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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选择与环境依赖(个人作品)
管理的复杂性在于，它是科学与艺术的混合体。从方法论上来说，科学应该是一系列可以被重复证明的规律，上升到哲学层次，它最终将被证伪；而艺术则更多地来自创造者的内心冲动。把这两个极端融合在一起，管理理论——不论来自纯粹的逻辑推演还是实践经验的系统化归纳——如“丛林”般发展起来后，遭到了无数抨击。抨击的核心可以归结为，在管理理论中被推崇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无法应用，甚至实践的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
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逐渐理解，管理制度和管理理念，必须要与实际情况相匹配，才能显现出效果。 这种匹配的要求被席酉民教授概括为，“管理的环境依赖性”。这说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套能够被视为“标准”的管理制度和方法，一切要以制度与环境的匹配程度来评判。达尔文的进化论告诉我们，物种本无优劣之分，只有自然选择之别。同样，管理制度也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能够适应具体环境的制度就是好制度。再进一步说，制度的出现和演化都是环境选择的结果。
这里所讲的“环境”，包括自然地理、风俗习惯、人民受教育程度、利益集团的权力分配状态（或称初始制度安排），竞争者策略等等。习惯上，人们还喜欢把环境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然而，内外的边界，要由研究对象的大小而定。如果对象是一个国家或相对独立的地区，则上述因素中除“竞争者策略”外，其余部分就构成了“内部环境”；如果对象为一家企业或一个社会机构，那么上述因素就是“外部环境”中的内容，相应地，该组织的内部环境仍可以用“成员受教育程度、核心竞争力（多为技术和文化范畴）、组织内阁利益集团的权力分配现状”来表征。多说一点，利益集团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再优秀的组织内部都会有利益集团的存在。杰克·韦尔奇在其自传中就多次提到，在GE内部，各事业部、部门之间都有明显的“自己人”与“外部人”的态度倾向，在GE选择新的CEO的时候，这种倾向表现为负责各事业部和各地区的副总裁、董事们之间的一种政治斗争。
如今，我们要理解各种制度出现（被环境选择）的原因，是相当困难的。这一点连制度经济学的大师级人物，如科斯、诺斯、青木昌彦等都坦白承认。为什么人们选择了这一种制度而不是另一种？这是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涉及到的影响因素非常之多，而实际的案例研究成果又非常匮乏。道格拉斯·诺斯在几年前曾经想编辑一本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经验研究的书，结果发现他很难找到足够的案例研究可供使用，最后只能作罢。
人类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关系越复杂。当人们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发明了通讯工具时，却没想到反而加剧了彼此关系的复杂程度。哈佛大学的约翰·科特教授曾经比较过期业的经理人员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分别需要处理的信息量，发现20年间其几乎是在成几何级数增长。伴随着爆炸式增长的信息量，对制度选择这样的难题，任何人想要给出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都是不可能的。
回到本文的主旨。如果我们回溯到制度出现的初始状态，要理解制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会容易很多。很明显，环境中与“人”有关的因素的影响力相对较弱——组织结构简单、文化穿承的时间短暂、技术水平低下。更为重要的是，在（由人构成的）社会组织的功能没有发展到足以突破当地自然条件的约束时，人类社会的制度选择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环境规定的必然。自然条件的约束就像是一个系统的“输入变量”，直接影响到系统内部的结构设置，进而影响系统的功能。其后一切的“社会发展”，风俗习惯（或称文化）也好，路径依赖也罢，均是由于这一初始状态的制度安排埋下的种子。此后绵延千百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般地，我们获得了今天的现状。
哈罗德·德姆赛茨明确指出，“非制度因素在发展的初始阶段的重要性要高于在后期阶段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产生了众多的上下层制度安排一引导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由于缺乏这些安排，是的资源禀赋的作用突出。”在哈罗德·德姆赛茨那里，“初始阶段”是指“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开始发展的最初阶段”，而“资源禀赋”是指“土地、森林、气候等自然条件。
早期的农业活动为何只出现在西南亚（地中海东部新月形地区）和东亚（中国东部），并使这两个地处呈现出独特的农耕文明，进而传承千年，形成具有农业文明特点的国家？因为几千年前，只有在这两个地区，既存在营养丰富，容易种植的野草、种子和水果；又存在各种耿够提供事物的动物，如羊和猪；以及其它的一些天生易于驯养，并能够从是繁重体力劳动的动物，如马和牛。
即便是在近代，这种影响力仍然有突出的个案。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学者曾经对新大陆经济中的不平等制度和不同增长途径做出过深入的比较研究。他们发现，同样是在美洲大陆，地处北美的美国、加拿大比南美国各国有更快的经济增长，而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体系也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从历史上看，欧洲殖民者首先登上的却是南美大陆，南美的经济发展要早于北美。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的局面呢？根源就在于自然禀赋的不同。西印度群岛与南美的气候和土壤十分适宜生产甘蔗和其它高价制作物，其特征是广泛的规模经济和大量使用奴隶。而南美当地大量的土著保障了奴隶的供给。而北美地区不具备这些自然条件，土著人口也不如南美多。北美的主要经济作物是谷物和干草，这种作物规模经济不明显，再加上北美的欧洲移民较多（因为南美对后来的移民而言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平等的社会制度在产权平等、身份平等的条件下容易产生。此后数百年，平等与自由成了北美制度体系的标志。而南美的资源始终带有少数社会精英控制的特征，“因为政府政策和其他制度通常趋向于加强导致该政策和制度的因素”。在选举权和市民众受教育的资源的分配上，当时的政府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反观中国。中国自秦以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廷，仍一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参见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大小诸侯国均在黄河流域建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前文已述）。因为当时黄河经常发洪水，在彼此的竞争中，法家的代表人物管子主张“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管子·度地》）。客观上，奴隶主贵族们“壅防百川，各以其利”（《汉书·沟恤志》）。为防止黄河泛滥，各国径自筑堤，客观上妨害的邻国的安全，所以孟子才有了“以邻为壑”的说法。在研究了大量的史料后，黄先生断言“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临更有效……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事实上，在秦统一中国的前后三十年，都江堰、郑国渠、灵渠这些著名的水利工程相继建成。
以上这些案例足以说明，初始阶段的自然禀赋，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初始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一旦确定下来，便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延续下去。如今各国之间的差异通常被学者们追究到文化层面，并以此作为“挖掘”出的深层的理由，遵循的就是本文的逻辑。
最近几年，现代企业制度化的浪潮席卷中国大陆，来自西方的价值观对本土文化也产生了一定冲击。这种“舶来”的制度安排能否真正有效，更要看实施企业的具体环境了，这方面的案例、报道非常多，笔者不再赘述了。至于文化冲击，美国著名的文化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有过评论。他认为，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整个东、南亚地区虽然在经济领域大量效仿西方，但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观念却没有发生改变，“看一看这些国家里孩子对父辈的态度。社会价值观中善、恶、是、非的标准就明白了。”
所以，制度的安排对环境的依赖性相当强，一种制度在一种环境下更够刺激经济增长，推动事业的发展，在另一种环境下可能完全不行，环境对制度的选择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而目前我们每个人身处的纷繁复杂的“具体环境”的成因，也就就源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国工商》2004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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