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许江

　　一幅画，制造一份难忘的记忆，进而融入我们生命的体验，塑成一种普遍的精神品像。这样的画实不多见，尤在现当代。詹建俊先生于1959 年创作的油画《狼牙山五壮士》正是这样一幅活在我们成长记忆中的画作。对于我们整整一代人来说，这幅画及其表达出来的气息，既是中华儿女用血肉之躯舍身抗敌、宁死不屈的精神丰碑，也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感人至深的艺术丰碑。

　　1984 年，詹先生的另一件重要油画作品《潮》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并获金奖，其时，我自己也有一件作品参加沈阳的油画分区展。在那里，我亲睹了《潮》的原件。这又是一尊纪念碑。顶天立地的劳动者，拥抱着整个春天，春风春光春树如潮般涌过。詹先生再次以他写意的手法，将那个变化年代、希望年代的人的处境激发出来，凝塑而成一尊纪念碑。甚至，这纪念碑比《狼牙山五壮士》更不具体，定海神针般的造型，漩涡般的激浪将之与现实的关联变得更为自由，更为开放。正是这如潮的自由和开放，将我们每个人在那个年代的实际处境尤其是精神处境充分显现出来。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所处时代的精神处境正被活化在里边。事实上，在詹先生的许多作品中，在《大风》中，在《高原的歌》中，我们都有同样的感受。　

　　詹先生是用画笔塑碑的艺术家。这种纪念碑的形式之所以如此突出而感人，首先在于詹先生善于将时代性的东西直接地把握而为一种当下的、具体的显现，一个个性化的实存。这种显现和实存被给予了生动的个性生命，给予了纵浪大度的写意描绘。无论是“潮”中的挺立者，还是“大风”中的逆行者，或者是沐着阳光的藏女与牦牛，都是这样的生动的生命实存。但是这种实存又绝不过分，这种纪念碑方式承载了某种情绪姿态，却又不使自己陷入某种实存的细节。那写意描绘将人景相融，适度地把握着个性生命与实体固化之间的界线，激发着个体化实存所可能具有的普遍处境的感受。正是在这种激发中，那写意的用笔用色往往以突如其来的方式，指向某种诗性的潜在的可能性，强化着纪念碑的寓意效果。　　

　　对峙与诗性精神

　　荷尔德林在他的名作《许佩里翁或希腊的流亡者》开篇中写道：“不在显赫之处强求，而于隐微处锲而不舍，这就是神圣。”（转引自《荷尔德林文集》，商务印书馆出版，第6 页）詹建俊先生的作品中有一类关于石、峰、岩的绘画。这些绘画作品几乎都有如屏障一般的峰峦。无论是碑状的石林，抑或涌动的山体；无论是鹰翔的空谷深涧，抑或飞瀑的石墙崖壁，这屏障一般的峰峦，几乎密不透风，只有在某个深处，穿出一道飞瀑，倒映一池碧水，翔起几只飞鹰，树立两株迎风的劲枝，还有长城，蜿蜒如风。正是在这些隐微之处，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自身的锲而不舍，感受到造化的神圣之力。　　

　　屏障与洞穿，凝定与流注，永固与飞泻，在这些画中形成进行中的对峙。这些对峙中蕴含着冲突，孕育着某种压迫与逃离，同时又被和谐地聚集在一起，形成彼此的依存。画家洞悉了大自然的这种统一与矛盾的特性，并将这种特性嚼透了之后，在心中自成丘壑。可以说画家在此所画的不仅是眼中的风景，而且画出了心胸洞悉的风景。正由于此，这些对峙都归于宁静，一种神性的宁静。　　

　　清代况周颐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绘画的诗性精神一方面将生的活的冲突素材凝成对峙，另一方面又绝不让绘画止步于这种对峙，而是因循着这份可视的对峙，演练心物之间、形意之间某种难以辨识的对峙，并指向和谐与统一。正是这后一种对峙控制着前一种对峙，使之不致陷落在细节的纠缠和冲突之中，使之总是处于悬而未定的激发的状态，使之身不由己地趋向于纯化和宁静。正是这种关于绘画的诗性的精神峙立，激发并控制着形色的对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峙是一种独特的共存共生的方式，是一种彼此激发的生动形态。于是，我们看到晕状的岩柱与流水的对峙，看到斑驳的石壁与飞瀑的对峙，看到天边的谷影翳翳与滑动的鹰翅的对峙……同时，我们又洞穿这一切，感受到那后边的庄严万象的造化与人的灵光闪现之间的诗性的对峙。　　

　　詹建俊先生的笔下成长着一批树：雪树、风树、秋树、春树、老树、枯树。这些树都有着一种重负，一种交叠着危难与生机、错置着朽没与开端的重负。所有这些树，都处于中景的位置，让我们仿佛直面某一类生命。这一类生命既是具体的、独特的生命个体，又是普遍的、隐在的生命整体；既不是某个现成的生命，又不是某些生命元素的抽象组合。这一类生命具有面临毁没危机之时返回自我生机的可能。　　

　　描绘这样一类生命，根本上说，是要善于激发生命的，是要敢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雪，这风，这四季荒寒，这生命老朽，都并没有显现出毁没的痛苦，而是作为树体的一部分—最生动的一部分来楔入树体之内，让毁没和新生并峙在每一条分杈之上，并峙在每一道疤痕之上，树体因这毁没和新生的并峙而生动。一方面毁没拉开了一个空隙和对比，变得不可遏止，另一方面复活也变得迫不及待，更为坚定。它们时刻交叠在一起。那红叶与枯干交叠在一起，那新藤与朽洞交叠在一起，那雪压与挺立交叠在一起。那毁没在哪一个刻度上显现，新生就在同一刻度上萌动。我们正是从毁灭与新生的种种感觉的总和中获取一种完整的生命情感。在这反复交叠的生命之情中渐渐清晰的正是生命作为一个独立孤行者的沧桑而又充满新生的形象。　　

　　毁没必然引发拯救。毁没的拯救将毁没和新生包含在一起，将困顿和希望包含在一起，将痛苦和欢乐包含在一起，成为沉着的、勇敢的行动。于是这树，这背负重压的树显像而为某种自我拯救的化身。那树变得汪洋恣肆，变得无比勇敢和坚定，那色彩和用笔放出高声，激情吟唱，在写意的挥洒中，在无尽的生命之情的自我救赎之中，开启新的生命个性。生命之诗在这树上重生。因此，詹建俊先生笔下的形象总会发动起阳刚的信息，在承受危机和毁没之时，转化而为生命的救赎的活力，转化而为夺目的英勇气概。从这个意义上讲，詹先生所画的不仅是树，而且是关于树的史诗，是生命的向死而生的英雄情怀。

　　中国古代圣人庄子在《逍遥游》中慨然写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那藐姑射山的神人，已经超脱了时间的阻碍，万变不得撼其身，乘天地之元气，吸日月之精英，乘云气游于四海之外，何等自在。这是一幅关于宇宙生命的图景；这是一尊人神合一、人天合一的纪念碑。每当我们面对广大，心神游动之时，这碑就耸立起来。神游八方，心归自然，正是历代千秋、传承不息的诗性，也是中国式的自强不息、纵浪大化的英雄情怀。詹建俊先生的艺术以其豪放而又庄重的纪念碑气息，让我们与这伟大的诗性传统和英雄气息联系在一起，并带着我们高扬时代的精神气息，树立卓然的生命意识，向着独立苍茫的境界致敬。　　

责编：雍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