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诚访谈录

央视国际 2004年06月01日 16:20

　　受访者：白谦诚

　　采访者：赵建国

　　地点：主持人委员会办公室

　　时间：2003年10月13日 星期一

　　[赵建国按]白谦诚先生是中国广播电视学会节目主持人委员会理事长。他和委员会的同仁在筚路蓝缕的状况下，缔造了“金话筒奖”和“金笔奖”等如今业内颇具影响的奖项。十几年间，他策划组织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为推动中国主持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近年来，他把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的重心移向广播电视主持人的人力资源市场等新生热点，提出了“转会制”等颇具前瞻性的理念。作为权威专家，他在访谈中总结了主持人20年的成就、现状和趋势，并对一些制约主持人自我价值实现的根本症结——体制性等问题作了犀利的剖析。白先生治学严谨，视野开阔，对于那些对主持人价值博奕课题感兴趣的人士来说，下面访谈录中涉及的问题值得一读。

　　赵: 请您先谈一下我国节目主持人20多年来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白: ２０多年来,我国的节目主持人从悄然问世到兴旺发达,走过了一条既艰难曲折、又充满了创造激情的道路。在党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经过全国几代节目主持人的努力奋斗,我们至少取得了以下五个成果:

　　——主持人节目作为一种符合广播电视传播规律的节目样式，已得到业内和社会的认可,并已成为广播电视节目的主体样式;

　　——节目主持人作为广播电视业诸工种中一个新兴的、独立的工种,已得到业内和社会的认可;

　　——节目主持人已形成一支数万人的队伍,成为广播电视队伍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节目主持学已成为广播电视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和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

　　——“金话筒”奖已成为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奖项之一。

　　赵: 请问中外主持人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哪里？

　　白：中外主持人的不同，我觉得从体制上来讲就是不一样的，包括主持人的名称，从称谓开始就不同。

　　节目主持人英文称谓有很多种，《金话筒月报》登过，各种名称，五花八门，七八种。

　　在国外，主持人不同的称谓有不同的职能。新闻主播叫anchor，host是专栏主持人。另外，综艺主持人也有专门的称谓，他们都互不搭界。但是在中国用“主持人”一个称谓就把这些都囊括进来了。我反复思考，这个是最大的不同。咱们这个涵盖面非常广，有有利的方面，各种主持人不管怎么不同，但他们都是有共性的，因为他们都是代表媒体呀、栏目呀，与受众见面的媒介人物，我们把他们都称为主持人，但是细分起来，他们又有很多的不同。这些不同往往用“主持人”一个称谓概括，有点抹杀了他们之间的区别，所以很多问题由此而来。如果说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一点上的不同。

　　其次就是体制上，外国主要是搞明星制, 主持人高薪制，注重主持人的包装，靠主持人的影响来打造栏目。他们是市场化、商品化的国家,如美国的那些脱口秀，很多都是以主持人的名字来命名的，观众就是跟着主持人走。但是我们中国极个别的有以主持人命名的栏目，而且过去有的台不允许。现在在我们国家，主持人的地位、功能远远不如国外，还未达到应该达到的地步，差距还很大。

　　赵：中国已经加入WTO，您认为中国广播电视发展的这种差距，大体需要多长时间能缩短呢？

　　白：我们的新闻改革，一直是比较滞后的。国外有一种说法，包括咱们的学术界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新闻媒体的改革历来是各种改革中的最后一个堡垒。就是说，其他的改革都走到前面，新闻改革是最后的。改革开放初期，新闻界内部提新闻改革，但上头从来没提过。80年代初期，新闻理论界对此有一些议论。我们的改革初期处于业务改进的层面上，直到珠江经济广播电台 1986年年底开播，那是新闻改革一个重大的突破。从那时开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有点实质内容的改革。但是现在体制上、管理层面上，不管是搞中心制，还是频道制，我们还在探索，现在的集团化，大家认识也是有分歧的，集团化也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将来这个新闻改革发展到什么程度，多长时间，现在真不好预测，估计再有20多年，可能会有大的变化。

　　赵：我国的主持人和主持人节目目前的不足有哪些 ?

　　白：冷静地观察我国广播电视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的现状,我们也会发现很多问题和不尽人意之处,例如:

　　——节目主持人是个对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的岗位,但我国还有不少节目主持人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不能适应岗位的要求。有些主持人心态浮躁,不能下苦功夫充实自己;

　　——我国的主持人节目缺少高水平的策划人员,有些节目缺少创意,“克隆”现象较为突出;

　　——我国广播电视媒体对节目主持人的聘用、管理和交流缺乏经验,有的思想观念较陈旧,有的规章制度不健全,不能适应节目主持人的职业特点,缺少调动节目主持人积极性的激励机制;

　　——我国关于主持人节目和节目主持人的理论研究滞后于飞速发展的实践, 对实际工作未能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赵：要用好主持人，需要咱们的主创人员还有决策人发掘出主持人闪光点的所在，然后把他各种智力、能力倾向都用在点子上了，他也就发扬光大了。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央视还有各级台的一些主持人，也挺有才华的，可能就是哪一点不巧，或者是栏目主创人没有和他对接起来，或者只被欣赏到一方面，没有能够与栏目的决策人形成一种默契的合作, 所以没有把自己的才华展示出来。

　　白：对，栏目和主持人有一种互动的关系，就像过去说的“人托戏，戏托人”。有的说是一个名牌栏目打造出一个名牌主持人，有的说是一个名牌主持人打造出一个名牌栏目，这两个都不可缺少。离开了这个主持人，这个栏目就变味了,变质了，到这种程度，才算用好了。到现在，少数栏目、个别栏目能行，多数的主持人就是一个符号，就是一个串场人，甚至是报幕员。所以从主持人节目来讲，也暴露出了一个问题——没有充分发挥主持人的作用。没用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体制上——从整个的工作机制上，没给主持人提供一个发挥的平台，这个是多数的情况。包括我们的台长、监制对主持人的认识。我们跟主持人开会办各种班时，主持人强烈要求这种班首先应该给台领导办，只有他们对主持人认识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地得到重视。现在整个业界，多数都还认识不到，只有少数人认识比较清楚了，多数人还处于朦胧的状态；另外从主持人方面，由于你的素质、水准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没引起领导方面的关注，也造成了这样一种现状。

　　赵: 据悉现在有130多所高校设有主持人专业,在校生达到一万多人,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咱们研究会在主持人培养和市场引导方面是否起一些作用?

　　白：因为主持人属于一个热门的专业，现在很多院校也是面对市场，所以各个院校沾点边儿的都开了这个专业,甚至一些理工科院校也开主持人专业。这100多所还是比较正规的,不正规的也不少。今年春天在海南开会时，除了已办了主持人专业的学校之外，还有几所学校准备筹办的。我给他们讲了，你们要慎重，别一哄而上。我说主持人当然现在是热门的行当，现在是总量过大，各个学校储备的后备人才过多，将来不一定找着出路。我是泼冷水了。现在的确存在这个问题，一些名牌的学校，如北广，专门培育主持人的，包括北大这样的学校，我估计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会不愁，但是很多杂牌学校，培养出的主持人将来会很难找工作。现在主要问题是一无师资，二无教材。师资主要是在职的播音员、主持人讲课，另外有的学校有那么几个老师，也以退下来的播音员为主来教课。有些学校培养播音员有办法，而培养主持人没多少办法，因为培养播音员和主持人是不一样的。因此，今年春天我们在海南开了个教材会，去了20多个院校。我们还发展了一批会员，请他们入会。

　　赵：这个入会，是否也代表着主持人研究会在教学当中，也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白：对，这个就是应高校要求，一些学校的教授建议由我们研究会牵头来搞主持人专业的教材，我们觉得咱们理论建设也有这个需要。另外考虑到资源整合，我们有专家、有媒体，学校有师资力量。实际上，我们主持人研究主要靠院校。我们牵个头，提供一个思路。我们在非典期间，动员大家抓紧写，现在出了第一本书了，就是对节目主持人基本功的训练教材。这本书主要依靠几个院校的力量，我和赵忠祥当主编，以后还准备出，将来在院校教育这一块发挥点作用。但是，主要还是靠他们自身的力量，我们起一个组织整合的作用。

　　赵：正好主持人研究会有一个成熟而权威的网络，比如说咱们的会员网络几乎覆盖了全国每个电视台和电台的骨干主持人；还有《金话筒月报》的发行也对业内信息沟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种优势再与高校、电台电视台对接，将发挥重要作用。

　　白：是的，将来我们可做的事太多了，人才的培养、培训、使用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现在我们无论人力财力精力都不够，每一个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也积累了一些资料，但是把这些资料整合起来，利用起来，特别是走向产业化、市场化的工作基本上没做。现在中广学会和广电总局领导都鼓励我们做，他们提出评奖要搞产业化，现在形势越来越好，我们已开始走向市场化。但是其他工作，单靠一个研究会来运作，就比较难。现在也没有想好思路，也没有这种大干的计划，就是条件还不具备。怎么能够把事业的利益，参与者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将来我们再摸索吧。从将来发展上来讲，肯定是有前景的。

　　赵：说到主持人包装,由于种种原因，咱们国家在这方面太差了，不用与国外比，跟凤凰卫视比，就非常明显。他们主持人的包装做得非常好,形成了一个品牌。他们几个名主持人在凤凰卫视都占有股份,这样整体利益与主持人的利益相结合。凤凰品牌的发展，既凝聚着主持人的心血，又充分地给主持人丰厚的回报。

　　白：咱们国家整个观念上、体制上目前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央视按说应该是打造主持人最好的一个平台,在央视容易做到一夜成名，但现在央视的主持人，大家喜爱的、知名度高的，也说不出几个人。现在央视推出了一个特殊津贴，实行重奖的方式，这个力度是比较大的，但也是一个暂时性的举措,按说央视要做的工作很多。比如，最近我在思考主持人做广告的事。现在我的印象里只有湖南卫视思想解放。我说你们有什么规定?他们说没什么规定，也没人管，一开始李湘做广告就没人管。现在他们的主持人，都可以做广告，人家大大方方地做，这就是思想上很大的一个解放。按说央视我觉得完全可以做，尤其是娱乐的、综艺的、体育的，包括一些专栏的，都可以做广告，应该放开。做广告，一个好处是个人收入增加了，另外还给你打造知名度，带动了栏目收视率。那么其他栏目不能做广告的，如新闻主播，可实行高薪制。你不要做广告，可在别的方面补偿，给一个固定的比较高水平的收入，避免心态不平衡的问题。另外包括主持人演戏，如现在倪萍开始演戏了，但这也是经过多年争取的。崔永元原来是中央电台的，《实话实说》那边离不开他了，但是电台就是不放，最后崔永元被逼只好离开中央电台，实际上对电台是一个损失。假如你就让他做两栖的主持人，又做广播又做电视，通过主持人在电视上影响力的扩大、知名度的提高来带动电台,结果是一个双赢的。像国外，主持人又唱歌，又在报纸上开专栏，广播电视都可以做，他们用签约的办法,这样主持人也灵活了。我们思想观念跟不上，既影响了主持人才能的发挥，又不能很好地利用主持人的价值。实际上培养、打造一个名主持人，对媒体而言，那是一本万利的事，但是很多领导看不到。

　　赵：现在是一个官本位的、比较封闭的格局。

　　白：包括主持人和制片人的关系，现在白岩松把三个栏目的制片人都辞了。他说当制片人太累了，举了一个例子，栏目里一个女孩在台里资料库领磁带，没领出来，就给他哭，这件事他做思想工作花了一个半小时。制片人处理这样一些繁琐的事，消耗大量的精力，最后这三个栏目虽都是他创办的，但只当主持人，把制片人的职务全辞了。就目前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名主持人，不当制片人还可以，然而一般的主持人不当制片人，他的权力，包括业务的发挥太受限制。所以现在名主持人一般都是主持人兼制片人。这种方式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把理念贯彻到栏目当中去。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你没有权就根本没法做事。但以主持人兼制片人做出路，势必影响到主持业务。如果这个体制更合理一点，真正实行主持人中心制，不管他当不当制片人，大家都围绕着主持人，树立他这种形象。业务权威就不应该只在名义上去当制片人，但现在也是一种困惑吧，也是中国特色，是不得已而为之。

　　赵：现在对白岩松来讲，他算足够的腕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即使不当制片人，也可以运作，而且能压得住阵。但对于有些初出茅庐的主持人，虽然才华横溢，却被处处穿小鞋，一个字都不敢说。

　　白：所以主持人面临着很多问题。

　　赵： “金话筒”、“金笔奖”已被业内广泛认可, 您作为始作俑者，一定有很多感慨吧?

　　白： “金话筒”奖是1993年正式创办的。当年开第一届理事会，我提出来设个奖，就叫金话筒奖。把“金话筒”作为一个奖项，是我第一个提出的。“金话筒”的成功，一个是名称选得好，突出特色。这个奖最大的特点是既有广播，又有电视，又很创新，大家都认可，跟任何奖都不重复。第二，我们一开始，坚持评选主持人，这也是我提出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研究会最重要的是主持人，应该以评人为主。当时很多老同志主张评节目，不要太突出个人，但是我还是坚持,当时把金话筒作为为主持人专设的一个奖项。而且当时得过奖的还准许参评三届，也是为了保持奖项的高品位和高档次。为了鼓励大家参评，就设了一个百优双十佳，第一届全称叫“中国广播电视百优双十佳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比较罗嗦，简称金话筒奖或“百优双十佳”。

　　后来，基本的几条就这样延续下来了。实践证明，这几条是至关重要的。两年一评，这个节奏掌握得比较好。主持人的成长要有一个过程，太急了，反而不利，变成大家轮流坐庄也就没意思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金话筒比较少，但也给市级台留下名额，吸引了基层的主持人，大家参评的积极性特别高。到今年，参评的总共521人。将来我相信，金话筒奖的质量会越来越高，因为大家参评的积极性高，基础雄厚。

　　城市广播电视这一块，按以往的评奖方法，城市台获奖的可能性极小，但是我们市台单独评，划给他们一定的名额。再一个为了保持公平竞争，除了单位推荐之外，我们还允许个人自荐，每年的金话筒奖评选都有自报的，这样就保证了质量。

　　金话筒奖也有一个被大家认识的过程，一年一年影响逐渐扩大。我们从“开拓奖”开始就办颁奖晚会，主持人通过晚会展示自己的风采，金话筒奖通过晚会来扩大影响。

　　赵：您的这个社会意识或评奖意识就有一种开拓的思路。我们再谈谈理论建设。目前主持人理论相对滞后于实践这么一个现实大家都很公认，您认为主持人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在哪儿?首先是热点，其次是难点，其实它们之间也还是相互渗透的。

　　白：主持人理论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理论。节目主持人理论是一个应用学科。要正式地讲理论，几句话就讲完了，大量的是实践和应用。理论本身没什么难点,关键是管理问题。涉及到体制呀，改革呀，一些深层次的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你要包装和打造主持人，必须对主持人松绑，这就涉及到一些政策，有些是要中央出台的政策，但有些则涉及各个台的领导的认识问题。有些湖南台能做到，为什么其他台运作不起来?因为湖南有上市公司---电广集团，这个涉及到深层次的问题。要真正使媒体产业化或者是走向市场化，就得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作，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局台领导得用好这个政策。现在还缺乏动力,因为这与他们的实际利益没有挂起钩来。

　　主持人流动性大，淘汰率高。主持人流动与一般人才流动差不多：小台向大台流，广播向电视流，西部地区往东部地区流，境内往境外流。这四个方向是主流，但也有支流，如西部的大台向东部的小台流，他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即待遇问题。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些台辛苦培养出的人才就这样无偿地流失了，所以现在主持人的流动是无序的、不规范的，它最大的受益者是央视。它搞一个大赛，一分钱不花，大家都愿意来。另外，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的地区，到落后地区挖现成的人才，实际上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不合理，现在无法改变。应该有一个补偿，用转会制的方式，需要大家认可，首先央视要认可。如果央视不认可，那就行不通，因为最大的受益者是它。作为一个行业来讲，我们开一个会或者由相关部门出面办此事就更好，然后大家对主持人做一个身价的评估，什么样的主持人工作多少年，价码是多少。有了价码了，你挖人就按章办事。实际上这个制度是对西部地区和小台的一些经济补偿。这样，主持人走了，我也心安理得地得到合理的补偿。尤其一些台领导，不会认为是由于自己干得不好主持人才离开。这其实也是给予精神上的补偿。这有很大的难度，但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不是不可行的，就看你想不想办。也许评估得不准,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地补充、完善，但哪怕是有价无市也等于有了个基础。我想将来我们可以拿出一个方案来,或开研讨会逐步达成共识,这还是值得推动的。我们现在做不到像美国那样，起码我们可以像凤凰卫视那样。凤凰卫视如何打造主持人，如何来包装他们、使用他们，可以把这些经验学过来。媒体的领导应有远见卓识。

　　赵：将来节目主持人和节目的发展趋势，请您再概括一下。

　　白：现在我们的主持人是又多又少。多，指总量上，现在估计全国主持人恐怕不少于5万人，电视恐怕得有两三万人，但有影响的、观众喜欢的主持人少。主持人看着多，但用的时候嫌少，现在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今后的发展趋势，数量上应是减少的趋势，不应该再增加了，这支队伍已经够庞大了。关键是现有的主持人怎么提高，怎么用好。那么主持人呢，首先应提高自己的能力。前些年把选主持人变成选美，不光是观众，包括市里的主管领导也这样。领导发话，台长就照办，马上找漂亮的、年轻的。现在逐渐开始变化。从崔永元、白岩松他们这拨人进入央视以后，人们开始注重主持人的文化内涵。相当于对传统观念的一次反叛，而且是成功的反叛。将来主持人强调个性化、专业化。现在，业内对专业化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我认为电视主持人大体有三类：一类是记者评论员型，即新闻节目主持人，他应该善于采访、评论，有非常强的新闻敏感，而且他至少做过10年记者，摸爬滚打，就像美国那种新闻主播；第二类就是各种专业型的、专家学者型的主持人。你主持法制节目，不懂法肯定不行。卫生健康节目、财经、体育节目，这些都需要专业知识,不成为专家,但要像个专家，否则你就当不了节目主持人。第三类演艺型的，比如，娱乐节目，带有一定的表演功底，像倪萍、王刚这样的。另外，主持人应有个性。中广学会刘习良常务副会长很重视主持人个性化，最近他希望我们开研讨会。有个性的主持人总是能给观众留下印象。像中央电视台这次参评的张越，她在主持时有她的个性，她的文化层次比较高，属于才女型的，她的节目有观众喜欢看。另外像北京台的元元，她的风格，那种语言的特色，那种京味儿，她在其他台不一定受欢迎，在北京那是绝对受欢迎的。我们不需要那种万金油式的,什么栏目都能主持。现在不是以前那个时代了，要求主持人有个性，把他（她）只有放在这儿最合适，这样的一个栏目和这样的一个主持人相得益彰。将来主持人也好，主持人节目也好，它的发展趋势应该是这样的。

　　从主持人节目的数量来讲，还应该继续发展。主持人节目要按主持人节目的规律来办。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很多台的领导还很缺乏对主持人节目的规律的认识，需要对他们启蒙和教育。他们不知道主持人节目怎么做，不知道主持人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主持人能不能驾驭节目，首先不取决于主持人，而是制片人是否给你驾驭的机会。如果主持人没这个权力，无法驾驭，他就是一个串联，就是开头说几句，结尾说几句，或者是背稿，或者是念稿。这样主持人就变成一个符号、一个摆设、一个串联人，主持人真正的作用发挥不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关键。如果说难点，并不是理论上的难点，而是实践上的难点。也就是说，谈主持人实际上离不开对节目监制和制片人的培训。

　　赵：为了适应社会未来，主持人如何面对未来的挑战?

　　白: 将来，对主持人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观众的欣赏水平现在可以说是突飞猛进式的，现在大家看电视节目和几年前不一样了。

　　观众也在细分，能吸引住观众是很难的。主持人在具备文化内涵、语言的表达能力的基础上，要做到专业化、个性化，这样才能站得住脚。将来媒体选择主持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主持人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另外，主持人要做好改行的准备。这也是不可回避的。可能一大批主持人到一定的时候就干不了了。观众喜新厌旧,这也是一个必然。所以主持人现在要居安思危，万一不行了，要做好改行的准备。将来是干编导，还是制片人、编剧等，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国际化，各行各业21世纪都需要。白岩松在昆明的研讨会上讲课时提到，用不了几年就会有第二个中央电视台，或者是把央视分成两个，或者是其他媒体进入。也许他是根据电信、石油化工等垄断性行业的改革类推的。在经济领域可以实行，但在媒体能否做到，我表示怀疑。他也是做一种预测。如果央视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将来国外媒体进入，将来制播分离,主持人的竞争可就更激烈了。

　　赵：国外媒体对于直播电视的技术发展非常快,不久的将来观众的收看用一个很小的接收机就可以了。有关人士预计国外媒体甚至可以设立华语频道，不需要任何额外设施，直接发送到每家每户。

　　白：美国有几个直播TV公司，每个公司有几百万用户，各控制各的,在洛杉矶就可以控制拉丁美洲的用户，谁家交费情况都知道。以前封锁一定渠道非常容易，现在比如IT网，你根本封不住，将来必然要走这一步。这需要多少年，我刚才说了，也许还要改革开放20多年，三五年内还看不出来。

　　我们现在的研究，是承前启后吧，将来要靠赵建国你们这批人。因为我首先一个不懂英文，过去我们在大学学的是俄文，后来英文也没有下决心去学。将来的研究一定是国际化的——既要及时而充分地了解国外情况,又要展开国际间的密切合作。对于你们这些年轻学者来说,跟国际对接的条件比我们这一代人好得多，希望你们作出新的开拓,把火炬很好地传下去。

　　赵：谢谢鼓励,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