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他姓练，我们姓郑，本来不是一家人，可他确实像亲哥哥一样关爱着我们。六十年前，我们在逃难中陷于困境，是他，把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六十年后的今天，练老已经是八十四岁高龄，夫人八十一岁，宏基七十五岁，宏恩也已七十二岁，我们依然书信、电话往来不断，并且还实现了互访。宏恩夫妇在台湾，每年都要通过邮寄贺礼或从高雄住所专程赴宜兰二老府上拜寿。1990年二老随旅游团到南京看望宏基全家；2000年练老偕同儿子有为、孙儿聿修回广东老家探亲后，专程到南京和我们祖孙三代会面。2003年3月，宏基夫妇应宏恩弟弟和弟妹容珍的安排，赴台湾探亲。二老又偕同有为夫妇专程赶来，在台北市著名的园山大酒店和我们欢聚。浓浓的亲情像一座金桥飞架在海峡两岸……
往事还得从头说起。
我们曾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那时父亲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生活安定；母亲操持家务有方，又有一手好厨艺。我们姊妹兄弟八人在父母亲的庇护下快乐成长。然而幸福的生活没过多久，就被万恶的日本鬼子粉碎了。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八·一三战事”，我们在上海市虹口区的家落入敌手，一家人仓忙迁到当时的英租界避难。上海沦陷后，日寇与汪伪政权急于要恢复铁路运输，许诺以提升职务和加薪的手段，引诱铁路原有职工复职。父亲深明大义，拒绝为敌伪效劳，只身一人离开上海到广州粤汉铁路工作，广州沦陷后又调往湖南衡阳湘桂铁路。由于父亲体弱多病，为了照顾父亲，母亲忍痛离开孩子们去了衡阳。后来瑞英姐、宝英姐、世英姐都相继入内地，润英姐也结了婚。最后留在家中的就只有庶祖母、宏基、宏恩、美英和洁英。一个美满的家庭就这样给日本鬼子拆散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包括英租界和法租界的整个上海。父亲给我们的生活费经常要费很大的周折才能从内地汇来上海，还要将国民政府的法币打折扣兑换成汪伪政权的储备银行钞票才能使用。由于物价逐日飞涨，等到钱拿到手，已买不到多少日用品了，所以我们的生活很艰难，宏基原在国立暨南大学附中学习，由于学校解散也被迫停学自修。
远在衡阳内地的父母虽然生活很好，但是时刻惦念着已经离别整整四个年头、滞留在孤岛上海的四个未成年子女，牵肠挂肚，寝食难安。终于在1942年夏天，母亲不顾个人安危，排除万难，随着一位跑单帮的朋友，越过几道封锁线，从内地跑回上海，准备把我们带到衡阳去。母亲的突然出现，使我们惊喜万分，满以为收拾一下，很快就可以动身出发，然而我们的想法太天真了，今天分析起来，当年母亲她老人家关爱子女胜于自己的生命，匆忙地从内地出来却未认真考虑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在物价不断飞涨、钞票不断贬值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拥有充足的旅费？其二，在战事变化无常的情况下，有把握将孩子们顺利和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吗？后来形势的演变，使我们在浙江温州地区的逃难生活几乎陷入绝境。
当我们兴高采烈地盼望早日离开孤岛上海的时候，可恨的物价与币值背道而驰，原以为绰绰有余的旅费，经不起物价的飚升，老是出现缺口，而且缺口愈来愈大，可怜的母亲为了筹款，竭尽心力，一面向亲友们开口借钱，另一方面尽量变卖带不走的家具杂物，而我们的行程也不幸一再耽搁，错过了时机。
鉴于战局变化莫测，母亲深恐夜长梦多，踌躇再三，于1943年3月，下定决心领着我们一行五人勉强成行（庶祖母留在伯父家）。我们的计划路线是由上海到浙江省温州市，然后乘长途汽车经丽水、走江西、入湖南。按照今天和平时期的交通状况，从上海到温州乘海轮需时一天，乘长途汽车十余小时，乘火车十二个小时，如果乘飞机则不过个把小时可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敌占区、游击区犬牙交错，各自为政，为了寻找安全路线必须在游击区、敌占区反复迂回，有时乘海轮，有时乘帆船，更多的时间是靠两条腿走路。漫漫征途，我们竟然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才到达温州。
当我们平安到达温州，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正要打听购买长途汽车车票时，忽然看到报纸上登载一则重大消息：“日本侵略军发动第四次进攻长沙。”这个消息无异于晴空霹雳，把我们惊呆了。
我们只得暂时留在温州，设想日寇是临时性进攻，盼望国军能奋勇将其击退，待战局平息后再继续起程。为了节省旅费，我们从旅馆迁出，向一户居民租了一个小房间，自己开伙。
谁料日本鬼子此次进攻与前三次进攻长沙大不相同，他们要志在必得，目的是打开我国大西南通道，配合东南亚战场。在日寇的猛攻下，长沙、衡阳先后失守，父亲也随铁路员工队伍仓促撤退，我们之间失去联系。
谁知此时日寇又来侵犯温州，怎么办？返回上海吗？我们义无反顾。因为留在温州无亲无故，又怕遭日寇和汉奸毒手。眼看着大批温州市民逃离市区，我们惊惶焦虑的时候，一位住在我们租房附近，在温州市电话局任职的青年，名叫朱华中，主动上门愿意帮助我们寻找避难处所。在他的热情安排下，我们跟随电话局昆阳乡电话代办所的潘叔叔乘船渡过瓯江，步行数十里，其间还要翻过一座山，傍晚时分到达目的地——昆阳乡潘姓祠堂。潘叔叔是负责管理祠堂的，他的家和电话代办所都设在祠堂内，我们也被安置在里面。这是一个山乡，仿佛与世隔绝，乡民们过着平静的生活，祠堂和当地的农舍大都依山而筑，出门就要爬山，山上有一条惟一通往外界的小道，道旁是一条长长的山涧。我们不知不觉爱上了这片山清水秀的环境，暂时忘却了逃难的烦恼。
然而恬静的山乡很快就变得不安宁了。原来乡里最近三天两头就有人病死，说什么疫鬼催命，大难临头。每当出丧队伍传出三声炮响，人们都吓得心神不安，不知道下一趟又该轮到谁家？我们联想到在温州市区时，同样也是三天两头就有出丧队伍，说是鼠疫流行，受传染病死。一些宗教团体虔诚地请出庙里的菩萨大巡游，以镇压疫鬼。然而疫病依然疯狂流行，菩萨无奈疫鬼何。后来才知道这是万恶的日本鬼子在浙江地区，用飞机撒放带有鼠疫细菌的跳蚤和病死的鼠尸，以致造成鼠疫在浙江许多地区流行，死人无数。在潘姓祠堂内还住着一户温州市的陈太太，带着新婚的儿子、媳妇和两个女儿来此避难。我们亲眼目睹陈太太的儿子突然病倒，到第三天夜里病情加重，呕吐出一大面盆秽物登时断气。陈太太是个寡妇，寡妇失去惟一的儿子，媳妇失去新婚的丈夫，悲惨可知。
没有多久，宏基竟然也病倒了。先是全身如掉到冰窟，抖个不停。过了约莫一两个小时转而发高烧，烧得神志昏迷，脑子里糊里糊涂。又过了两个小时方才烧退，但是人已疲惫不堪，浑身乏力，不思饮食。最初还以为得了感冒，休息几天就会康复，哪知以后每天都按时发作，先冷后热，才知道自己已患上恶性疟疾，恶性疟疾是疟疾中最厉害的一种，疟原虫每天都在大量破坏人体中的红血球，摧残人的元气，导致严重贫血。当时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是奎宁，可是山乡里缺医少药，根本就没有治疗疟疾的有效药品。宏基每天发作，病得死去活来，卧床不起。母亲和弟妹们都愁云满脸，生怕有个三长两短……
幸而老天爷见怜，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过了一个多月，宏基居然在没有服药的情况下慢慢好转，真是奇迹，总算捡回一条命。但是此时的宏基，面色蜡黄、头发枯槁、骨瘦如柴、浑身乏力，活像个小老头，谁会看出他仅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呢！
我们的旅费愈来愈少，已经开始贱买一些衣物，维持生计。我们终日惶惶，提心吊胆，万一钱花光了，五口人怎么生活？而且，患疫病死亡的乡民依然不断，万一该死的疫病袭击我家怎么办？山乡里信息闭塞，度日如年，想到山穷水尽、前途茫茫的日子，不寒而栗。
一天上午，母亲陪着宏基到山下散步解闷，在凉亭内巧遇了两位跑单帮的叔叔。他们得知我们的处境十分同情，便说：“离这里不远有个瑞安县，县长姓许，是你们的同乡，何不去求他帮助呢！”
正在穷途末路的我们，听了两位叔叔的话，脑子登时开了窍，激发了我们的一线希望，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冒昧走一遭。
于是宏基写了一封长信，历述我们的身世和遭遇，陪同母亲一起跋涉了三天，到达瑞安县城关，后又得知县政府已经迁到飞云江对岸的前金庄，我们赶忙乘轮渡过江，终于在下午三点多钟到达县政府临时办公所在地，宏基把手中的信请人代呈上去。
过了好一会，一位身着制服、英姿勃发，两眼炯炯有神的青年官员出来，他就是练东升哥哥，其时担任县长秘书兼国民兵团中队长，是广东省云浮县人。他带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说：“你们的信县长和我已经看过了，县长很同情你们，让我转交你们二千元（当时的国民政府法币，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二百元）。”我们表示非常感谢，接着陈述了我们的为难之处，因为二千元很快就会用完，能否给我们安排一份工作，自食其力。东升哥说天色已不早，让我们先住下来，待向县长报告想个妥善办法。
次日，东升哥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同意宏基留下，并主动建议母亲回昆阳乡将三个弟妹和行李一起搬到瑞安县来，我们喜出望外。
东升哥要宏基和他一桌吃饭，每餐四菜一汤。宏基已经好久未尝过这样的美餐了，加上大病初痊，胃口奇佳，竟然忘记了起码的礼节，狼吞虎咽起来，今天想起当年的情景，真是又惭愧又好笑。
过几天，母亲和弟妹们抵达瑞安，东升哥立即把我们安置在前金庄一位秦医师的家里，并送来大米和烧柴等生活用品。秦医师的住宅很宽敞清洁，为人热情和气，专门腾出一个房间给我们。又过了几天，在东升哥的安排下，宏基到县军民合作处工作。军民合作处的处长是许学彬，他同时还兼任县长。常务副处长是黄期吾叔叔，也是广东同乡。这个机构的主要任务是供应当地驻军的副食品。不久宏基被分派做押运副食品工作，跟船来去。宏恩则和军民合作处的叔叔们一起居住，在黄期吾叔叔家吃饭。东升哥还担负宏恩到国民小学读书的费用，由于宏基的收入不足以维持母亲和两个妹妹的生活，东升哥又多次予以资助。后来，东升哥派往县田粮处马屿办事处当主任，他又将宏基调到他手下工作。田粮处是中央驻地方机构，待遇较高，我们终于可以独立生活了。
我们衷心感激东升哥的再生之德，当然也非常感激许县长、黄叔叔以及帮助过我们的各位长辈和哥姐们。试想我们和东升哥他们非亲非故，萍水相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能够得到他们的同情爱心、鼎力扶持，这种恩情不但要永记不忘，还应发扬光大，传之后代。后来宏基成为一位航海学校的教育工作者，他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品德，鼓励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专业、无私奉献、助人为乐。这个学校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水运专业人才，毕业生由于表现较好，深受用人单位欢迎。不少校友脱颖而出，已成为航运、港口机构的领导人、各类船长和政府公务员。宏基还常常将当年东升哥和其他长辈哥姐们无私援助的事迹讲述给儿子、媳妇和孙儿们听，他们都非常感动，要永记练伯伯、练爷爷的恩情，在实际行动中发扬“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鬼子战败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终于结束了这一段逃难生活，重返上海。那时父亲已由重庆回到上海铁路局工作，阖家团圆，欢天喜地。在此之前，东升哥也于1943年夏在瑞安县和赵如兰嫂子成婚，抗战胜利后他们在杭州工作，父母亲和他们亲切会面，时有往来。
1947年，宏基赴武汉求学。1948年，宏恩入海军军士学校受训，毕业后分派在太康军舰服役，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随舰赴台湾。东升哥也于同年全家到了台湾，他通过海军有关部门找到了宏恩下落。宏恩接到信后立即前往探望东升哥一家，客地重逢，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和感慨。宏恩离家日久，孤身一人在外，精神十分痛苦，就把东升哥和如兰嫂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亲嫂嫂。按年龄，宏恩小东升哥十二岁，理应尊称他为叔叔，但东升哥不同意，坚持以兄弟相称，在四年半的学习生活中，几乎每年寒暑假都要到东升哥家里度假，把东升哥的家当成自己的家。1965年，东升哥、如兰嫂看到宏恩年届三十四岁仍未成家，于是多方探访，终于替他物色到一位芳龄二十岁，在幼儿园担任教师的可爱姑娘刘容珍，俩人一见倾心，并取得容珍家长同意，喜结良缘。1969年宏恩退伍后，参加政府举办的河海人员特考，被录取到商船任驾驶员，由于为人勤奋认真、重视安全，在十多年的航海生涯中当了七年船长。他阅历丰富，足迹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到过世界许多著名港口和大城市，使得少年时代渴望环游世界的心愿得以美梦成真，深感满足欣慰。
容珍先后担任幼儿园教师，海军造船厂会计和从事缝纫工作，并曾跟随宏恩的商船到世界各地游玩。她为人性情温和，处事通情达理，多才多艺，是宏恩的贤内助。俩人结婚三十余年，互敬互爱，深受哥姐妹们的赞扬。他们身在台湾，心系大陆亲人，曾四度回大陆探亲，并多次游览祖国的名胜风光。
民间谚语说：好人有好报。这句话在东升哥的身上应验了，他们一家刚到台湾时，生活非常艰苦，但是经过不断奋斗，如今生活都有了极大改善，俩老更是愉快舒适地欢度晚年。东升哥爱好书法，写得一手好字，自成一体。如兰嫂则是一位资深的教育家。他们有三子一女，都各自成才，其中小儿子有为已取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是台湾一所学院的教授，他的夫人是一位政府官员。
我们谨在这里，以三代人名义衷心祝福东升哥哥、如兰嫂嫂，祝福您二老健康长寿，永葆青春！ 江苏省南京市 郑宏基 郑宏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