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台独”出现多元化——显微镜下看“台独”

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28日 15:06

　　（全中国人民都笑了摘抄）

　　从80年代初开始，海外“台独”势力打破“台独联盟”一家主导的局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它的标志是1982年“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成立。这时候“台独”仍以美国为活动重心。

　　“台独”的多元化趋势

　　在“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成立之前，“台独”势力已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向，表现为：

　　第一、组织的多元化。到1979年底，除了“台独联盟”、“独立台湾会”之外，在欧美又出现一些新的分裂小团体。如彭明敏的“台美协会”、黄彰辉的“台湾人民自决运动”、郭雨新的“台湾民主运动海外同盟”、许信良和陈婉真的“美丽岛杂志社”、以陈重任为首的“台湾民主运动欧洲同盟”。

　　第二、主张的多元化。主要是一些人和组织开始提出通过“革命”之外的“民主”“自决”之路，争取“台湾前途”。如：黄彰辉的“台湾人民自决运动”鼓吹台湾前途“民主、自决”。彭明敏在当了不足百天的“台独联盟”主席后，直至1992年返回台湾为止，始终鼓吹通过“民主”、“自决”实现“台湾独立”。早在1972年，他就在休斯顿“台湾前途讨论会”上提出：“我们希望中共了解台湾人对民主自决的意愿和权利，我们反对蒋家独裁压迫和剥削是正义的斗争”。彭明敏在一次答记者问时称：“我的看法是民主与自决是同义语，……如果全民选举国会议员，台湾的前途就可以让国会去讨论去决定。”

　　这种多元趋势是在国际局势、两岸关系、岛内政经等情况，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比如：第一、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岛内中产阶级形成，代表这个阶级的新兴“党外”动运兴起，它向国民党“要民主”、“要分权”，而且“党外”势力与海外“台独”势力的关系日益密切。“党外”的民主目标与非暴力路线，对部分海外“台独”分子产生了影响；第二、1970年之后，台湾移美居民中稳健的中产阶级比例大增，在美国逐渐出现一个“台美人”阶层。这些人以“台湾商会”的形式，凝聚成一股政治力量，为“台湾利益”进行游说活动。1978年，在这股势力的参与下，对美国参众两院和国务院开展游说活动，促成了《与台湾关系法》的制定。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有的“台独”分子，尤其是从岛内被迫跑到美国的一些人，主张以“务实”的作法和“民主、合法”途径追求“台独”目标。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成立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成立，有当时的大背景，也有具体的刺激因素。大背景有如上述产生“台独”多元化趋势所分析的那样，具体的因素则是：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让祖国大陆和台湾共享两万向美国移民的配额，致使一些人认为，大陆留美学生猛增，台湾的人数锐减。他们担心台湾“将来势必陷于困境”。于是在王桂荣、蔡同荣等人运作下，通过“参议院移民小组召集人”肯尼迪和美国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索拉兹等人，于1981年12月，使参众两院通过索拉兹的“台湾移民额案”，又经过总统里根批准，使台湾自1982年元月起和祖国大陆一样，每年也独得2万个美国移民配额。

　　“台湾移民额案”的制定，使海外台湾人尝到运用美国国会“开展外交”的甜头。一些人认为必须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工作，但当时“台独联盟”为暴力组织，对此无能为力。于是在1982年2月，蔡同荣、王桂荣、彭明敏、陈唐山、郭雨新等群聚洛杉矶，举行谘商会议，并在第二天亦即1982年2月14日，正式宣布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简称“FAPA”。第一任会长是蔡同荣，名誉会长为彭明敏。

　　1983年3月，“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在洛杉矶举行第一届世界代表大会，订定了总会章程。章程规定“FAPA”的“宗旨”是：“（1）配合岛内民主力量，促进台湾的自由和民主；（2）宣扬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造成有利于台湾住民自决和自立的国际环境。；（3）维护及增进海外台湾人社会之权益。”

　　王桂荣认为：“FAPA和以往海外台湾人运动不同，它既非台湾同乡会之纯交谊性，也不具台独团体的革命性，又超越人权团体之单一目标，它是政治性的，同时又是非暴力性的。它的宗旨是多目标的，它的成员是多元的，手段是温和的、合法的。简而言之，它是顺应美国民主社会而产生的一个压力团体。”他还说：“FAPA代表了海外台湾人运动的新起点，它是一个纯粹以游说及外交影响政治的团体，它的出现，下仅反映了许多人，特别是新侨的共同期望，也证明海外台湾人的经济及政治上已有足够实力，得以摆脱东方社会传统的权威及专制形态，把政治运作带向真正的民主殿堂。”

　　“FAPA”一出笼，就拼命进行分裂中国的游说活动，故得到美国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的赏识。如肯尼迪就说，他任职参院20多年以来，见过很多游说团体，但“没有一个团体能像你们的组织那样对美国国会议员的想法发生那幺重大的冲击。”在成立后的几年中，它最突出的“成果”是游说美国参议院在1983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案”。该案声称：“参议院的看法为台湾前途应和平解决，不受胁迫，依在台湾人民可以接受的方式，并符合国会所通过的法律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签署的各项公报。”虽然这个“决议案”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反对和美国国会有识之士的支持下，“胎死腹中”，但是它为1989年“独性”更强的“台湾前途决议案”的通过，打下了基础。

　　“盟里”和“盟外”之争

　　连续当了十几年“台独联盟”主席的张灿鍙说，“FAPA”是“台独联盟的私生子”，意思是说它是在“台独联盟的关爱”下成立、并应在它的“呵护下活动”。在“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成立的过程中，张灿鍙是有所介入，“台独联盟”的核心分子如蔡同荣、陈唐山等人，也是“FAPA”的核心成员。但是由于它们两者的活动方式有着很大差异，加上“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的领导层中包括了“独盟”之外的黄彰辉、郭雨新、彭明敏等有分量的人物，故“FAPA”的主张、路线并未受“台独联盟”的左右，而且逐渐形成了一条与其相左的“民主自决”路线。至此，海外台独势力就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阶段：“台湾独立联盟”为“暴力革命”的代表性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代表“民主自决”派；在日本的史明为首的“独立台湾会”则支撑着“社会主义台独派”的招牌。因为“独立台湾会”的实际影响力很小，所以20世纪80年代的海外“台独”势力，实际上只有两派，一派以“台独联盟”为代表，包括“世界台湾同乡会”、“全美台湾人权协会”等，为“激进派”，也称“盟里势力”，另一派以“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为代表，包括“台湾民主运动海外组织”等团体，是“民主自决”派，也称“盟外势力”。两者之间主要矛盾分歧在于：

　　第一、“盟里势力”主张国民党政权是“专制的外来殖民政权”，必须“以武装力量，革命手段推翻国民党”，实现“台湾独立”。“民主自决”派认为，国民党政权是“一党独大”的政权，主张通过“民主自决”，“实现台湾独立”。第二“独立”与“民主”“孰先孰后”的争论。“盟里势力”主张：“台湾独立是台湾前途的惟一生路”，“惟有独立建国”，“台湾人才能享受真正的权益，

　　台湾人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与公义的社会”。“没有独立就没有台湾人真正的完全的民主”。而“盟外势力”则认为，目前“搞台独不切实际”，必须先向国民党争民主，争政权，“有了政权才能实现独立、保障独立”。第三、“PAPA”成员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它包容了“魅力型的老一代领袖”、“学养优秀的第二代知识分子”、注重务实的工商界人物，工商业者占了会员总数四分之一以上。“台独联盟”则强调成员的构成要纯而又纯。

　　1986年民进党成立之后，“台独”活动的重心转到台湾岛内，海外台独势力将“主战场”逐渐转到台湾，“台独”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