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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灿烂的笑脸
作者：路一鸣
于华说，“写作和阅读其实都是在敲响回忆之门，或者说是为了再活一次”。那是对作家而言，对我这种平时靠说话吸引观众的人来说，有感而发情之所至，写作是一种宣泄和寄托。
2005年10月2号3号，我们用两集特别节目的方式介绍了重庆綦江（该县曾因一座桥梁的倒塌闻名全国）镇紫中学初三（二）班的同学们为筹资救助班主任金芳洪老师，自发义演，走遍重庆的故事。故事的情节简单，按我们行话说，性质也不“猛烈”，从收视率表现上看，在《道德观察》只排在中游水平，甚至随着栏目整体收视率的提高，有滑至下游的危险。也难怪，在收视率的重压之下，各个栏目都在用滥情、暴力、离奇、搞笑以及隐私等题材吸引眼球，观众的口味被文艺工作者们惯得只嫌麻辣不够，哪还有心思细细品味绿茶的清淡芳香呢？
换了我是观众，我会耐心地看下去，被他们感动吗？我扪心自问，并不能给出直接的回答。然而我是主持人，我和同学们，和金老师有了面对面的交流，我被他们深深地打动了。
不只是我，在重庆解放碑的广场上，我们的露天演播台前，那些原为看热闹转着圈“欣赏”我们的“棒棒儿”，那些西装革履匆匆一瞥就要离开的白领，那些闲来无事带着孩子随处耍耍偶然经过的市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驻足聆听，里三层外三层，那些专注的神情，不亚于神六发射场上的技术人员。当金老师突然出现在演播台下（他是从医院里赶过来的），十几个同学冲下去紧紧抱住他失声痛哭的时候，我看见人群中无数的手臂抬起，在眼角和脸颊不住擦拭，我知道，那一刻，他们感受着从心底流淌出的温暖。此后的场面甚至有些失控，无数的手臂又从我们的身边背后伸到台前，大大小小的钞票让同学们应接不暇，镜头前一片混乱，谈话有点进行不下去了，可我很高兴。直到节目录制完成，我又听说，带队的音乐老师（她帮同学们排练节目）在我们住的宾馆楼下等学生集合，又被一位过路行人认出来，这个陌生人不由分说将刚买的衣服、食品、饮料，几大包东西塞过来，让她转交给金老师。
至此，“善良”有了最准确的表达。
金老师何许人也？竟能让全班的同学对他如此牵肠挂肚，割舍不下？能让家长们心甘情愿跑前跑后，为孩子们铺平道路，保驾护航？
金老师很凶，他生气的时候会把书本往不听讲的学生课桌上“啪”的一拍，全班的人大气也不敢出。
金老师很神，他会让同学们在袋子里摸水果，谁说对了它的英文名字就把水果奖励给谁。
金老师很直，他整个学期都会在黑板的左上角写下一个“人”字，告诉大家做人要平等，老师和学生也一样。
金老师很犟，学校要收的补课费他一概不收，哪怕成为领导眼中的另类。
金老师很真，他带着同学钓鱼、野炊，把自己的工资数目也公开，教大家怎么花手里的钱。
金老师只有25岁，他得了白血病。
那些只有十四五岁的同学们，从此开始了为金老师募捐的艰难历程。家长们也动员起来，为孩子们联系演出场地，印制传单，寻找最便宜的住处。不干家务的孩子在房间里打扫卫生，床铺不够，一张席子就能让他们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从没进过城的孩子在陌生的街道上散发传单，跟陌生人讲述捐款的目的；在农村长大的同学们第一次化妆，第一次登上舞台，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节目。而来自本应出面的直接责任单位的帮助，几乎为零。
在节目录制的现场，我看到了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他们已经十几岁了，他们不再天真，他们从各色人群的反应中感受到了人情冷暖；他们不再单纯，在即将失去时，他们对友情和挚爱有了痛彻心脾的体验。他们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没有人抱怨。
可能是第一次参加谈话节目，同学们开始有些局促，回忆组织义演的过程时，坚定的语气中，他们的表情是复杂和忧虑的。易露、郭婕、廖泽亚、欧涛、雍国银，我已不能清楚地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只记得只要说起和金老师在一起的日子，他们就会忘记紧张，七嘴八舌，争着发言，那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笑容灿烂。
我曾经想过，这样的一个集体，将会培养出多少发奋向上，心智健全的青年啊！
然而现在，他们正在和金老师一起经历磨难：由于金老师生病住院，原来的班级被拆散了，同学们被划分到其它班级；他们被告知：不准再组织为金老师募捐的义演，甚至不准再提；一些同学家庭困难，现在又被学校催缴补课费，准备退学了；另外一些学生受不了压力，已经转到别的学校；为了维护金老师的名誉，一名男生被其他老师动手殴打，此后的上学路上，他竟然被社会上的混混跟踪堵截，见一次打一次，在我们录制节目后的几天里，他就辍学去广东打工，由于没有身份证，又被当地公安抓起来，从此音信皆无；某某的成绩下滑了，某某的家长也给他施加压力，他不和他们说话了……
当我再次见到雍国银（原班级学习委员，已转学）、欧涛的爸爸和金老师的女朋友的时候，他们告诉了我这些消息。他们是作为嘉宾被中国教育电视台邀请到北京录制节目的，此时距离我们离开重庆刚好一个月。
时间跟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2005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按节气，这天是霜降。
长城上，雍国银他们玩儿得很高兴，灿烂的笑容一直都挂在脸上。阳光照得我浑身暖洋洋的，甚至有些痒，可我的内心却被冻得死死的——意识的寒战让我无心览胜。我谎称起得太早要补觉，一个人回到车里等他们。司机师傅是我们栏目特别节目组组长的哥们儿，听了我的转述，一阵长吁短叹。
整整一天，我们设法满足他们的每一个心愿，不停地逗他们开怀大笑，仿佛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
在回来的路上，雍国银显然意犹未尽，主动跟我讲起从前班上的逸闻趣事。
“我们班每周都有一节课是教唱歌的，谁觉得哪首歌好听就自己跑到讲台上去教全班人唱，全校我们班会唱的歌最多，有的歌别的班都没听过。”
“野炊的时候我们的饭量都特别大，一盘菜做好了，几筷子就没了，呵呵呵，我负责捡柴火。”
“有一次我们没考好，我看见金老师一个人偷偷地哭了。”
“谁要是违反纪律，金老师一定要他好看，有一次有个男生刚想说脏话，看见金老师，扭头就跑了。”
…….
我有点插不上话，可我愿意沉浸在被她所感染的喜悦情绪中。终于，我小心翼翼地问起了那个去广东打工的同学。
“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不过在他被抓起来之前他跟我通过电话，他说他每天打完工就到书店去看书，他说他四年后也要考大学。”
我扭过脸去看窗外，我们的车灯只能照亮四周几米远的地方，更远处，是被夜色笼罩的无尽黑暗。
诗人们说，“明天，太阳一样会升起”；哲人们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可是明天，还有明天的明天，当阳光重新照在雍国银、郭婕、欧涛、易露、廖泽亚，和那些曾经是重庆市綦江县镇紫中学初三（二）班的同学们身上的时候，当我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脸上的笑容，还会依旧灿烂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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