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迎来了中国油画艺术的春天
刘海粟
1979年2月1日，中国农历的春节。这一天，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了一个由37位油画家自发组办的“迎春油画展”。这是十几年来第一次“不设审查制度”的民间画展，在不同时期从事现代风格艺术创作的刘海粟、庞熏琴和袁运生都有作品参加展出。据当时组织画展的油画家阎振铎回忆，当时画展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我们就是起一个给大伙提供这么一个平台我们来组织，我们就邀请这么多人了，三十几个人，每个人你们拿什么画你们自己决定，什么全行。
后来“迎春画会”改称“北京油画研究会”。
画家们在宣言中提出“艺术家个人风格的被承认是‘百花齐放’响亮号角的主和弦”。当时北京油画研究会举办了三次画展，展出了一百多幅思想解放，风格多样的作品，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人体是靳尚谊的作品，老画家吴冠中的画，静谧中透出一股勃勃的生气。
阎振铎还说，当时展览不像现在一个礼拜，一般都是一个月，基本上轮流，一天两人，轮流值班。所以这些老教授们，像吴冠中先生，他们一样，那个时候也没有人感觉怎么着了，感觉非常平等，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发言讨论什么的，都非常地融洽，既不像从前，好象也不像现在。
历经十年的磨难，油画创作者荒芜双手，磨蚀灵魂的时代宣告终结。
他们开始对民族和个人命运的重新思索，设想将历史的面貌再现在画布之上；他们重新睁开双眼，用手中的画笔表达美的心灵和美的意境。
那些雄壮的、平凡的、诗意的场景，长久地留存于上世纪80年代的记忆之中。
高歌前行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油画艺术
1980年，由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美协三家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将通知下达到四川美术学院。就在美展通知下达的前一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高晓华和程丛林，以充满反思意识的笔触将文革十年那段记忆犹新的创痛，呈现在画布之上。他们的作品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全国美展上获奖，使得山城中的美院在油画界的地位得到充分地肯定。这一次，为迎接第二届青年美展，整个学院都被动员起来进行创作。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年轻人不想自己的画选上，但是没有一个年轻人会非常确信我这个画一定能选上。
三十七、八度的夏天，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系一个名叫罗中立的学生，在一间6平方米的阁楼里，准备画一幅《收粪的老人》参加美展。罗中立当时很激动，就说我们就画一张大的，原话是说我要画一张大的，画一张像毛主席像一样大的，一张作品，一张大头像，肯定太棒了，说完了以后，罗中立当时是很活泼的一个人，说完了以后，就拿了一个碗在那跳，劈叉大跳，再过一段时间，就开始我们就看到他构的图。
但后来罗中立想画一张关于农民的，又非常有份量的，要跟班上任何同学不一样的题材。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装着一个重大题材，一定要有重大题材。每天都在选，就怎么画这个人，怎么画这个人，每天都是这个问号，吃饭睡觉都是这个问号。罗中立最终采用的照相写实主义手法，是二十世纪７０年代兴起于美国的艺术流派，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见。
为了表明画中的农民来自新社会，他听从建议在农民的耳后加上一只不显眼的圆珠笔。这个细小的改动，使《收粪老人》顺利通过了四川美协的审查。
几个月后，这幅画被命名为《我的父亲》，摆在第二届青年美展展厅中央。这幅画引起了当时任评委的吴冠中的注意：“大家都在一起看，一看题目它叫《我的父亲》。我一看，因为他这个表现的人物，完全是我们一代的父亲，上一代的父亲。这个一代父亲的形象概括。何必“我的”太小了， 把“我的”拿掉，就是父亲。就代表父亲那一代。所有的评委都同意，说好。”
父亲
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以它咄咄逼人的力量，震撼了观众的心灵。美展最终采取观众投票的方式，《父亲》获得了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的频频出访，向世界亮起开放的信号。西方艺术家的中国之行，令多年没有出现过的文化交流再次上演，各种西方现代艺术的展出在中国各地一一亮像，压抑已久的中国油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美术评论家邵大箴把这个繁荣归结于中国油画艺术受了文革的压抑，所以这个时候，创作的动力，有一种巨大的动力，要拨乱反正，我们的艺术要按照一种新的道路前进。
但中国油画新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面对着共同的困惑，100多位画家在1985年春天，相约来到黄山脚下，畅想中国油画的长远未来。
在这个自由的“黄山会议”上，画家吴冠中提出，中国油画的发展要做到“风筝不断线”。即你要思想自由，创作自由，但是你也要，必须要跟着人民的生活，土地，紧密相连。
黄山油画研讨会尚未结束，“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展”在北京拉开大幕。青年们以思想上的锐气和艺术上的多样化为美术界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被评论家称为“85新潮美术”。
中国当代油画异彩分呈的格局从那时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多元化的中国当代油画
进入新世纪，新生画家以他们对普通人的关注，对现实生活的反思与自嘲，游刃有余地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最有力的表现者。
韩国画廊经理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逐步强大，试图找到自己独特的品质和标志，正是这一点吸引了韩国的观众。
张晓刚画作
2005年盛夏，四川省奉节市一座废弃的平台上，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画家刘小东，用他的大号油画刷在画布上涂抹出一个建筑工人的形象。在这座因三峡工程而即将消逝的城市里，刘小东开始了命名为“温床”的油画创作，十二名拆迁工人是他写生的模特。《三峡好人》于是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近距离地”描绘自己日常所见的生活，是许多受过良好训练的新生代油画家，不约而同地选择。
他们以对普通人的关注，对现实的反思与自嘲，成为当代油画艺术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这个时代新鲜、敏感的话题，疼痛、喜悦的记忆，共同构成了一整幅变动之中的中国景象。在几代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下，油画成为能够表达中国人的心理和情感，也能够为中国人所理解的中国艺术。
这样的历史，已走过了一个世纪，还将在我们回顾与远望的目光中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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