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开幕的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成为政协委员最为关注的话题。在会场，在驻地，记者都听到委员们针对这一话题建言献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林毅夫委员：很高兴看到新农村建设成为国策

    曾在6年前提出过新农村建设的林毅夫委员，在本次政协会议上，再次带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案。林毅夫说，党中央将“三农”问题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社会各界对此也有很多研究，不能说我倡议了新农村，只能说我对这个问题比较关心。很高兴看到这个问题现在变成国家政策。

    林毅夫指出，“三农”问题逐步在深化——2004年的1号文件提出增加农民收入；2005年1号文件讲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2006年1号文件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目标和手段统一的文件，对过去“三农”政策既有继承又有发扬，如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表现了科学发展观在农村的实践。

    对于至关重要的农业发展资金问题，林毅夫表示，农村金融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他指出，目前在农村金融支持方面确实是比较欠缺，渠道少，只有农信社一家，农业银行也是存大于贷。因此最重要的是金融制度创新，通过一些制度创新来克服，如在农村创造一些小额信贷机构。当然，政府也在往这方面努力，比如在山西批准了两家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机构。

    对此，林毅夫曾在去年提出提案，建议采取公司加基地加担保公司再加农户的模式，也就是由龙头企业成立一个担保公司，对银行给农户的贷款进行担保，这样，有担保农民就能收到钱；从银行来说，只要龙头企业担保的农户是经过选择的农户，他就可以放心的去贷款，有效地解决了银行面对分散农户的贷款风险。对于龙头企业来说，有利于把自己的基地做大做强，所以各方都可以获利。这个提案发改委非常重视，农发行也非常积极，表示如果进行试点的话，他们愿意参与和提供资金支持，所以如果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制度创新，农村金融就可以很好的解决。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底是多长的期限？林毅夫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不断追究的目标。如果是以基础设施投入为内容的话，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应该是同步的，这样来说应该还有15年。(徐雅平)

萧灼基委员：“少取”成绩显著 “多予”要加力度

    只要一出现就会被记者团团围住的萧灼基委员，谈到新农村建设问题时，向记者介绍了他提交的大会发言——“少取”成绩显著，“多予”要加力度。

    萧灼基委员指出，国家实行“多予少取”方针成绩显著，特别是本届政府在全国范围取消了农业税和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实行“两免一补贴”，打破了二千多年来“种田纳粮、上学交费”的传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必将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２００６年全国全部取消农业税后，与税费改革前的１９９９年相比，农村每年平均减负总额超过１０００亿元，人均减负１２０元。“少取”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在萧灼基委员看来，少取是有限的，多予是无限的；少取是一定时期的任务，多予是长期的任务；少取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多予具有长远作用。多予才是今后支农的重点。他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对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贡献很大，但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因此，多予是对农民的补偿，多予不是恩赐，是“利益回归”。同时，多予也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近年来，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更加关注公平，多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措施。

    关于多予的政策措施，萧灼基认为，必须加大财政支农的比重。“十五”期间，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有较大增加，２００４年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由２０００年的７．７５％上升至８．２８％，但仍远低于改革开放初期１９７８年的１３．４３％，即使是上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多数年份也都在９％以上。既然目前国家财力较强，“三农”又是重中之重，理应加大用于农业的支出。因此，萧灼基建议第一步在“十一五”期间达到１０％；第二步，在２０２０年前，达到１２％。而多予的重点是改善农村生产环境和公共设施。（徐雅平）

朱永新委员：推广小额贷款 解决农村金融缺位

    “在财政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中国农村中的资金正通过金融的渠道大量流出。这种现象如得不到解决，新农村建设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民进中央常委、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朱永新一开篇就语出惊人。

    朱永新委员说这番话是有依据的，他用在调查研究中得到的数据支持自己的观点。他说，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央与地方财政都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据统计，因农业税的减免，仅2005年一年就减少了农民负担220亿元，人均28元人民币。同时，国家又实行了对农民种粮每亩平均补贴10元人民币的政策。这些措施减轻了农民负担，大大提高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然而与财政的百亿级的增加投入相比，中国农村的资金正以千亿级的速度，通过金融机构向城市、向沿海地区输出。一般认为，1.2万亿的邮政储蓄存款的三分之一是从县以下的农村来的，其只存不贷的机构性质使农民的存款都流到城市。农村信用社则是通过多存少贷的方式，从农村抽出资金。数据显示，农信社2005年11月存款余额3.2万亿, 存贷差高达上万亿。通过不同的估算方式可以推断，中国农村每年的资金流出应该至少在3000亿以上。而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中国农村农民的全部纯收入仅为2.2万亿元。

    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来说，农村经济已经从维持温饱的小农经济向商业化的小康农业推进。朱永新委员进一步分析，在商业化的农业生产中，不论是种植业的大棚蔬菜、中草药、花卉，还是养殖业的乳业、生猪、鸡禽等，农户都需要一定规模的资金投入。缺乏金融机构的支持，完全靠自我积累，农户的生产规模很难扩大，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就会很缓慢。为解决农户缺少资金投入的问题，各地也有一些龙头企业给基地农民发放种子、种禽以及饲料等投入品。但龙头企业本身也十分缺乏资金，给农户发放大量的投入品挤占了企业本身的发展资金，同样会制约其生产规模的扩大，以至于阻碍基地农户的发展。

    那么，该怎样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朱永新委员比较推崇国际上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农村小额贷款运动。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也先后开展了好几百个小额贷款的试点，实践证明，小额贷款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取得成功。

    不过，在中国农村推广小额贷款的方式，也面临很多问题。对于其中的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朱永新委员给出了解决的建议。比如说，小额贷款在传统的金融机构中很难大规模运作。因此，成功的小额贷款机构往往是新成立的。农村金融要取得成功，就要打破以不动产抵押为核心的贷款抵押机制，农民可以通过投资项目的未来现金流甚至通过几户联保等方式替代不动产抵押。另外，推广为广大农民服务的贷款，信贷员要到村子里去，把存贷款的业务做到田头，以减少农民的负担。同时，小额贷款主要是为农户的种植、养殖业服务的。而这些行业受天气、市场的影响很大。小额信贷机构除本身要建立风险储备金之外，还应该动员农户配合农业保险，以减少自身风险。

    总之，“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新农村建设中金融缺位问题的解决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朱永新委员最后说，农村多元金融机构的发展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在整个过程中还需要国家帮助农村金融机构克服各种障碍与不足，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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