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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见证年轮>>(节选)
文/翟树杰
戏园子胡同
2003年7月，我回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带我在市区走马观花转了一圈。比起2000年来，这里变化了很多。市委市政府搬到了嫩江边上，紧挨着齐齐哈尔大学的劳动湖变成了一个大公园。虽然格局依旧，可我上了三年小学的长庚小学修缮得整整齐齐，市区也变得漂亮不少。
我特别提出要到解放门附近得戏园子胡同看看，因为我几乎是在那里记事情的。宣传部庄副部长没有跟着我，让我好好怀旧，我自己急不可待的走进去。
顺胡同往里面走十几米，就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门洞，进门洞向右侧拐应该一排低矮的青砖房，果然是这样，我依稀感觉到这就是我曾经的家。这个低矮的门洞和平房当年我曾经感觉特别高大。
四十年这里竟然还基本保持原样，我不知该喜还是该忧。
想起近40年的时光转眼过去仿佛昨天一样，令人心绪万千。过去，齐齐哈尔市是一个挺重要城市。不仅有全国闻名的重工业，还有引以为自豪得齐齐哈尔马戏团和京剧院。我小的时候就住在戏园子旁边，也就一直把我家住的这条胡同叫做戏园子胡同。胡同里有许多小摊贩，卖姑娘（一种可以吃的植物果实）的、卖大饼子的、也有卖手工艺品的。有一个小贩叫卖地声音拉得很长：“烧鸡，烧鸡喽―――”。我和哥哥常常被外面的小贩的吆喝声吵醒。醒了，就趴在家里后窗户上向外面看热闹，童声童气地学小贩叫喊：“烧鸡，烧鸡喽―――”。小贩又好气又好笑：“去去去，一边去”。
妈妈上班早，弟弟在解放门庆合胡同的姥姥家里住，我和哥哥都还没有上学，就天天结伴玩儿。
那时候齐齐哈尔电影院不多，只有两三个，很多人都爱看戏。我家离戏园子近，也就跟着看京剧。所以，到现在我对现代的和古装地京剧都特别接受。戏票现在看真是不贵，有2毛钱和5毛钱几种。学生票更便宜1毛。当时，我父亲还在松花江军分区当干事，中尉副连级每月有90多元钱薪水。当时90多元可不是个小数字，工人工资才16元钱。按说，这样地收入买票看看戏不算什么。可那时候，妈妈工资不高，姥姥老爷没工作，弟弟妹妹都还在上学。除了我们哥仨，还要接济娘家一些。爸爸没回探家路上还要花些钱。所以，东扯西扯兄弟俩零花钱也就不多了。
没有钱要看戏怎么办呢？我们小兄弟自有办法。
每天晚上，戏园子灯火辉煌。我们站在入场的人流后面，观望着目标。每当看起来面善的观众就追上去：“叔叔、阿姨，带我进去吧。”大多数的人都相当的客气，有的就说：“跟着我吧”。到门口，收票员问道就说是自己的孩子。进去之后谢过人家就高高兴兴找先进去的小伙伴儿了。有的观众怕担责任，就会让我们拉着自己的衣服，有时候碰运气也能进去。
初到绥化感受“洋灰”路
傍晚，火车到了绥化。爸爸扛着行李走在前面，妈妈拉着我们跌跌撞撞地穿过拥挤的人群，找到了接我们的汽车。那车是个绿色的吉普车，车门市是帆布做的，后面挂了个轮胎，一位姓罗的司机接我们。他带了一副白手套显得很神气。爸爸招呼我们上了车。随身带着的行李和我们全家五口马上把车里面塞得满满的。
后来才知道那车是一种很老式的前苏联产的嘎斯六九，也是我们现在大街上还跑着的北京吉普的前身。尽管如此，当时整个绥化军分区还只有唯一的一辆，当时可算得是罕见的玩意儿，在来绥化之前我还从来没有乘坐过。
嘎斯六九歪歪扭扭在绥化那不平的马路上开动起来，车子不停地躲闪着前面的人群和马车。平生第一次坐上小汽车，可想而知我们哥哥三个该是多么兴奋。哥仨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评论着这辆令人自豪的汽车和绥化街道的景色。弟弟问，这车是不是假的，怎么声音这么大。哥哥嗓门从来都是最大：一定是旧零件配起来的。配起来的声音肯定大。
我看到车轮走过沙尘漫天，就问父亲：不是说绥化有洋灰路吗怎么灰尘这么大？以前，东北由于长期遭受沙俄和日本的统治，把很多东西的称呼前面都加上“洋”字。比如把火柴叫做洋火、镐头叫做洋铁镐、把钉子称作洋丁，甚至把水桶都加上洋字---洋铁桶。我说的洋灰路实际是指水泥道路或者柏油路。那时，像绥化这样的县城能有一条柏油路也是很光彩的事儿。
爸爸指了指满是灰尘的路说，那不是“扬灰路”吗！原来多年以前修的柏油路早就被灰土盖住了，车子跑过去可不是漫天的尘土吗。
大家都哈哈地笑了。
只有妈妈不说话，我看见她微笑着，嘴角露出的是满足的自豪。
惨淡的太阳
搬到绥化是1966年的10月，齐齐哈尔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整天的武斗，时不时得有造反派的卡车拉着被打死的同伙尸体游行，卡车上架着高音喇叭。不停地有解说员操着女高音进行控诉和宣战，插空播放一段造反歌曲。歌词我还记得。比如：“儿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跟我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地蛋。”在绥化，这样气氛就少了许多。武斗也没有齐齐哈尔严重。只是绥化这里有一个福利院，福利院的一些孤儿闹得比造反派还凶。文革开始的时候，那些被收养的孤儿戴上红袖章，自制了火药枪，造起反来。当时，社会已经失控，没有管教的孩子四处闹事，后来还打死了当时的福利院长。他们腰里面别着火药枪时常在大街上游走，看谁不顺眼就打人、开枪。后来我真的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孩子，他们穿得很破旧的衣衫，脸上带着泥道子，的确是挺吓人。每当这时，我总是远远地躲开，避免和他们发生冲突。
绥化当时还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县，有54万人口，一条大街横贯东西。东边连着的是绥化火车站，西边到头就是当时的地革委大院，大院子的后面是家属宿舍，我家住在第十八栋。那是一种平房，每个门洞进去左右各一家，只有一间房子。顺着不宽的走廊在向前走是厨房。厨房燃烧的是煤炉子，烧水、做饭、烧炕都是这个炉子。要是想把炉子烧着可不容易。首先要用火柴把一种饱含松油的松木条（当地叫明子）点燃放在炉子的最低端，上面放上比较容易燃烧的劈柴，劈柴上面放好煤块。一会儿，劈柴着起来了，火大了，煤也就燃烧起来路子就算升着了。如果劈柴烧完煤还没有燃烧就要重新生火。所以，生炉子劈柴就用的很多。把家安顿下来之后我就去跟着爸爸到木柴厂买劈柴，当地把劈柴叫做绊子。
虽然是军队干部，也要亲自动手。爸爸叫上马车，亲自驾车去买拌子。因为黑龙江纬度很低，所以到了冬天，太阳距离地面还不到一电线杆子高，昏黄昏黄地，惨惨地斜射到地面。沿着被车轮子压得两到车痕的泥水路，两匹红马吃力地走着，鼻孔喷出两到白雾气，一团一团地喷出有很快散去。我从小的时候方向干就极强，很少迷路。可那天马车七拐八拐，很快我就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当时，东北地区还保留着很多林业局。一车车的木材被送到木材厂加工成方木，原木四面锯下来就成了绊子。我们就把这些拉回来，平时家里烧火用。
耿直的爸爸
对于爸爸的印象，是在齐齐哈尔的时候形成的。按照军队的规定战士家属不能随军。当了干部后才有随军的可能。当时随军的条件是：参军15年或者副营职的职务。60年代初爸爸还是个中尉副连职，所以我们家还没有随军。妈妈领着我们兄弟三个跟着姥姥住在齐齐哈尔。
按理说，我父亲是1948年参加的工作，在黑龙江安达市武装部当小鬼，1951年办理的参军手续。可后来填写入伍表格时，父亲只是填报了入伍时间。没想到这一下子吃了大亏。到了80年代确定老干部离退休条件时1949年10月1日前工作的干部是离休，而在此之后参加工作的只能办理退休。所以，在父亲快70岁的时候和其他退休干部一起交给地方管理。而那些离职休息的人员则一直保留着军籍，依然由部队照顾。
在职时候，妈妈和好多老朋友一直劝我父亲找一找工龄。以便退下来的时候可以办个离休手续，可爸爸一直忙于工作，直到了快休息的时候才想起补办手续，可是来不及了。
一直到现在，只要提起这段，父亲总是有一肚子的牢骚，可是又能去怨谁呢？一辈子他都把工作看得很重，对自己的私事总是马马虎虎。这一点，我觉得自己特别像他，只要有工作，自己的私事肯定是往后放的。
在齐齐哈尔时候，我们兄弟几个对父亲的印象是一样的。那就是，每年春节的时候，家里要回来一个背着大包小包好吃的东西，回家先倒头就睡的人。所以真正认识爸爸是在绥化才开始的。
1966年随了军，可以天天和爸爸在一起才慢慢知道爸爸的脾气：脾气倔强可心地慈祥，有时候有些唠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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