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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办火把节与民间火把节——在“象征”与“现实”之间
央视国际 2003年07月22日 16:50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传播也伴随着大量的互动和转移，民族民间节日作为民俗文化的载体也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就火把节而言，自1994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举办首届国际火把节开始，这一传统的民间节日民俗就在当代文化变迁中正迅速地都市化、商业化。有学者将火把节分为原生态、半原生态和“官办”火把节，名称相同，但意义已经改变。事实上，许多民族节日，如“三月街”、“那达慕”等也有类似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的评判，社会各界众说纷纭，颇有争议。现在正值西南少数民族的重大节日火把节举行，借此契机，我们采访了几位专家和彝族同胞，听听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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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莫曲布嫫
（彝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南方民族文学研究室副主任）
在生产、社交、娱乐、祭祀、喜庆丰收、纪念人物和历史事件等方面，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其中白族的“绕三灵”、“三月街”，布依族、仡佬族、水族的“三月三”、“六月六”，彝族的“插花节”、“密枝节”、“赛装节”、“跳公节”，羌族的“羌年”、哈尼族的 “十月年”，阿昌族的“会街”，傈僳族的“盍什节”（新年拉歌节）、“刀竿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节”、“新米节”，独龙族的“卡雀哇”（祭祀节）等等，在各民族的乡土社会都不同程度地依循着自己的传统节俗来过节，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原生态”。
而“半原生态”或“官办”火把节，我的理解是民族民间节日的都市化趋势，包括各大城市兴建的民俗文化村里的火把节。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包括节日在内的民俗文化事象正发生种种错综复杂的变化，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传播也伴随着大量的互动和转移，如云南的泼水节、内蒙的那达慕、四川的火把节、广西的赛歌会等，都已经从民族性的节庆变成了区域性的节庆，也就是说，各民族的节日民俗在当代文化变迁中正迅速地都市化、城市化；与此同时，这些节日文化也在种种非本土化或去本土化的民俗衍变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异化”了，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散居于北京的蒙古族从1981年开始举行“北京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延续至今。人类学者纳日碧力戈对这种草原、赛马等传统文化要素均“缺席”的那达慕大会评述如下：“北京的那达慕充满了象征，牧区的那达慕充满了现实。”那么这种“象征”与“现实”之间肯定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如何看待这类文化现象呢？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过程给各民族传统的节日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时代精神，增进了不同语言传统间及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理解，但对传统节日民俗的传承也形成了冲击，甚至破坏了节日民俗中的优秀成分。许多学者对此表示出的文化忧患，寸心可鉴。有学者也郑重指出：“凉山火把节的场地已经从山林田野转移到西昌市区，主要节目为经贸洽谈、选美比赛、特邀歌星的歌舞音乐会及城区火把流行等，本该为此活动主体的本土民众反而成为本民族文化活动的旁观者。活动本身所具有的传统文化色彩日趋淡薄，各类现代意识填充其中，意义破碎。火把节正逐步成为外于民族原生文化的“本土文化”。进而，当其精英们推出的某种民族文化活动时，其原生性内容甚至被抽空，该文化活动仅成为与该民族发生联想的中介。”（陈煦、郭虹）
我妹妹乌萨嫫是一位新闻工作者，她对凉山州组织的火把节“选美”及媒体导向就提出了如下的批评：在2002年8月10日的《凉山日报》周末版，就使用了“美姑：图谋美女霸业”的标题吸引读者，但里面的内容却容易产生误导，什么‘打造美女品牌’，什么‘组建美女队伍’，还引用农村一妇女的话，‘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美女，送去选美’；的确，前几届选中的美女有的进了政府的办公室，有的进了县上的宣传队，美女们都解决了工作，给农村的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当了美女就有了‘铁饭碗’。美姑是个国家贫困县，最大的贫困就是当地群众文化知识的缺乏，大家都知道‘扶贫先扶智’，民族素质的提高主要一个体现在母亲素质的提高。‘美女’固然是少数，大多的基层妇女是不能通过容貌来致富，而是要靠科学文化知识、靠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的明天；而媒体在美女带来的效益上大做文章，必定带来负面效应。再以凉山选美报道为例，凉山传统的选美带有丰富的彝文化底蕴，美女除了外在的美丽更强调内心的美好，彝族的选美都是由名望很高的老人来评判，而组织者和媒体的报道强调的是形体美、容貌美，异化了少数民族女性的审美观。
诸如此类的错误导向我们应该保持一种警醒的态度。
文化变迁涉及到文化交流、文化整合、文化冲突等诸多因素，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变迁最普遍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民族民间节日的都市化趋向是当代民俗学工作者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乡村都进入都市化的进程，尤其是东部地区，因此有了“都市民俗学”的提出。“民间文学”的范围是不是也应该随之扩大，还是重新做出界定，也成为现代民俗学研究的新走向。日本都市民俗学是在高度经济增长的影响下，60年代的农村生活发生急剧变化，导致民俗消失的危机时刻出现的。福田亚细男教授在师大的民俗学系列讲座中指出：其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①城市高楼小区里发现农村的民俗仍然存在，研究其变化情况。但这能搞清日本人的民族性或历史吗？②在有历史的城市里找到了城市独有的民俗。但这有普遍性吗？③80年代新的现代城市里也产生着新的民俗。如：信仰、祭祀活动的个人化，新兴宗教的流行。但这些在农村也有吗？这又是90年代的新动向。90年代的日本出现了“现代民俗学”，也是宫田登提出的。它的前提是：虽然现在日本几乎没有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很大的区别，但仍然产生着新的民俗。因此重点应放在“民俗的生成”（过程的研究），而不在“作为‘过去的蓄积’的历史”研究。因为“过去”和“现在”已经不是连接的东西。如“学校的鬼怪故事”研究，即现代小学生中产生而流行的鬼怪故事，这说明现代小学生也有“民俗”；几年前北师大也有研究高校鬼故事的硕士论文出现。日本可能是受到了美国民俗学的影响，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只在新产生的口承民俗上，如都市传说等。90年代的另外一个立场是利用相对于传统民俗学的方法来进行有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如环境民俗学。它研究人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利用或是怎样与它相处共生过来的（以上文字据高木立子的讲座整理稿）。
实际上，这种“都市化”情形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宋元以降，讲史和话本的创作者和接受者大都属于中层文化的大众：其创作群体大多是瓦市、瓦舍或书肆的说话人，其中有民间艺人，也有书会才人、书生等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欣赏者则是在市井里生活的普通民众。最重要的是这里传播─接受活动有其特定的“文学市场”，附着了强烈的“商业操作”色彩，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靠一种新型的文化消费活动而联系起来；同时，由于识文断字群体融入到这一以供求关系为主导的文学生产过程中，口承创作活动也与书写文化发生了更多的联系，这些都与“下层文化”中的口传文学活动有着极大的不同。更由于与“经济”挂钩，娱乐性是最重要的，其创作者也有突出的职业化倾向。
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强调：“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这说明了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普遍性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任何文化只有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合作中才能够真正保持发展的活力。对于任何一种文化来说，一个紧迫的问题就是怎样实现自己的转型，使自己的传统能够延续和创新，这种转型的成功与否也就决定了某种文化的命运。文化传播如水银漫地、无孔不入，并通过各种媒体从形式到内容逐渐渗透，改变着文化主体并建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结构、文化风格和文化模式。当前都市化的民族民间节日是否也可以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变迁现象来加以重视或引导呢？有学者已经提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应该置换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也就是说应将文化放到第一位来考虑。但问题本身是远非“置换位置”所能解答的。
总之，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不能太过简单化。我们应该承认进入城市的民间节日文化在文化趋同大势中，多多少少都产生了“文化的变迁”，并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更有可能成为乡土民族文化走向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所以，必须对此予以充分的关注和研究，不能简单地以得失、利弊来论其成败。
萧放（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研究室主任）
火把节是一个重要的民族节日，它在传统的民族生活中有着实际的服务意义，它传承民族历史，凝聚民族情感，传播民族文化，是日常生活的“非常”盛会。
在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今天，火把节又出现了诸多新的文化功能，人们对她的商贸交流、旅游开发的经济价值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她的确是吸引外商、游客的文化资源，传统节日文化服务于当代民众生活是一条可行之路，同时民族节日的文化展示，也有助于民族文化保持与传承，以及民族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当然，在对传统节日进行现代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握民族文化的内在特质，一定要注意符合民族成员的文化趣味与心理需要。经济的开发是重要的，没有经济的支持，社会进步是一句空话。
但是文化与经济有时是不协调的，我们在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的时候，有时就不能迁就一时的物质利益，民族文化是经历了复杂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我们应将她视为一笔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对她十分的珍惜。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凝聚点，她通过时间的周期复现，不断地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情感，实现了其他文化形式难以实现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强化作用。
在对这些传统节日的开发利用上，应该有对民族文化的敬畏意识，不要随便对她进行改造，尤其应该对开发性的破坏，保持必要的警觉。
民族文化在与世界文化接轨的同时，如何有效地保存自己的节日文化传统，并利用这些传统节日与新兴节日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有效的时机与条件，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庞建超（彝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人）
一方面，官办的火把节有利于这一节日习俗的传承。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还是比较严重的，杂居地区的彝族过火把节就很简单，比如我家乡那里就是这样。若是没有这种官办的火把节，恐怕这种节日习俗不会得到这样的关注，也许慢慢就消失了。但另一方面，官办的火把节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又改造了民间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或许火把节原来的意义就丧失了。
马国伟（彝族，云南大理巍山县人）
我的家乡在云南大理巍山县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国的发源地。我们这里的彝族过火把节是在农历的六月二十五日。这天具体的活动就是玩玩火把，吃吃饭。玩火把的基本都是小孩子，火把是用松树枝做的，把松香萨在火把上，点燃，到田间地头转，祈求风调雨顺，祈求丰收。在城里面的汉族过火把节比我们隆重，他们提前一两个月就要准备整棵的小松树，晾干，做成火把杆，火把节那天放在广场的中心点燃。前两年火把节都是民间自发的，现在政府参与得越来越多。这里面存在着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传统的东西丢失了，民间的参与性就弱了。比如说凉山州的火把节基本就在西昌举行，乡下的也是在县城举行。我去年去过凉山州的火把节，明显感觉到政府参与的活动规模和势力远远大于民间的活动。那是一个县里办的火把节，开幕式上，各级领导都要讲话，占去了很多时间。但另一方面，从现实来讲，政府参与组织火把节还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让一个民族发展，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通过火把节可以让世界更了解彝族。
杨志伟（彝族，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人）
我们家乡美姑县是不过火把节的，选美是后来凉山州办“国际火把节”后才参加的。我支持政府参与组织火把节，因为这是一种商机，一方面可以向外界展示凉山的文化、凉山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有经济收入，促进地方经济贸易发展。另外，政府举办大型的火把节活动，也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比如，原来美姑县不过火把节，但现在因为州里面统一过，所以，我们县里面也要参加一些活动，生活丰富了，大家都很高兴。虽然由于政府的参与使火把节某些活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参加的人的精神面貌还是很好的，并没有因为政府的主导和规范而消减热情。在这些“官办”的活动中，有自发的参与，并不是完全强制性的，虽然政府也要派给每个县任务。
张正江（彝族，云南曲靖地区宣威市人）
我家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彝族村，周围都是汉族，属于彝族相对聚居的地区。因为这里受到汉族文化影响很大，彝族传统保存得不像凉山州那边那么好，所以，过火把节的仪式很简单，中午吃完饭就开始杀羊庆祝，下午到山上去跳舞唱歌。我们跳的舞并不是纯粹的“达体”舞，是综合了四川、贵州地区的彝族舞蹈。还曾专门派人到这两个省去学习，回来教村里的人。我们那里火把节没有点火把的活动。我认为由政府组织火把节总的来说是挺好的，这么一组织，就有规范了。政府组织火把节吸引周围的人来，这样民族间就加强了联系和沟通，团结了民族关系，宣传了民族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很反感单纯为了经济目的而贩卖民族文化的行为。
李东舰（彝族，贵州六盘水市人）
我的家乡是汉、苗、彝杂居的地区。家乡那里是过火把节的，但是我自己因为总在上学，上学的地方距离举行火把节的地方要有一天的路程，所以，并没有参加过火把节。对于政府参与火把节的举办我认为有利也有弊，利的方面是可以宣传民族文化，带动经济发展。弊的方面是原有的既定的地方和传统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发生了改变。比如，政府规定必须在某些地方举行火把节而不让随便举行。我觉得在这利弊之间，还是利大，因为至少可以保存民族的传统。这其中必然会有商业行为存在，政府这样做的实质其实是将民族的精神传统外化为物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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