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已不惑，经历的事情也不算少，唯有一件，只要一提起，我就感到心里不安。

    七八年前，我在市（县级）报当记者。一天，同事告诉我说有人找。我走出办公室一看，啊，是我的乡邻，一位６０多岁的腿微跛的妇女。我们是同一个村的，她住一组，我老家是七组。有时我回老家，偶尔碰见也只是打个招呼，说话从来没超过五句。她能有什么事找到我头上呢？我和她见面后，她提出要到我家去，我于是领她到了我家。

    刚一落座，她就单刀直入地问我能不能到民政局去为她开个证明，证明她是个对革命有功人员。她说，到民政局开个证明就可以减免一点她的提留摊派（款），她年纪大了，田种不动了，家里负担又重。说完她又补充说，“陈大脚”在应山（县）时，在她（娘）家歇了一晚上，她家照拂过她，应该说对革命有功。“陈大脚”是谁？我一下懵了。她反复解释后，我才明白了个大概。我于是答应说我到党史办去问问情况后再给她回话。她同意了，起身告辞时，说什么也要把她带来的两袋花花绿绿的饼干留在我家，还面有歉意地说家里太寒素，实在拿不出手。我知道，这两袋饼干也得她好几斤鸡蛋去换，我坚决不收。最后，她提着两袋饼干，身子摇摇晃晃忽高忽低，脚一踮一踮地走出了我的视野。

    我进一步查阅资料才知，“陈大脚”就是威名赫赫的鄂中抗日女将军陈少敏，因脚板大，人称“陈大脚”。１９６８年，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大会进行举手表决时，唯有她一人没有举手。１９３９年春，陈少敏在应山县（今广水市）活动时教唱的歌曲至今还有人会唱：桃里桃子花，李的李子花，抗日的英雄人人都爱他；桃花红，李花白，桃花红艳艳，抗日的英雄人人夸。陈少敏真的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可是，当年照拂过陈少敏一天，６０年后还想得到政府照顾，这想法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人是不是有点刁？况且，快６０年了，党史办根本不可能存有这么细微的记载，更不用说证人证言了。那么，我又如何到民政局去说明情况呢？这道题太难了，没办法，我只好托人给我的乡邻带话说：我没找到她照拂“陈大脚”的证明材料，对不起。

    农民负担究竟有多重，为什么老乡那么远又克服那么大的困难跑来找我这个陌生人帮助减免呢？离开农村十好几年，我真的不清楚。我记得小时候，麦子收了，早稻割了，稻场上打的第一拨粮食肯定是交给国家。那几天，全生产队的男人们，你九十斤，他一百斤，乐呵呵地把粮食送到７里山路外的公社粮店里。各生产队还要开展竞赛，看哪个队卖的粮食多，任务完成得早，超额的部分多。那时，我就不解地问：为什么要把粮食送给国家？大人们说：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后来，联产承包了，头两年，乡亲们卖粮也是呵呵笑，几年后，情况就慢慢变了。我高考前夕，我家对门的炳贵卖麦子回来，走到村头就大声喧嚷：妈啦，下辈子变牛变狗也不变农民，当农民卖个麦子比吃狗屎还难。原来，他家里“多收了三五斗”，粮店工作人员就刁难他，总是以麦子不够干为由拒收他的麦子，排队排了两三天，麦子还卖不了。高考之后，我离开了农村，农村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从事新闻工作之后，我知道本地一位有良知的乡土作家曾在农民日报上大胆披露粮食部门向农民“打白条”问题，引起巨大反响，但我对农民负担问题仍停留在一知半解中，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年年要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而且我所工作的报纸每到秋冬，时不时地刊发“某某乡减轻农民负担若干万元”“某某镇承诺坚决不向农民‘打白条’”之类的稿子。

    ２０００年深秋，我有幸被抽调到参与农村清欠化债工作。清欠化债的意思是清理农村历年来农民欠村集体的款项并通过一定途径化解村级债务。这项工作是根据国务院１９９９年５月６日下发的关于在全国开展消除村级不良债务的通知精神开展的，虽然只有三个月，我却格外珍惜，我可以甘当老百姓的小学生走村入户，摸一摸老百姓的心跳。

    工作刚开始还算风平浪静，越到后来，工作越发变味，渐渐地，我们被村干部利用，几乎沦为他们向老百姓要钱的帮凶了。后来，每一回进村入户，都可以看到老百姓的眼泪，听到妇女们的哽咽声，老百姓竟称我们是“要钱”工作队。年关那次最后行动，村干部、乡干部、警察还有我们共十多人的队伍，三下五去二地就整哭了５名妇女，而她们的男人都到外面打工或做工去了。一名三十多岁的妇女挑着大粪给油菜苗追肥时被喊了回来，七嘴八舌地把她斗哭了，边哭还边在欠条上签字并认比贷款高很多的利息。一名妇女，前夫病死，留下５个孩子，她改嫁后，又生了两个孩子，这回也嚎啕着说：“要过年，人家的男人都往回赶，我的男人还朝外蹎，过的么日子哟！”哭完了，还是在欠条上签了字。一名妇女，八十年代中期结扎手术留下后遗症，不能做重活，两个八九上十岁的儿子一同洗澡时全淹死了，女儿出嫁了，她欠着３３４元。我们一走进她家，她的泪就悄悄滑落，但她还是签了字。一名妇女，被乡里组织到新疆捡棉花，但乡里没有兑现先前的补助承诺，她于是不交钱，村书记火了，要撮她家的谷，搬她的家具，她哭了。一名妇女，家里早先还开办过预制板厂，后来男人开三轮车轧了他自己的脚，开拖拉机在稻场碾谷又碾了她的脚，家里就穷了，女人也是哭。那天，还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２０来岁的小伙子，父母都不在，兄嫂分家了，他卖完所有的粮食后去广东打工，可是钱被劫，只好返回。我们第一次找他要提留摊派，他强硬地说：“不给（钱）！就是江泽民来了，我也不给！”这回我们浩浩荡荡地来了，他闻讯溜之乎也，门上一把锁，但从门缝里望进去，堂屋空荡荡的，正中放着个煤炉子，上面架有一口锅，锅里煮着鱼头。一个小时后，我们折回来，走到近前，空中有股焦糊味。有村民说，这小伙子的鱼头煮糊了，锅烧穿了，他刚回来连鱼带锅都扔了。这鱼头还是隔壁的叹惜他造孽送的，现在吃狗屁。

    清欠化债工作就这样虎头蛇尾不知不觉地结束了。谢天谢地，我们这个队总算平安归来，因为听说，有个工作队的队员去解牛绳牵牛抵债时，农民唤狗咬了他的腿，还有个工作队从农民家中撮来的粮食又被农民哄抢了。工作虽然结束，但有些村民村事却在我眼前晃动，挥之不去。一位残疾农民，５０多岁了，身高不足一米五，头偏向一边，身子斜向另一边，腿又扭向那一边，人称“三吊弯”。就是这么个农民，他一见了我们就说：“老汉今年五十多，还没有要共产党照顾我。”或者说：“我是塘里一条鱼呗，到处都在下网捞我。”

    ２０００年２月１４日，人民政协报上刊登了安徽省政协委员王世清为农民算的一笔帐，结果是农民种地每亩最高纯收入１８０元，最低只有１５０元。我所工作的那个村，每户种地４亩左右，全家老小要吃要喝，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亲戚间还有人情往来，他们何以为继？我这才理解了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国务院总理含泪上书时说到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三句话的深义。通过与农民打交道，我深知他们做梦都想着有朝一日种田再也没有人向他们伸手，他们希望种个神仙田，种一个收一个落一个（种下去，收成好，全部占有收获）。他们理想的生活其实非常朴素简单，那就是：腌菜稀饭蔸子火，除了神仙就是我（喝白米稀饭，咽腌菜，烤树蔸火，这种生活快活得仅次于神仙）。

    ２００５年，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农业税取消。得知这一消息，我也由衷地高兴。我的那位乡邻总算可以嘘口气了，我亲眼见到的那五位泪流满面的农村妇女总也可以重重地叹息一声了。几千年来，农民们想也不敢想的种田不完粮的梦境降临了。“同志们，乡亲们，种田完粮，做生意完税，这是天经地义的，历朝历代，‘皇粮国税’没有说不交的……”那天，我们工作队队长在初冬的风里对老百姓作演讲，没想到他的话这么快就被风给吹走了。这该是何等大快人心之事啊！也许，再过二十年，像“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古风》）、“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杜荀鹤《山中寡妇》）之类的唐诗会让孩子们一头雾水，他们可能会问：那时的社会怎么会是这样子？

    前不久，我又到乡村转悠。在秋阳下，两位老家半躺在山坡上放牛。我与他们聊现在的收成，聊过去的提留摊派，他们一脸释负感，那神情让我想起两句唐诗：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唉，往事毕竟是往事，过去了。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点煤油灯的时代，老师这样向我们描述未来的社会。那时，我们只是充满好奇。如今，新农村建设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农村许多地方已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想随着创建和谐社会等各项工作的推进，“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一定会到来，就像农民种田不完粮的梦境真的来了一样。

作者：李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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