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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见证年轮>>(节选)  
文/翟树杰

  

戏园子胡同



  2003年7月,我回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带我在市区走马观花转了一圈。比起2000年来,这里变化了很多。市委市政府搬到了嫩江边上,紧挨着齐齐哈尔大学的劳动湖变成了一个大公园。虽然格局依旧,可我上了三年小学的长庚小学修缮得整整齐齐,市区也变得漂亮不少。

  我特别提出要到解放门附近得戏园子胡同看看,因为我几乎是在那里记事情的。宣传部庄副部长没有跟着我,让我好好怀旧,我自己急不可待的走进去。

  顺胡同往里面走十几米,就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门洞,进门洞向右侧拐应该一排低矮的青砖房,果然是这样,我依稀感觉到这就是我曾经的家。这个低矮的门洞和平房当年我曾经感觉特别高大。

  四十年这里竟然还基本保持原样,我不知该喜还是该忧。

  想起近40年的时光转眼过去仿佛昨天一样,令人心绪万千。过去,齐齐哈尔市是一个挺重要城市。不仅有全国闻名的重工业,还有引以为自豪得齐齐哈尔马戏团和京剧院。我小的时候就住在戏园子旁边,也就一直把我家住的这条胡同叫做戏园子胡同。胡同里有许多小摊贩,卖姑娘(一种可以吃的植物果实)的、卖大饼子的、也有卖手工艺品的。有一个小贩叫卖地声音拉得很长:“烧鸡,烧鸡喽―――”。我和哥哥常常被外面的小贩的吆喝声吵醒。醒了,就趴在家里后窗户上向外面看热闹,童声童气地学小贩叫喊:“烧鸡,烧鸡喽―――”。小贩又好气又好笑:“去去去,一边去”。

  妈妈上班早,弟弟在解放门庆合胡同的姥姥家里住,我和哥哥都还没有上学,就天天结伴玩儿。

  那时候齐齐哈尔电影院不多,只有两三个,很多人都爱看戏。我家离戏园子近,也就跟着看京剧。所以,到现在我对现代的和古装地京剧都特别接受。戏票现在看真是不贵,有2毛钱和5毛钱几种。学生票更便宜1毛。当时,我父亲还在松花江军分区当干事,中尉副连级每月有90多元钱薪水。当时90多元可不是个小数字,工人工资才16元钱。按说,这样地收入买票看看戏不算什么。可那时候,妈妈工资不高,姥姥老爷没工作,弟弟妹妹都还在上学。除了我们哥仨,还要接济娘家一些。爸爸没回探家路上还要花些钱。所以,东扯西扯兄弟俩零花钱也就不多了。

  没有钱要看戏怎么办呢?我们小兄弟自有办法。

  每天晚上,戏园子灯火辉煌。我们站在入场的人流后面,观望着目标。每当看起来面善的观众就追上去:“叔叔、阿姨,带我进去吧。”大多数的人都相当的客气,有的就说:“跟着我吧”。到门口,收票员问道就说是自己的孩子。进去之后谢过人家就高高兴兴找先进去的小伙伴儿了。有的观众怕担责任,就会让我们拉着自己的衣服,有时候碰运气也能进去。

  

初到绥化感受“洋灰”路



  傍晚,火车到了绥化。爸爸扛着行李走在前面,妈妈拉着我们跌跌撞撞地穿过拥挤的人群,找到了接我们的汽车。那车是个绿色的吉普车,车门市是帆布做的,后面挂了个轮胎,一位姓罗的司机接我们。他带了一副白手套显得很神气。爸爸招呼我们上了车。随身带着的行李和我们全家五口马上把车里面塞得满满的。

  后来才知道那车是一种很老式的前苏联产的嘎斯六九,也是我们现在大街上还跑着的北京吉普的前身。尽管如此,当时整个绥化军分区还只有唯一的一辆,当时可算得是罕见的玩意儿,在来绥化之前我还从来没有乘坐过。

  嘎斯六九歪歪扭扭在绥化那不平的马路上开动起来,车子不停地躲闪着前面的人群和马车。平生第一次坐上小汽车,可想而知我们哥哥三个该是多么兴奋。哥仨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评论着这辆令人自豪的汽车和绥化街道的景色。弟弟问,这车是不是假的,怎么声音这么大。哥哥嗓门从来都是最大:一定是旧零件配起来的。配起来的声音肯定大。

  我看到车轮走过沙尘漫天,就问父亲:不是说绥化有洋灰路吗怎么灰尘这么大?以前,东北由于长期遭受沙俄和日本的统治,把很多东西的称呼前面都加上“洋”字。比如把火柴叫做洋火、镐头叫做洋铁镐、把钉子称作洋丁,甚至把水桶都加上洋字---洋铁桶。我说的洋灰路实际是指水泥道路或者柏油路。那时,像绥化这样的县城能有一条柏油路也是很光彩的事儿。

  爸爸指了指满是灰尘的路说,那不是“扬灰路”吗!原来多年以前修的柏油路早就被灰土盖住了,车子跑过去可不是漫天的尘土吗。

  大家都哈哈地笑了。

  只有妈妈不说话,我看见她微笑着,嘴角露出的是满足的自豪。

  

惨淡的太阳



  搬到绥化是1966年的10月,齐齐哈尔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整天的武斗,时不时得有造反派的卡车拉着被打死的同伙尸体游行,卡车上架着高音喇叭。不停地有解说员操着女高音进行控诉和宣战,插空播放一段造反歌曲。歌词我还记得。比如:“儿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跟我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地蛋。”在绥化,这样气氛就少了许多。武斗也没有齐齐哈尔严重。只是绥化这里有一个福利院,福利院的一些孤儿闹得比造反派还凶。文革开始的时候,那些被收养的孤儿戴上红袖章,自制了火药枪,造起反来。当时,社会已经失控,没有管教的孩子四处闹事,后来还打死了当时的福利院长。他们腰里面别着火药枪时常在大街上游走,看谁不顺眼就打人、开枪。后来我真的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孩子,他们穿得很破旧的衣衫,脸上带着泥道子,的确是挺吓人。每当这时,我总是远远地躲开,避免和他们发生冲突。

  绥化当时还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县,有54万人口,一条大街横贯东西。东边连着的是绥化火车站,西边到头就是当时的地革委大院,大院子的后面是家属宿舍,我家住在第十八栋。那是一种平房,每个门洞进去左右各一家,只有一间房子。顺着不宽的走廊在向前走是厨房。厨房燃烧的是煤炉子,烧水、做饭、烧炕都是这个炉子。要是想把炉子烧着可不容易。首先要用火柴把一种饱含松油的松木条(当地叫明子)点燃放在炉子的最低端,上面放上比较容易燃烧的劈柴,劈柴上面放好煤块。一会儿,劈柴着起来了,火大了,煤也就燃烧起来路子就算升着了。如果劈柴烧完煤还没有燃烧就要重新生火。所以,生炉子劈柴就用的很多。把家安顿下来之后我就去跟着爸爸到木柴厂买劈柴,当地把劈柴叫做绊子。

  虽然是军队干部,也要亲自动手。爸爸叫上马车,亲自驾车去买拌子。因为黑龙江纬度很低,所以到了冬天,太阳距离地面还不到一电线杆子高,昏黄昏黄地,惨惨地斜射到地面。沿着被车轮子压得两到车痕的泥水路,两匹红马吃力地走着,鼻孔喷出两到白雾气,一团一团地喷出有很快散去。我从小的时候方向干就极强,很少迷路。可那天马车七拐八拐,很快我就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当时,东北地区还保留着很多林业局。一车车的木材被送到木材厂加工成方木,原木四面锯下来就成了绊子。我们就把这些拉回来,平时家里烧火用。

  

耿直的爸爸



  对于爸爸的印象,是在齐齐哈尔的时候形成的。按照军队的规定战士家属不能随军。当了干部后才有随军的可能。当时随军的条件是:参军15年或者副营职的职务。60年代初爸爸还是个中尉副连职,所以我们家还没有随军。妈妈领着我们兄弟三个跟着姥姥住在齐齐哈尔。

  按理说,我父亲是1948年参加的工作,在黑龙江安达市武装部当小鬼,1951年办理的参军手续。可后来填写入伍表格时,父亲只是填报了入伍时间。没想到这一下子吃了大亏。到了80年代确定老干部离退休条件时1949年10月1日前工作的干部是离休,而在此之后参加工作的只能办理退休。所以,在父亲快70岁的时候和其他退休干部一起交给地方管理。而那些离职休息的人员则一直保留着军籍,依然由部队照顾。

  在职时候,妈妈和好多老朋友一直劝我父亲找一找工龄。以便退下来的时候可以办个离休手续,可爸爸一直忙于工作,直到了快休息的时候才想起补办手续,可是来不及了。

  一直到现在,只要提起这段,父亲总是有一肚子的牢骚,可是又能去怨谁呢?一辈子他都把工作看得很重,对自己的私事总是马马虎虎。这一点,我觉得自己特别像他,只要有工作,自己的私事肯定是往后放的。

  在齐齐哈尔时候,我们兄弟几个对父亲的印象是一样的。那就是,每年春节的时候,家里要回来一个背着大包小包好吃的东西,回家先倒头就睡的人。所以真正认识爸爸是在绥化才开始的。

  1966年随了军,可以天天和爸爸在一起才慢慢知道爸爸的脾气:脾气倔强可心地慈祥,有时候有些唠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