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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 ＷＨＯ ＡＭ Ｉ?
正如所料，英语频道的好消息成为很多国人的费解：杨锐是谁，他怎么成为央视2004年度优秀主持人？
这也难怪，英语虽贵为中国的第二语言，但若评电视节目主持人，恐怕我的知名度还在疯狂英语的老板李扬之下。选我杨锐就成了选一个脸熟还是选栏目的实际影响力。一个日益开放的大国，她的媒体影响力必须内外兼顾。对外的英语频道应运而生，并展示了中国人的生活变迁和观点的碰撞。在央视的第十七演播室，在每天英语频道的北京时间早晚各七点半，我和我的同事在七年的时间里与全球各路英雄好汉，各界精英，就各种热门话题展开坦诚的有时是针锋相对的对话。中国的视角，全球的视野，职业的，平衡的和个性化的主持使栏目收视率迅速上升。英语频道迅速成为亚洲的半岛电视台。但我们身后岂止是小小的卡塔尔，我们身后是让世界都在调整的中国。
我跻身于央视十佳了。“你真配吗？”回答是肯定的。接着还有一个问题：“你是谁？” 我自己也一直在问 WHO AM I？这个回答是一条从自发到自觉的价值曲线。
我的工作是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的访谈节目DIALOGUE的主持人。但是我的文化角色和国际角色是什么？这些角色是否重要？除了这些公共疑问外，我自己穷四十年有二追问的一个问题是：我是谁？由此分出的另外三个问题是：我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和为什么。任何人如果处理好了这四个问题就有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成功的可能。但更多人是从世俗的意义上回答这些貌似简单的疑问。关键是如何看待这几个人生命题揭示的存在与超越的关系。
我的职业是提问和对话。我问故我在。悲剧在于，对于60年代初出生的人，开始生活和生活的开始时都是没有提问的空间的。那时的存在是麻木的，精神是窒息的。
但我很幸运。我的存在始于艺术，或者说红色的艺术。可能是艺术首先不需要提问，只要想象，这符合我的年龄。那个年代这样做也很安全。
十岁时我对美术产生了冲动，是一种自发，那是1973年。高音喇叭灌输下的虽然是《东方红》的时代色彩，但生活的基调却是黑白两色的朴素。东北白山黑水间的赤色生活几乎是单一的革命主题，只有激情没有灵魂；精确地说，在价值判断上只是黑与白的非此即彼，是对人性的忽视。所谓艺术顶多是民俗意义上的年画。一次我私下里偶尔看到流传于民间的当时属于非法的俄罗斯素描教材，欣喜若狂！而俄罗斯画派其油画本身表现力的丰富和对人体素描的立体再现，算是唯一称得上艺术意义上的心灵震颤。
生活是选择。艺术尤其如此。可那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没有选择就是最普遍的选择。拒绝个性和思想，选择普遍和大众，你就接近了现实甚至成功。那时没有创作，只有缺少主观的速写。但我却成功了。我的作品被评为1976年黑龙江省少年画展优秀奖。主题是全国五十多个民族的少年载歌载舞盛装云集于牡丹江文化宫广场，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可是当时的牡丹江只有三个民族：汉，满和鲜族。艺术的主观被政治上的随想所取代。在那个年代，发生后的疑问取代选择前的质疑。那时的我和成人一样没有提问，更不明白“我”是谁，只有等待政治的诠释。外在的承认远远先于内心的认可。生命在被动中享受集体的快乐，但生命的意义往往因为有个体的痛苦才显得完整。所幸当时的痛苦是在回忆和思考中为后来的自由所挖掘和证实，不幸的是没有为当时的生命所体验。当时只有生活没有生命。在英语中，生活和生命是一个单词，都是LIFE。但置于精神的放大镜下，生活有长短，而生命却有高低。换句话说，生命始于生活，但必须超越生活。 但中国的当时，政治大于生活，生活大于生命，生活没有与生命同步，两代人被残酷地耽误。战后的重建被对人的践踏和对大自然的摧残所取代。
我是谁？在大梦初醒的时代，仅仅内心的反省都是具有颠覆意义的革命行为。我对艺术的自发，为后来发生的全民族的文化启蒙进行了纯个人的内心铺垫。八十年代初，上海城市文化战略研讨会，对新儒家思想的学术探讨及其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上成功的诠释，《中国青年报》记者潘晓引起的人生观大讨论，华山抢险，二军大张华救老农和对美国电影《冰峰抢险队》的人道主义的探讨揭开了两代人对人生和生命意义思考的序幕。而当时舆论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人的异化理论的探讨涉及劳动究竟应该是人的第一需要还是谋生的手段，这场哲学上的讨论则在精神上酝酿着劫后余生的人们善良的愿望和高尚的追求。那是超越现实的冲动，是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尝试。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校园里，我们配合舆论组织该校史上首次学生会的选举。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通过演讲和辩论组织全校学生进行人生意义的大讨论。这是精神自由的初夜权，这是偷偿禁果的合法尝试，这是一次小小的成人仪式的洗礼。其时代背景则是一次全民族的反思：伤痕文学在《十月》和《收获》月刊上的异军突起，文学评论中《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的不同凡响，一曲《乡恋》引起的歌曲通俗化的辩论，和后来第五代导演在电影艺术上的大胆突破及国际上的率先承认，标志着选择终于从自我开始，从内心开始，生活被赋予了生命。生活方式的变革和思维方式的启蒙同时到来，而且是伴随着农村包围城市的生产方式的变革。
我无比怀旧。未来能否超越过去成为我发自内心的悲哀。城市化伴随着世俗化，世俗化伴随着精神的堕落。只是晨曦中的多元躁动多少让人对未来抱有幻觉。94年我曾在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肃立两个小时向我们以前的精神导师默默地坦言了我内心的尴尬。他墓碑上的第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人戏言，后面应加上另一句，“打败中国的资本主义。” 是呀，廉价的中国商品正席卷全球。重物质，重消费，轻理想，轻精神，我们学到了资本主义消极的一面，却依然保留了左倾的和封建的坏的一面，当然引起公愤。
精神自由始于艺术审美的多元取向。西方名著潮水般的涌入成为继“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第二次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中国的崛起成为正在进行时的事实。人的启蒙和民族的崛起几乎同步，中国真正开始有别于过去。虽然这只是尊严和道德重建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世界已经开始刮目。就在这个背景下，我步入了中国对外英语媒体传播的行列，自信地站在中外交流的最前沿。
对外传播和对内宣传虽然在职业意义上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但社会层面上却承担着不同的使命。英语频道的新闻工作者无法回避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广义上的‘我’到底是谁？”
这个回答非常明确和响亮：“我是中国人”，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外国人，当然还有境内大量用英语和学英语的知识阶层。但这个回答并不排斥国人。有的同胞并不一定能够理直气壮地正视和回答这个问题。落后，人口多和素质差的国情阶段性地令人窒息。所以，有人选择汉民族文化上的优越感却回避自己种族意义上的认同。强调“我是中国人”的现实意义即在于此。可是仅仅这样回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未免显得比较狭隘。有时我在想，以往人们倾向于认为“越是民族的越是国际的”。这话是否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我个人的回答是，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对这个命题有所丰富和发展。NATION-STATE（民族国家）的传统定义受到信息时代的咨询革命和跨国公司金融资本的巨大冲击。人类的共同价值伴随着产业国际化的分工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正成为衡量大国的标准和其软实力的验证。然而无法取代的是，社会制度及国情的不同使得中国的媒体只能当仁不让地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声说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理直气壮地反对。中国的崛起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21世纪全世界最重要的事件和现象。当世界为之做出调整和反应时，中国也有可能参与重新制订和解释国际规则。这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中国在改变历史的进程和人类的发展。我们说什么和怎么说成为英语频道新闻时事访谈栏目《今日话题》的时代使命。
十岁时始于对艺术的自发演变成为了今天对舆论引导的自觉。这既是我个人精神成长和解放的历程，又恰逢我们祖国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始。OPINION MAKER （舆论制造者）是西方对新闻工作者的称谓。这也许是对我职业的诠释，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和世界对这种影响的期待成为“我是谁”的文化和国际角色的定位。正因如此，杨锐是谁就变得并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对话栏目探讨了那些让世界舆论注目的话题，他所请的嘉宾如何解释世界和中国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是谁，它代表的是谁和它的影响力。这些成为2004年度央视优秀主持人评选委员会理所当然要考虑的选择。 （杨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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