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书评:眼光向下,到民间去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08日 17:13
作者:徐雁平
《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是王尔敏先生在祖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如果先看一下书后附录的具有编年性质的“著述要目”,大致能看出王先生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于近代史这一领域。他在清季军事史、晚清政治史等方面都有专著行世,其中涉及的人与事都有“宏大”的意味,如薛福成、郑观应、张謇、盛宣怀,五口通商、实业经济、近世思想等。但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他的治学方向似有明显的调整,那就是更为注重探索近代下层社会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的意义,而这本论文集正是王先生这些年研究心得的汇总。
做学术研究(尤其是传统的文史之学)的努力方向,我想可粗略分为三种,一是文献的发掘与整理,二是用某种方法和理论对史料作出解释;三是体系的建构。第一种工作是提炼史识或建构体系的基础,文献工作的深入与展开,可以避免研究者匆忙得出结论或者作过度的发挥。注重文献是台湾文史学界的一种优良学风,这是民国时期学术传统的传衍,我们去看《史语所集刊》和后来的《近史所集刊》就会有这种感觉。王尔敏先生师从郭廷以并长期在“中研院”近史所工作,无疑受到此种学风的濡染,他的这本论文集篇什不多,但每篇皆择用丰富的史料,所做的阐说也不是洋洋洒洒,给人以厚实之感,这或许是优良学风影响的结果。
《儒学世俗化及其对于民间风教之浸濡》一文,主要是以香港新界大埔海下村塾师翁仕朝(1874-1944)及其家人所藏文献(后捐赠给香港“中央图书馆”)作出的研究,翁仕朝的身份、所处时代本身就是转型时代有代表性的个案,而翁氏所藏文献,如童蒙课本、八股文教法教材范文、新旧说部、世界地理新书、礼数仪节之书、民间文牍书启、劝善之书、术数之书,以及其他日用之书,相当繁富,从这种保存完好而且比较有规模的文献着手,来探讨村塾师“道艺之传习、儒行之践履”,“制举之培训、艺文之教导”,“新知之探求、世势之考察”,还有“村里社群关系及日常礼仪之维系”,“应世文牍与应世规范之传习”诸问题,当然是能挖掘到根本,而且世俗文献的繁富,更可以让人了解到下层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原生状态:喧闹、复杂,而又弥漫着活力。这些年来学术界一直有如何写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讨论,也渐渐形成一些共识,那就是在注重大家和经典的同时,也要注意那些一般性或边缘性的人物和材料,就像一片植物,在乔木底下有灌木丛有花草和藤蔓,我们要知晓这片植物的丰富性,必须有一种全景性的关照。王尔敏先生在利用不登大雅之堂的《万宝全书》研究明清庶民生活情节时,以为此种民间极为盛行之书,是考察“明清民众社会生活最真实、最质切之参证宝典”。像这类在开掘新史料的前提下得出切实结论的研究方式,是王尔敏先生这本论文集的一大特色。譬如谈到《圣谕广训》的宣讲,是靠利禄之引诱、官绅士庶之推广,以至深入各地,“对于平民生活信持、信仰习惯,有教化之功力,当已发生重大社会安定功能”。(第15页)而从“三百千”等一批童蒙读物和“稗贩优伶之学艺口诀”(如其中引用翁仕朝文献中《鱼名七言歌》)来研究中国的记诵之学,尤多发明。下层社会如何化解经典思想,如何传播日常实用知识,有韵之口诀等文字形式功不可没。这种文字形式除实用功能外,它们在被诵读的过程中,还传递另外一些东西,如历史知识、道德观念就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尽管相关知识观念不像现在的各种史那样有系统,但天长日久地累积,也可以形成粗略的知识体系或者为人处世的原则。另外对历史典故的背诵,对韵文的无数次重复,也可为读书人将来写诗作文存下一笔财富,古人作诗摇笔即来,或许能从此中找到一些原因。
材料的雅俗只是相对而言,小说戏曲地位的变化就是一个好例证。其实对“俗”材料的发现,正是学术眼光的一种表现。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说:“此书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王国维语气中有自谦之意,但也明示在史料上开拓的重要意义,用这段话来理解王尔敏先生的研究,还是比较恰当的。但这类曾经最常见的史料,大多因为“太过普通”、“太过鄙俚”、“太过俗气”,往往图书馆不收藏,私家藏书也不注意,此种有意无意的淡忘与冷视,无疑是抹杀了下层社会文化生态的存在。而这类史料往往蕴涵很丰富的内容,譬如章太炎在一九二八年对《三字经》的增补修订。章太炎为什么选中了《三字经》呢,而在订补的过程中对《三字经》作了哪些工作呢?我们只要找到前后两种版本作一对比,就可能有一些新的收获。可见,此类眼光向下、走向下层社会的研究,无疑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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