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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越：我们羡慕她们——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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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过后很多人问我们何以一个农村妇女会有这般见地?甚至一个观众打电话来一口咬定说这个刘小样必是个城里的大学生,弄不好是被拐卖到农村的。希望我们调查一下,还有人问刘小样是不是“托儿”,你们教她说的哪些话?
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每年主持三八晚会,我都不说开场辞?总是一张嘴就直奔主题?所谓开场辞,指的就是那种节目一开始,主持人兴高采烈说的那一嘟噜吉利话儿,比如说：“今天是……,在这大喜的日子里,我要对大家说晚—上—好!……”什么的,说吉利话儿当然讨人喜欢,但前提是对方得真的有喜,你们俩才能同喜同喜,否则就是一厢情愿勉为其难。
虽然我是主持女性节目的,虽然我也多少懂得些女性主义,但我只是知道：“三八妇女节”肯定不是一个举国欢腾的日子,非要喜形于色地给大家拜年显然是不合适的。
既然不过年,大锣大鼓是敲不得了,大歌大舞怕也唱不得跳不得了。那还能干什么呢?只能踏踏实实安安静静实实在在说说我们过的日子了。
比如说自卑,我们在“三八特别节目”一开场就跟一位叫刘凤珍的女性谈起了关于自卑的问题,因为一只眼睛不好,被别的小朋友嘲笑“眼斜心不正”,的她一辈子生活在自卑的阴影中,工作、爱情和自己的性格全都受了影响,活得特别胆小,特别压抑。做节目时,我起初以为是在采访别人,后来发现完全是在剖析我自己,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心境如此相同,只不过她是因为眼睛而我是因为“胖”,于是在节目里我讲起了自己的自卑,讲起了自己曾经对别人尤其是对班里的男同学的惧怕。出乎意料的是,一直以来让我们觉得他无比自信的男主持人白岩松也说起了他内心的脆弱和隐痛,他的问题是他觉得自己来自于一个偏僻的小城市,刚刚考进北京广播学院时他在那些北京女同学面前自卑得要命,一句话都不敢跟人说,如果我和刘凤珍和小白是一个班的同学,我们互相肯定都躲得远远的,表面原因各异而本质只有一个,其实自卑和内心的脆弱又岂止是我们三个人的问题,它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根儿的问题,而我们各自武装起来面对世界和众人的同时,放弃了多少互相了解和安慰的可能啊!
再比如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和对更高精神境界及文明的渴望。那是我们人人心中都有的却被一个叫刘小样的农村妇女讲出来,她讲得那么平实又充满了智慧,像一个哲学家。半年前,当我们收到一封来自陕西农村的观众来信时,大家被信中的睿智震惊了,组里一位叫王峻的策划揣着这封信见人就读,赞叹不已。最终他策划了这场谈话。“三八”过后很多人问我们何以一个农村妇女会有这般见地?甚至一个观众打电话来一口咬定说这个刘小样必是个城里的大学生,弄不好是被拐卖到农村的。希望我们调查一下,还有人问刘小样是不是“托儿”,你们教她说的哪些话?这类观点其实有一个共同前提就是：只有城里人或上过大学的人才可能获得智慧。但是,以我这几年东奔西跑接触各色人等的经验来看,这种观点显然是错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真实的心理历程,不间断地思想和向更高境界的永远眺望,都是获得智慧的渠道,再说陕西那地方本就藏龙卧虎、人杰地灵,冒出个把人精儿也是保不齐的。可叹的倒是节目播出之后小样的反应,面对纷至沓来的采访与慰问,人们的赞叹及领导的关怀,刘小样不为所动一概回绝,她清醒地知道：“我的生活已经不可能改变,不断接受外面的刺激只能让我的心更乱。”她情愿踏踏实实地呆在那个她并不满意的小村里,听乡亲们说她：“瞎想!想的东西一点儿都不实际。”她反倒踏实,我们不能劝说她,因为那也是生活的智慧。
我们尊敬那位宣武医院的神经外科女医生凌锋,她用那么精深的业务救过那么多人,她那么热爱她的工作又那么平静,而她为之付出的代价是由于长年工作在辐射之中,身体与生理的许多健康都被破坏了。同时她是新一代职业女性,她的生活有着可喜的另一面,她有那么多漂亮衣服,好多还是名牌儿呢。她管她丈夫叫“达令”,她儿子管她叫“美女”,一家人没大没小,其乐融融乱玩乱闹……
还有患了硬皮症的郭冬冬和她英俊的丈夫吴东宁,在这个功利社会饮食男女中,这对爱侣的挚情挚爱令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被重重地捶打了一下,我们不再同情他们,我们羡慕他们!
每当我碰到记者问我这类问题时我常常很尴尬：您没得上***奖您介意吗?您的节目播出时间不理想您介意吗?……说“介意”不是真的,说“不介意”人家会觉得你酸溜溜,可我们为什么要介意呢?当我们看到那么多令人深思的心灵,看到那么多令人欣喜的生命,在别人的生活里一遍遍体味自己,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 (文/张越 <<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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