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对于爷爷来说是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

1922年出生的爷爷有五个哥哥，他们都没有这个福气，稍微懂事些就得帮着太奶奶挖红薯、种花生、割猪草、养鸡、喂猪，再大些就挑着扁担走一里山路，给地里干活的叔伯、兄长们送饭，从来没有想过念书二字……

爷爷说，记忆里的那一天，太爷爷突然在饭桌上决定要送最小的两个孩子进私塾，说是家里出不了个先生也得有人识字，争取走出大山。原来一辈子要强的太爷爷被村里的钟大爷拿着儿子的来信挤兑了一番。

就这样，爷爷和他的弟弟成了兄弟姐妹8人中唯一识文断字的人，虽然没能读出点大名堂，没能走出大山，但也算是村里的能人了，常常帮乡邻回家信，写对联。

解放后，能干的爷爷被推为村里的先进，要到乡里做演讲，爷爷就自己一句一句地斟酌出稿子来，没想到讲完话还受了表扬。这是爷爷最为自豪的事。就为这，再苦再难，就算一家人吃不饱饭，爷爷也要把爸爸兄弟三人送进学校。

爱忆苦思甜的爸爸出生在1955年，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所以整个童年、青少年期总是瘦瘦弱弱、无精打采的样子。

那个时候，为了念书，才七岁的爸爸要挑着两个礼拜的米粮跟伯父一起翻过两个山头，到大一点的村里求学。学校是一排土房子，不过三间房，一间学生宿舍、一间老师宿舍，还有一间就是一年级到五年级的教室了。到后来，爸爸考上中学，挑的粮食就加到两个月的了，走过两个山头，一段长长的土路，再搭一段水路，才能到隔壁乡的中学。在那里，爸爸总是感到饿，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当地的孩子从家里带来的小鱼干和河里摸的田螺。

一直到师范学校，爸爸的饭还是常常不够吃，女生吃不完的米饭、馒头是当时所有男生的目标，而五分钱一罐的豆酱更是一个月下饭的佳肴。

每次在饭桌上说到这儿，爸爸总要狠狠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呀，太享福了……”

享福的我出生在1982年，五岁进了幼儿园，六岁第一次喝到可乐，七岁进了小学，九岁爸爸把电视搬回了家，十岁奶奶来的时候可以拉着她的手自豪地在小县城里逛街。

15岁初中升高中的时候，爷爷打电话问爸爸：“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上高中干吗？能认字就行了。”爸爸回答：“将来能上大学，出县城呢！”

1999年夏天，高考一结束，爷爷就来到了县城，说是要亲自等着发榜，爸爸说现在不用发榜，都改电话查分了。于是分数出来的那个晚上，爸爸拨着电话，爷爷守着爸爸，我守着爷爷。

爸爸打电话时，爷爷很紧张，认真地盯着电话。听完电话的爸爸愣了好一会儿，爷爷更紧张了，用我们的土话问道：“到底怎么样？及格了吗？不怕，家里还有田呢。”

爸爸一听，笑了：“及格？考得很好呢！重点没有问题。”

我的重点报的全部是北京的学校。

爷爷听了，笑了，说着“那就好，那就好”，便回房间了。后来奶奶说，爷爷念了一晚上“我孙女要去北京了，首都呢！”

三代求学路，爷爷和爸爸走来，更多的是艰辛，而我最为辛苦的就只是课业繁重。国家的发展给每个人都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或者用爷爷的话说——“带来了福气”，80后的我们不时抱怨着就业难、房价高、交通挤，平心而论，我们需要感激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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