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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实现
国情上的理由
1.构建世界性范例
作为遗产大国，我们有义务在保护世界遗产的法律行动上走在前面。习惯上我们做一件未尝试过的事时，愿意考察一下国外的先例。在世界遗产的立法保护上，我们完全有理由为世界做一个榜样。
2.抑制负面案例
由于保护不善，现在已有35处世界遗产被列入濒危名录。我国迄今还没有濒危遗产，但负面案例却不断出现，直至2003年1月19日武当山遇真宫毁于火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项目专员建议中国暂停世界遗产的申报，先着力搞好遗产保护的制度建设。其实，有完善的保护制度，有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立法是最根本的保障。
3.集多头为一体
经验说明，相同或相关联的内容出现在不同的法律文本中，有时会形成各自为政，互不关照，甚至产生矛盾的弊处。在世界遗产这个大主题下，将《文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及其《实施办法》，甚至《环境保护法》、《城市规划法》的相关内容协调起来，能够集中利用立法资源，提高执法效率，真正达到保护世界遗产这人类的宝贵财富的目的。
立法原则
1.保护优先原则
保护与利用孰重孰轻在世界遗产面前没有可比较性。立法必须确立的就是保护的绝对优先地位。这与《公约》的主旨精神也是完全吻合的，保护是目的、是红线、是灵魂。至于利用，在这里应当是一个消极概念。
这个“消极”如何体现呢？参考一下《美国国家公园手册》：“允许公园被用于商业目的的旅游，是对国家公园的独特绝佳财富的浪费。所有这类旅游都应被制止。”“必需的公园内宿营地应根据自然景观要素来设计和操作，豪华宾馆无疑是不合适的。”将这一理念推而广之，“消极”就是将利用降到最低程度。
2.权力集中原则
集中行政权力，使相关的管理权、审批权、处罚权等集中于一个系统的行政组织。这个行政组织就是通过立法建立的专门组织——国家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各级地方还要设立它的层级组织，如省世界遗产委员会、市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县世界遗产委员会。
目前有职责对世界遗产参与管理和保护的国家行政机关众多，仅中国教科文组织就有文化部、科技部、外交部、外经贸部、国家文物局、国家海洋局、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建设部、水利部、信息产业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家地震局等国家职能部门，国家级公共机构有中科院、社科院、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全国性非政府组织和机构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等参与，管理起来势必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而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处又实在是管辖范围有限。
因此，将原来散置于各法中的属于若干不同部门的行政职责统一起来，在世界遗产这一个主题下规整思路，才能发挥功能。国家世界遗产委员会与各级地方委员会层级管理，职能明细，可以形成良性循环。
法律体系的外部构造
无疑，保护世界遗产的国内法必成体系。
根据中国拥有遗产和将要拥有遗产的特殊地位，法律保护体系的建立当然要注重国情，针对保护对象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加以论证，得以实现。
综合考察世界遗产的保护情况，我国急需的法律体系构成模式应当是：法律加地方法规。世界遗产所覆盖的内容之广，申报、批准的发展进程之快，实际保护中的种种失利，都在急切地传达着一个信息：酝酿《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遗产保护法》现在并不为早。有了这个母法，各级地方人大的立法和政府的行政立法就能层层跟上，条例、实施细则、办法也才会连贯性。
根据《公约》基本精神，保护遗产不仅在于国际间的协作，更重要的还在于各缔约国全民的保护行为。这就要通过宣传教育、学术研究、展览等形式，使公众在对遗产的文化认同过程中产生自豪感与爱护习惯，从公众参与到公众形成自觉的意识。这样，才有保护遗产的良性基础。同时，兼顾所有的遗产类别，保护的方法可以是积极方法（如维护修缮），也可以是消极方法（如远离）。另外，不可抗力等紧急状态下的手段，定期向联合国提交报告，合理运作资金，防止、治理污染等等内容，也都应该融汇在法律中。
由于世界遗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属于遗产所在地国家，所以国际法上的保护其实只是原则性的，相对而言较为乏力。因此，构建一套足以涵盖本国世界遗产全部内容的法律保护体系，并使之执、守得力，应是一个缔约国政府真诚、健康的姿态，也是全球化形势下的明智之举。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考察世界遗产的过去和今天，预测我国世界遗产的未来，法律保护制度与体系需有一个全新的思路，超越旧的部门分类，以世界遗产自身的主题来统帅全局，在法理理念和立法行为上形成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态势，保证法律之于它的所保护对象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刘红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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