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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香港 【段不一】 2004-05-12
央视国际 2004年08月18日 11:08
香港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她的美丽，我更愿意用艳丽来形容。是的，犹如一个妖艳的贵妇，漂亮得无可挑剔。她的风情万种，让人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情。按捺不住的是你想花钱的冲动，想占有的期望。这样的城市，容易让你神魂颠倒，常常使你幻想非非，也恰是缘于她那难言的诱惑力。我这样说，你可能以为我在影射香港的香艳和浅薄。你要这么理解，我并不准备反驳。
无论如何，面对于这样一个性感得有些火辣的城市，若求解读严肃的人文课题，自然有点煞风景。正如选美，女性的智慧多是门面的装饰，若你还要一本正经地与美女探讨哲学、思想什么的，肯定是寡然无味。然而，城市毕竟不是美女，何况，在其艳丽的外表下，香港也蕴含有别有情致的人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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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漂亮的事物，我也不愿免俗，谈及香港，就不妨从她的美丽谈起。
或在傍晚，清风徐徐时，迎立于太平山顶，俯瞰香港城，看迷人繁灯点点，精彩霓虹烁烁，你会深深厚地被她的妖艳震动，为她的风情折服。或逢丽日，春和景明时，游逛于浅水湾、尖沙咀、中环，跑马地之间，痴迷于闹市街头红男绿女的万种风情，惊奇那玻璃幕墙里光怪陆离的商业繁华，赞叹郁郁浓荫下公园绿地的精致漂亮。稍稍游走一圈，你便会恍然为何那么多人喜欢香港。香港承载着中国百年来苦苦追求现代文明的一个艳丽梦想啊。在国人心目中，那里代表着富足，代表着现代化，代表着未来我们可能的方向。然而，无论外人如何看，香港人应该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毕竟城市文明的画卷，纵要艳丽，也绝非女人化妆那么简单。
香港的个性魅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业上的成熟和政治上的受宠。而商业的发达，则归功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其独特的历史背景。香港人常自嘲为“经济动物”，对于政治，往往刻意淡漠、消解，唯恐避而不及。这种“政治冷感”的心态，说到底无非是在漫长的殖民统治过程中，个人经济利益与群体民族情绪冲突持续对撞、摩擦后练就的一种消极保护自我的精明与圆滑罢了。这种妇人心的“世故”，使得香港从文化本义上失去了根源，在精神道义上迷失了自我，因而也困苦了百年，尴尬了百年。
反思香港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香港的荣辱起伏，从来都是与国内政治息息相关。它曾是殖民者手里的筹码，也曾是革命者的天堂；它曾是大陆通向世界的窗口，也曾是展现民族自强的舞台。历史中的香港，呈多重角色、多面性格，在多起伟大的历史事件中起着独特的作用。众所周知，香港的现代历史，正是源于百年前一场令国人痛心切齿的鸦片战争。当年，英国人需要一个长期贩卖鸦片的据点，才选中了这个港湾优良的小渔村。面对今日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香港，很容易给人一个假象，那就是香港今日的繁荣，好像得益于百年来的英国殖民统治。这样的论调，或明或暗，曾顽强地存活了很长时间。
这种可怜又可悲的“殖民情结”，是一种比奴性更可怕的精神副产品。因为这种情结是将自信建立在别家文明基础之上。当年，不是有人叫嚣中国应该再被殖民一百年么？这论调不但可悲，而且是可怕的无知。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城市的发展繁荣，永远不可能被不平等地依附在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情绪或施舍之上。就如大家的丫头，因为有几分姿色，受些主子的恩宠，又多赏了些残羹冷炙，就忘乎所以，飘飘然，还以为她过得好、吃的好，并由经得出结论：要吃好饭，唯一途径便是做奴才。这说到底是一种缘于不自信的民族“软骨子”病。
自然，不是说香港人喜欢做奴才，而是缘于突然富足后自私的小市民心态罢了。性格上呈排斥性和自大性的香港人，无非是着急，想刻意与落伍和贫穷划清界线。有许多人讨厌香港人，恰在于这种群体的自得。这纯粹是一种小市民心态，无法将其与一个大都市的宏大联系起来。然而没办法，香港人尽管一直以为自己很“洋气”，却总是莫名其妙地张扬着这些不太可爱的“俗”气。
从民族情绪上讲，被殖民自然算不上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但从文化意义上讲，随之而来的外来文化浸灌和洗礼（无论是强行还是别有用心），造成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却未必算得件坏事。从文化意义上讲，香港正得益于这种混血优势，但也尴尬于此。香港，是中国诸城市中最“洋化”，接受外来文化影响最大、也是时间最长的城市。如今的香港，早已完成现代的蜕变，变成一个成熟而美丽的摩登大都市。
香港的繁荣与发达，自然不像英国吹嘘是他们“殖民”的功劳，若他们真有这本事，那世界早就大同了。但如你所知，事实并非如此。因此，香港的昌盛，更应该归功于那些聪明而勤劳的香港人。
从群体人格的意义上讲，香港人有着一种独特的韧性和天生的投机才能。如我们所知的亚洲首富李嘉诚，就是靠做塑料花发家的，他善于抓住时机，不屈不挠，敢作敢为，终于做出个诸多的世界第一来。港人善于钻营，勇于冒险，也多是令人叹为观止。纵观香港那些榜上有名的大富豪，在其资本积累或扩张上，都有许多让人拍案叫绝的大手笔。大家都知道前几年，一个叫李泽楷的年轻人，百十个亿搞收购、玩兼并、拚数码港。刚开始亏了几十个亿，好在是有个好老爹撑着，也不至于下不了台。对其是非，对其成败，作为局外人和外行，自然无法拿出个一致的看法来。举这个例子，只想说明港商的胆大。港人好吃能吃，不知是不是真都吃过“豹子胆”什么的。自然，这是玩笑话。
香港人会做大，爱做大，敢做大，都是不证的事实。如建个海洋公园，要造世界最大的；宝莲寺塑个青铜佛，也要是世界第一。便是那启德机场，也荣列世界三甲。这种性格特点，放在大老板身上，是魄力，而放在小民身上，局限于能力和资本，最后竟萎缩衰变成“好赌”的品性。
众人都说香港是冒险家的乐园，有钱人的天堂，野心家的西部，年轻人的赛场。只要有资本（钱、胆、色、才），便没有什么不可以。这里充满了无数机遇，也布满了无数陷阱。激情与才情交织，胆量与名利同辉，只要你敢，就没有什么不可以。香港是一个流民的世界，缺乏稳定性的根基，他们的骨子里，不可避免流淌着“冒险”的不安分因素。加上花花绿绿的商业化刺激，在高度竞争缝隙里疲于生计的小民百姓，抱着“一夜掉下个陷饼”的美梦，也是可以理解的。
香港赌风之盛，赌气之烈，我们可以从香港电影里清晰地感觉出来。而普通民众的麻风牌风更是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在香港，这可以玩老虎机，摸六合彩，也可以赌马赌狗赌车赌球，时下，不是有人呼吁把“足球赌博合法化”，据说有利管理，增加政府税收云云，调查表明，“持赞成的民众较多”，这也算是“群众的呼声”，港府言称搜集民意，再作决定。从这个事件可窥一斑，赌在香港民众心里的地位与价值。港人好赌，还有一个独一无二节日可以佐证。每逢农历年初三，是为车公诞节。这个车公，原为宋的朝大将，大概当年也好赌成性，后得道成仙，化为神祇，竟专为赌客服务。车公庙的风水特别好，巧位于香港赛马会沙田马场附近。年车公诞时，信徒如云集如潮涌，香火异常旺盛。
说到底，赌是一种小市民对于追求世俗化理想的投机表征和心理依赖罢了。商业社会里，投机成功的几率再小，也被别有用心地夸大，在人性弱点的纵容下，成为掩盖在华丽外衣下城市肌体的一块不健康的肿瘤。
如前所述，香港是个移民的城市。而在移民当中，一部分人是最有钱的人来到这里，另一部分是最没钱的人也来到这里。于是，这个世界有着明显的两面性：一面是上层人的纸醉金迷生活，一面是小混混的刀风剑雨生活。自然，时代变了，经过几十年的整合，阶层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有钱没钱的界线还是格外分明。于是，这个世界便在现实中割裂开来，有钱人上太平山、浅水湾，没钱人也就只好住“鸽子笼”了。然而，在精神上，却有一种东西又把两者统一起来，那就是钱。大家都在想办法赚钱，赚大钱。
于是，你会发现，这个城市，永远都是那样来来往往，匆匆忙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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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艳丽，反映到文化上，便是文化诸多事件上的那层浓浓的商业口红。
众所周知，香港有“亚洲盛事之都”的称誉，多爱举办一些大的文艺活动。如亚洲艺术节，香港艺术节，香港国际电影节，艺穗节等等，在国际上也都有一定名气。但如你所知，这些节日的举办，更多是侧重其商业和旅游的经济价值。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可算一点不假。而香港的文人，也未能免俗。我们都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香港文人能量大，爱折腾，多是商文两不误。如我们熟知的“天皇巨星金庸”，不但武侠小说写得好，同时也是个非常成功的报人和企业家。其他文人也多如此，常兼有各类商界职务，或策划，或董事，或自理公司，或独创报刊。便是独立些，专一点的，也多是受聘各大报刊的专栏作家。商界有商界的规矩，上了套的文人，自然无法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冷冰冰的商业契约，如紧箍咒一般，像催命符一样，不但限制了作家创作的自由，也稀释了文人斗量的才情。大多香港文章，给人的明显感觉就是“水”得很，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从文化意义上讲，娱乐文化，滥情作品，便是纵有正面意义，也总是因为沾有过多的商业色彩，而显得货不真，价不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避不开商业，也没必要避开。但商业绝不能代替文化，也不能包揽一切。换句话说，娱乐只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能涵盖全部。如果一个城市里充斥民众精神世界的，铺天盖地的多是色情、暴力、艺人脸蛋、模特大腿、八卦的个人隐私和无聊的插科打诨，这绝对不能算正常。但不幸的是，香港正如如此。曾被讥讽为“文化沙漠”，又自鸣为“经济动物”的香港，似乎精神上也只求于近乎本能的“低级需求”。想想看，这实在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当然，沙漠里常存绿洲，香港也有文人，而且还不少。便是近年来单从香港移居到海外的，就有200多名。香港文人普遍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多产，美名曰：“文快如风”，或称“快手高手多面手”。自然，商业背景下的文人，多以“煮字谋稻粱”，实在不容易。为了混口饭吃，只好什么都敢写，什么都能写。香港的读者群体以小市民为主，自然品位不免投其所好。模仿，滥情，顺大流，自是省力又赚钱的好办法。对此，也就不难理解当年叶灵凤老先生“香港有许多小说，只是创作太少了”的感叹了。
香港还有个艺展局，对于文化事件及个人，多持鼓励态度，每年都有相当数目的赞助。实事求是地讲，香港举办的“纯文化”活动，绝不比大陆差，也不见得少。平心而论，香港也有不少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的作家。如武侠，如散文，如新诗，都有一批相当优秀的作家。然而，香港缺少一种大气、持久、浓郁的文化氛围，难以形成特定的人文精神凝结。于是，香港的文学，香港的文人，只好在商业的喧闹和摆弄中，或安于现状，或疲命生计，不可能“十年磨一剑”了，不可能“两句三年得”了。若要如此，没有精神支撑，没有低线保障的香港文人，只会被这“低效率”困死在体面的西服底下。
生存压力的相对紧张，人文精神的自我迷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创作”的严谨和挚诚态度。或切点风干的乡愁，伴些莫名的洋字，沏一杯怪味的文化奶茶，或拾些难考的牙慧，抓把另类的典故，熬一锅混杂的精神稀粥，描描情绪，凑凑字数，多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文风立意上，多是圆滑，多是自我，多是浮躁，多是媚俗。当然，也有例外。如我最敬偑的一个香港作家是林爽。她在40岁时随夫移民新西兰后，利用3年时间获得纽西兰合格教师文凭，接着又取得奥克兰大学教育学士。自然，最令我敬偑的不是她的努力刻苦，而是她的大气。她花了8年时间研究毛利族的历史和现状，并出版《纽西兰的原住民》一书。对于一个华人作家来说，这非常难得。因为她终于走出“华人华文”的小圈子，把笔触伸向更广阔的人文空间。便是这一点，便是她一个，已经足使香港文人都来骄傲一把了。
但从整体意义上讲，香港文化还是苍白得有些难堪。零星的涂抹，便是有神来之笔，也是细细一线，可怜得几乎看不见。便是套上绚丽的包装，挂上精美的首饰，也无法改变它瘦弱的风骨和病态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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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香港，不能不说流行文化。
记得有人讽刺过香港只有娱乐没有文化。以我的看法，这只能代表某些学院派的看法罢了。如你所知，娱乐永远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时下，娱乐文化借电视之东风，成了人类品食精神大餐的最主要工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凡是真正关注精神文明建设和人文走向的，绝不会对娱乐文化等闲视之。
一直以来，香港人偏爱肚子都甚于脑子。众所周知，香港是美食天堂，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在此汇集。西餐、中餐自不说，便是地中海菜、阿根廷菜、葡国菜、俄国菜等，你也都能尝到，而法国大菜最具人气。如你所知，法国菜以做工精细，用料讲究著称，最合孔圣人“脍不厌精，脍不厌细”之道，自然博得港人钟受。香港电影，就有许多以饮食为主题的，如《满汉全席》、《食神》、《饮食男女》等。看过电影的，无不惊叹港人在饮食研究上所下的精细功夫。便是普通百姓，论及饮食（包括如何食补脑子），也是头头是道，大有讲究。舒服了肚子，自然容易忘记了脑子。对于精神的饥渴，港人多是马虎应付，以简单的快餐填之，满足于一时的感官刺激。持赞成态度的说，快节奏的生活，高压力的竞争，人的精神容易紧张，容易疲惫，那么，寻求一些刺激，放松自己，解放自己，又有何不可？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你所知，放松其实有更多的选择。若说因为累，我却从没见过耗几个小时煲汤而说累的。无论如何，文化营养愈是不良，精神的代谢功能愈容易损伤。于是，吃惯文化流食的红男绿女，便沉浸在搞笑、性感、暴力、恐怖甚至变态的喧闹和刺激里，豪门的明争暗斗，黑帮的腥风血雨，打打杀杀，假假真真，倒也图个感官享受，大脑休眠两不误。
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电影。这个反命题也成立。譬如说香港的Cult Film，据说在港内港外都很有市场。这些粗陋制作，口味另类的电影，许多老外非常喜欢。我曾用心在国外的一些音响店转悠过，发现关于中国的电影，除了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的武打电影，也便是这样的制品了。自然，我们不必上纲上线，提升到国格或民族尊严上来，国外有些人需要这样有些异国情调的刺激，从人性角度讲，从商业的角度看，我们都不难理解。只是需要明示一点，那就是这些电影并不代表香港的全部。
平心而论，香港的电影还算很争气。近年来，一些演员，导演，纷纷到好莱坞谋求更大的发展。其中，演员周润发，成龙，李连杰，杨紫琼，导演吴宇森，徐克，武术指导袁和平等，都干得不错，很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自然，他们多是以“打”著名，西方观众，也多是痴迷他们神奇而又好玩的身段和手法，影响毕竟有限。欲求文化意义上更大层面的扩展，香港艺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香港文化事件中，明星的分量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香港群体人格的构架，多是以明星的人格魅力为基石构筑搭建的。并且，相当大部分是由演艺明星通过电影角色或个人行为来诠释完成这种精神传播的。如李小龙的侠义和自强，如周润发的潇洒与大气，如成龙的勇敢与勤奋，如刘德华的精明与小心等。他们不但塑造了鲜明的银幕形象，释放出耀眼的个性魅力，而且通过电台大张旗鼓的宣传，加上星迷推波助澜的追捧，某种流行（文化）潮流，特定的精神导向，便“随影潜入心，润人细无声”了。或如影视中李小龙、周润发的“侠义”，成龙系列《警察故事》的“忠诚”，或如现实里影人邵逸夫捐巨款兴教育的“善”，明星刘德华劝导影迷学习的“爱”，在无形中都增添了娱乐之外的精神力量与文明分量。我们也不难发现，在香港紧要关头，那些艺人，常以文艺的形式，汇聚香港人文的力量，明示香港精神的灿烂。这种东西，不要总以“作秀”一言蔽之，相信艺人的真诚，来一点暖暖的感动，不更好么么？
谈及香港的气质，我们不能不谈一个叫梁朝伟的艺人。有趣的是，梁的忧郁气质绝对不属于香港，但这种气质却是香港一直心向意驰的，那就是旧上海情节。如你所知，香港人历来对上海抱有莫大好感，唯一看得上眼，有自家人的感觉便唯有上海人了。
王家卫《华样年华》，把这种情绪以一种橘黄色的记忆呈现在一种似真似幻的梦境里。这部影片的最大成功并不在故事本身，也不在结构手法，而是情绪演绎上。是的，旧上海的情绪演绎。这种情绪，在于精致，在于冷艳，在于文雅，在于感伤。听听旧上海的歌曲，翻翻旧上海的故事，你便会恍然明白。以我的看法，对于旧上海的电影解构，王家卫无疑是相当成功的，因为他到位，他触动了香港人那根微妙的神经。唯一可与之相比的，我以为是《红玫瑰与白玫瑰》，自然，后者的故事，要比前者更成功，更有韵味。王的《华样》，虽没有后劲，但颜色更加诱人，情调更有韵致。而相比之下，张艺谋的《摇到外婆桥》，虽然气势宏大，意义艰涩，但确实无法让人喜欢起来，便是因为老谋子实在找不到感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虽然香港的娱乐文化非常发达，但她缺乏一种原创性的精神气质，缺乏一种文化嫁接的精巧技艺。其文化作品，无论音乐、影视，模仿的痕迹都非常明显粗笨。香港的文化品位不高，口碑差，正缘于此。如何学习，如何创新，在这方面，香港似乎更应该向日本、韩国学习。要学得精髓，掌握方法，走出简单模仿的窠臼，拒绝单纯抄袭的诱惑，那么，香港的流行文化应该能做得更漂亮，走得更远。
娱乐再繁荣，影视再发达，也只是现代文化的一方面。欲求承载一个宏大的国际都市，这些还远远不够。当然，城市文化的特色，也不需要面面俱到，而我一直以为，香港的娱乐文化，本是潜力最大，也最适合香港个性的文化航母。我们不需要重造，或只需要校正一下航向，也许很快我们就会走进一片新天地。否则，总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瞎转悠，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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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状态下呆久了，便会在习惯中麻木了，不正常也当作正常。港人虽也有这样那样的牢骚，但大致还是满意时下“马照跑，舞照跳”的生活状态。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自我感觉一直良好的香港城，继续张扬着它的繁华，沉迷于它的风情。
窃喜物欲的自由，惰于精神的自醒，加上政治和经济的相当稳定与富足，使得港人更容易在“小得即满、知足常乐”的精神自得中，在花色丰富，营养单调的文化快餐里满意地过活。年轻时，沉湎于肥皂剧中，年老时，则痴迷于麻将场上；青年人正在雄心勃勃地计划将来，中年人正在紧紧张张地奔命现在，老年人正在牢骚满腹地怀念过去。人生万象，万象人生，就这样循环于简单，甚至有些枯燥的命运轨迹上。外人眼里的水晶球世界，也便有些滑稽地凝滞于嘈杂的喧闹之中，缺乏厚重的人文铺垫，稀少大气的精神导向，香港，只能有些无奈，有点不甘地陷在物欲的泥潭里，气喘吁吁，踯躅而行。
生活还在继续，香港也在前进。这颗灿灿的东方明珠，在成功地树起一块现代文明的指示路牌，骄傲地开启一扇面向世界的东方之窗后，面对新形势，新局面，无论商业，还是文化，香港都迫切需要更深意义上的突破。不谈其他三小龙的重新崛起，不谈东亚其他城市的暗自较劲，便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上海，已经让香港感到逼人的压力。香港欲求维持城市的荣誉和地位，就必须奋起而战，就必须从更深阔的层次，更精确的视角来审视自我，突破自我，重新塑造一种更别致，更大气的城市文明。只有精神内核得以突变，人文精神得以雄起，一个崭新的香港才会在痛苦中涅槃，在自醒里蜕变。
毕竟，商业的口红，纵是艳丽无比，也终有褪色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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