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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幼童”:那追寻的冲动

央视国际 2004年04月19日 17:05

  在《大清留美幼童记》一书、即将播出的纪录影片《幼童》和近期的演讲中,我们一再提及:“留美幼童”的故事,像一件珍贵瓷器的千百碎片,散落在中国和美国。在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因为有一位又一位寻踪者的共同努力,那个“美丽而忧伤”的故事,被一笔笔勾勒清晰。

  其实,历史更善于遗忘。许多真相成了永远的秘密,许多人事只剩下变形的传说。“留美幼童”,这群远说不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故事居然可能活生生重现于今日,不能不说有一份侥幸和偶然。

美国朋友特维(Ben Tivey)也是“留美幼童”史料的热心搜寻者,他在和钱钢一同核对公墓里的碑文

  我们时常被问到,那120名孩子的巨细靡遗的资料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紧接着的另一个疑惑,却连我们也不能完全解释:在美国,在中国,那一个又一个身份不同、处境迥异的寻踪者和史料的珍藏者,和“留美幼童”有什么样的不解之缘呢?

  我未能考明,民国初年,那位曾徘徊北京、天津街头的美国牧师亚瑟.罗宾逊(Arthur G. Robinson)的更多背景。当“洋务运动”时期的“留美幼童”已然凋零之时,罗宾逊却开始追寻他们的故事。2002年,我们在美国见到的第一份资料就是“罗宾逊文件”(Collec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earliest Chinese Sr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罗宾逊逾越传教士的“职务行为”,想撰写史学论文,甚至申请美国的学位;结果,合乎逻辑地被挡在了学术殿堂门外。

  可是那“不解之缘”没有断。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拉法吉(Thomas Lafargue)博士又开始搜集“留美幼童”的史料,并意外获得了罗宾逊牧师赠与的资料。1940年,这个40岁的学者来到硝烟弥漫的中国,访问硕果仅存的“留美幼童”,回国后写成有关中国“留美幼童”的第一部英文著作《中国最早的一百人》(China’s First Hundred,1942)。书的封面是一幅木刻,一群穿长衫的中国青年,排列方阵,雄赳赳跨越太平洋,前进方向写着两个字:西方。拉法吉用意了然,然而在人类生死存亡之秋,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执著研究却过于“奢侈”了。

  此后的三十年,“留美幼童”的故事几乎无人问津。这时,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位高宗鲁先生。似乎已经熄灭了的搜寻火把于是复燃,并由此继续“接力”传递。

  1972年,在当年中国幼童居住过的康涅迪格州,旅美华裔学者高宗鲁先生投书报章,感慨“中国幼童留美”的历史已过去整整百年。他的投书,引来一位老妇人的信。原来老妇人的祖父曾是中国幼童詹天佑的小学校长,她家珍藏着当年詹天佑寄给他们的京张铁路工程摄影集!并非历史学家的高宗鲁先生,从此把数十年人生岁月全部交给了寻踪“留美幼童”的漫漫旅程。那年他40岁,和拉法吉到中国追踪幼童史料时的年龄一样。

  就在这年,仿佛是宿命,高宗鲁先生和另一位传奇式的人物相逢。比他年长的康州历史学会的金女士(Ms.Phyllis Kihn),竟然已经为搜集“留美幼童”的史料默默付出了多年心血。30年后的2002年,70岁的高先生带我们来到康州历史学会时,我们已经不能与养老院里的九十高龄的金女士相见,看到的是满满两大纸盒的“Kihn’s box”(“金的资料盒”)。不识中文的金女士,在半个多世纪里,几乎查遍当年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的报纸,一笔笔抄录了所有有关中国幼童的资料。

  高宗鲁先生和金女士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友谊”(高宗鲁语),是在追寻“留美幼童”史料的共同经历中建立的。台湾史学家吴相湘先生认为,高宗鲁为填补中国近代史缺失的一章,完成了三大工作:一,经手接收京张铁路照片等珍贵史料,并将其转交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二,译注刊行了拉法吉的著作《中国最早的一百人》(中文译名《中国幼童留美史》)。三,编译了《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高宗鲁先生在寓所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幼童》摄制组的采访

  《中国幼童留美史》1982年在台北出版,“留美幼童”书信也几乎同时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连载。但在中国大陆,我和许多朋友对此却茫然不知。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听说“留美幼童”的故事--好友姜鸣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曾耗费相当于两个月生活费的百余元人民币,到图书馆复印了《中国幼童留美史》。对于《大清留美幼童记》一书和纪录片《幼童》,创作的冲动事实上正是来自姜鸣十多年前绘声绘色的讲述。在这位海军史专家的激励下,1988年我完成《海葬--大清北洋海军成军100年祭》一书,同时开始留意“留美幼童”的史料。然而“留美幼童”的史料久久难觅,直到1994年,我发现我的朋友戴晴有一堆陈年的台湾《传记文学》杂志。我至今记得那个炎热的日子,戴晴和女儿大汗淋漓地把成捆杂志运到我家门口。虽然那捆杂志中,仅有少量“留美幼童”书信。

  那种资讯的封闭是后人难以想像的。2001年,我作为访问学人来到香港中文大学。一天中午,下山到九龙逛书店,被突降的暴雨浇了个湿透。意外的惊喜,却是终于在佐敦集成书店订购到了《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

  更没有想到,从罗宾逊牧师手中交下来的“接力火把”,戏剧性地传到了我的手上。

  我所访问的大学服务中心(今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有一盆昙花,某日将“一现”,因此有一个派对。昙花比预计的时间晚开了一个小时,来自美国的蓝梦林女士(Patricia M. Thornton)一边守候一边和我聊天,她问,你去过美国吗?如果有机会,想去美国哪个地方?

  我说,想去哈特福德。

  她听成了--或想当然地认为我说的是--哈佛大学。

  “不,”我说,“我想去哈特福德,康州的首府。”

  蓝梦林惊诧地睁大了眼睛。她说那是她的家、她的学院所在的城市。“你为什么--?”

  “是因为一个中国人,叫容闳……”

  “容,红?女孩子?”

  我想起来,容闳以及他所带到美国的幼童,大多数人的姓名都是用粤语发音拼写的。于是我说出“Yung Wing”,这个蓝梦林和哈特福德人所熟悉的名字。

  感谢那迟现的昙花!就在这晚,蓝梦林决定向她的学院提出请求,邀请我赴美国访问。而蓝梦林自己,也饶有兴致地加入了史料搜寻者的队伍。她一回美国,就驱车到耶鲁大学参加有关容闳的研讨会,并给我寄来大批资料。我从中第一次看到1875年美国《哈泼斯》周刊上那幅中国老师训斥幼童的木刻画。2002年夏,如同在梦境中,我已经站立在“留美幼童”当年生活过的地方。

  蓝梦林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天天早起,驾车送孩子上幼儿园和学校,然后开始紧张的教学。可她仍然挤出时间,帮助我四处查寻资料,包括一一核查在哈特福德居住过的中国幼童的住址,并希望让我亲眼见到留美幼童住过的老房子。

  那是个星期天,她让丈夫在家陪孩子,带我到哈特福德近郊的新不列颠小镇。为寻找中国幼童住过的房屋,到美国后我四处踏访;时过境迁,一无所获,却心有不甘。我们按图索骥,依据档案资料找到一位幼童住过的一条老街。哦,满眼殖民时代风格的建筑!中国幼童130年前住过的地方!当她缓缓驾车,一个门牌一个门牌开过去时,我的心几乎要跳出喉口。眼看就要到达我们锁定的门牌号码,旧建筑群“戛然而止”。恰好是在幼童旧居的位置,一座新建的医院巍然矗立。

  沮丧之极。我们说了许多互相安慰、激励之类的话,印象最深却是她给我的一个青苹果和一支管状奶酪。我们相互加油:吃,吃饱了,再找!

  终于如愿以偿,是在半个月后。帮助我的,是《哈特福德报》的记者史蒂夫(Steve Courtney)和库布鲁克镇历史学会博物馆员鲍布(Robert Grigg)。这又是两位“留美幼童”史料的热心追寻者。他们不但让我看到了“留美幼童”谭耀勋住过的房子,而且还看到了幼童监护人卡琳顿夫人130年前的日记本。

  这是什么样的“缘”?

  2004年3月13日,我在香港作过一次有关“留美幼童”的演讲。就在会场里,有位香港小姑娘过来对我说,她叫Michelle Wong,在美国念中学。她所在的康州华盛顿镇Gunnery学校,当年曾来过三位中国幼童,一个叫“Lok Wingchuan”(陆永泉),一个叫“Tsai Cunchang”(蔡锦章),还有一个“Ying Fo”(不知是哪一位)。她说,她要做一篇有关这三名幼童的论文。

  这又是什么样的“缘”?

  除了告诉Michelle ,“Ying Fo”是吴应科(甲午海战的英雄),以及有关陆永泉的一点背景资料,我能给她的帮助不如她给我的更多。她拿来了我从未见过的“留美幼童”陆永泉在耶鲁大学雪菲尔工学院野外测量的照片,还有记录中国幼童生活的动人资料。那个华盛顿镇我没有去过。许多地方我都没有条件去。我知道,还有许多许多有关“留美幼童”的历史碎片尚未被人拾起。书出版了,纪录片就要播放,但对“留美幼童”踪迹的追寻,一个新的热浪似乎刚刚兴起。“接力火把”到了Michelle她们的手上。

  在纪录影片《幼童》的结尾,我们写道:

  容闳远去了

  容闳的幼童,那一百二十个孩子,也早已远去

  这是一个百年的传奇

  一群孩子的悲欢离合

  一个古老国家的命运跌宕

  他们是荒原中第一个探路人

  是惊涛里最早的远航者

  他们欢乐

  哭泣

  成功

  失败

  亲历激荡的百年

  被遗忘,又被重新发现

  “留美幼童”被“重新发现”,是无数人追寻的结果。本文仅仅提到极少的几位。直接帮助过我们采访调查的,是一份长长的名单。

  要说的不只是谢意。我想看清,那个无数人情感的共鸣点:它超越时间和空间。政治、宗教、国际关系、甚至“文化”和“人性”,都无法尽然解释那追寻的冲动。(作者:钱钢)

  (网站专稿 请勿转载)

(编辑:王卉来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