念，因此与信息建立了内生的关系。信息的作用，并不仅仅是降低交易费用，信息的生产和交换，本身也创造价值。信息决定价值；信息创造价值；信息就是价值——“信息价值论”。IT治理正可以接过这一理论接力棒，为自己找到确证自身存在的理由，由此出发，有望构筑IT治理的强大的话语体系。
以“信息空间”为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基本认识框架,明确信息社会企业竞争力在“底层结构”之上，表现为“文化空间、制度空间、技术空间”。作为观念上的铺垫，有必要用这样两段话来表达长期纠缠不清的“技术、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
制度重于技术；技术源于文化；文化先于制度。技术促进文化；文化创新制度；制度保障技术。
四、提出完整的IT治理架构包含“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ique）、信息制度（Information System）、信息文化（Information Culture）三个层次；全面的公司治理架构包括企业治理（Enterprise Governance）、法人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和业务治理（Business Governance）三个层次。公司治理的最终目标应该界定为，通过实现“永续经营”（Built to Last ）实现追求“长久经济”（Long Economy）的理想。为此，可以设计一个能够将IT治理思想、公司治理思想与企业管理思想统一起来的综合框架——“信息空间”范式下的“一、三、六、九公司全面治理框架”。
公司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人类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治理框架的建立。
2005年11月11日，笔者在西安举行的欧亚经济论坛上发表了《龙经济：龙经济：发展创意产业；催化共生经济》演讲，首次提出了“长久经济”（Long economy）概念，作为对诸如循环经济、节约经济、生态经济、绿色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等一系列经济概念的统称。因为，上述经济范畴最终的方向和目标都是一致的，即“和谐长久的经济”。若将“长久”的意念用中国“龙”的形象去表现的话，那么“Long economy”就可以被称为“龙经济”。“龙经济”将不仅可以作为中国经济的集体象征，也将作为人类一切追求和谐长久、可持续发展之循环经济理念的象征。让“龙经济”，作为中国人为当代世界贡献的一个“普世意象”，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东方主张”得到广泛认同。
在这一目标框架下，建立一个基于“信息空间”范式的公司全面治理模框架（ Framework of Company Total Governance）的努力和尝试便具有了终极的意义。而不仅仅停留在其基本目标上，即让当前广泛进行着的诸多公司治理及企业管理的努力能够在一个体系标准中得到评价，进而为寻求一种普适性的综合咨询模型打下基础。
我们可以比照目前国际上通行的有关IT治理的定义，从而逐渐确定有关IT治理的中国定义。这一定义必将突出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将“文化”引入IT治理的话语结构中，并给予崇高的地位。根据孙强先生在《IT治理：中国信息化的必由之路》一文中提供的有关IT治理定义的三种主要观点：
Robert s. Roussey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认为：IT治理用于描述被委托治理实体的人员在监督、检查、控制和指导实体的过程中如何看待信息技术。IT的应用对于组织能否达到它的远景、使命、战略目标至关重要。
德勤定义如下: IT治理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包括信息系统、技术、通讯、商业、所有利益相关者、合法性和其他问题。其主要任务是：保持IT与业务目标一致，推动业务发展，促使收益最大化，合理利用IT资源，IT相关风险的适当管理。
国际信息系统审计与控制协会 (ISACA)定义如下：IT治理是一个由关系和过程所构成的体制，用于指导和控制企业，通过平衡信息技术与过程的风险、增加价值来确保实现企业的目标。
可知，当前国际上对IT治理的定义总体上虽然还没有完成“将经济思想延伸到文化领域”的任务，但其理论步伐已经迈到了门槛。这是由于IT本身不可忽略的特质所决定的。也许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信息技术与生俱来的文化特性，不过，对这种文化特性的认知还没有成为普遍共识。
虽然社会主流认知还是把“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作为两大知识阵营，但信息一词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性总能有机会使“技术”一词（特别是在使用“technology”而不是“technic”或“technique”）所包含的文化个性彰显出来。进而通过对“IT治理”的话语建构中，实现弥合技术、制度和文化之分裂的任务。结合ITgov团队对IT治理定义的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IT治理与企业战略规划相结合。从企业的价值观开始，信息技术治理包括管理层、组织结构、过程，以确保IT维持和拓展组织战略目标。
IT治理与企业文化相适应。IT治理与企业文化建设相辅相成，中国企业在实现技术信息化的同时，最显得任重道远的是头脑与观念的信息化。
IT治理与企业品牌资产管理相结合。当前，美国股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价值来自品牌价值（这里所说的品牌价值是广义的，包括经验、知识、专利、商标等）。IT治理帮助企业对于核心IT资源做出合理的决策，进入新的市场，驱动竞争策略，创造总的收入增长，改善客户满意度，维系客户关系。
IT治理与企业治理相结合， IT治理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使风险透明化，指导和控制IT投资、机遇、利益、风险。
IT治理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IT治理和其它治理主体一样，是管理执行人员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以董事会为代表）。
IT治理与业务治理相结合，应该合理利用企业的信息资源，有效地集成与协调。引导IT战略平衡系统的投资，支持企业， 变革企业，或者创建一个信息基础架构，保证业务增长，并在一个新的领域竞争。
由此，我们尝试设计了一个能够将IT治理思想、公司治理思想与企业管理思想统一起来的综合框架——“信息空间”范式下的“一、三、六、九公司全面治理框架”。
所谓“一”是指“信息空间”这条一以贯之的线索；所谓“三”是指整体“信息空间”下的战略、文化和品牌“三大治理领域”;所谓“六”是指企业经营层的“六大管理职位”（包括：CEO、COO、CIO、CMO、CFO、CKO）；所谓“九”是组织分而治之的九大信息流程（info-flow），也可以称之为“九大信息处理中心”（包括：教育培训、资讯网络、市场拓展、行政制度、文化管理、经营协作、资源开发、资产理财、资本共生）。
中国企业管理咨询业的一个现实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瞎子摸象，各抱一角，难以做到有效的整合，让咨询发挥合力。IT治理的出现，提供了一次机会，那就是，建立一个综合框架，让企业在各方面所做的咨询工作的效应发挥合力。具体方法是，将涉及公司治理及企业管理等多方面的咨询工作归纳为“以战略为基础的咨询、文化为基础的咨询和以品牌为基础的咨询”三个特定的范围之内。在整体框架中界定每一项咨询工作的定位和任务，相互渗透、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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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信息空间（Information Space）范式下，任何组织，无论一个人组织的虚拟企业还是一万个人的真实组织，都可以统一在这个框架下进行公司治理和企业管理的结构设计，“设计”就是让事物按预先设定的秩序进行组合的过程。
代结束语：扁鹊三兄弟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
扁鹊回答说：“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刚刚发作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只在我们的村子里才小有名气。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看见的都是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他们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因此名气响遍全国。”
这个为人熟知的故事讲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可惜大多数的事业经营者均未能体会到这一点，等到错误的决策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才寻求弥补。弥补得好，当然是声名鹊起，但更多的时候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也许，这正是“IT治理”意味深长的地方！
责编：周笑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