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他们就像所处时代的同龄代言人一样。那么大赛中有没有涌现出有希望的创作型歌手？

金兆钧：现在也有几个歌手不错，像上次大奖赛没入围的张然，唱《校园星期天》的那个。这次也有，还有一些已经开始卖歌了，但总体来说还是没有构成群体性的势头，没有构成潮流，这样就导致我们刚说的那种现象，总是难听到能抓住人的歌曲。

 三、流行，是因为你能碰对了大众的那根弦儿

记者：其实现在可关注的东西还是很多，但是找不到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是吗？

金兆钧：问题都存在，但是没有十分鲜亮的一个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现在不像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大家都希望改革啊，希望国家好啊，所以西北风等等那些主题能凝聚起来老百姓的情绪。中华民族是个很细腻的民族，你哪首歌碰到哪根弦了，而那根弦是大家共有的，那就对了。比如说建国初期，人们都是满怀希望和热情的，所以那时候的歌特别明媚。我有一次就问乔老师：我小时候去北海，觉得那么破烂，可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时候怎么能写出《让我们荡起双桨》那么阳光灿烂的歌？乔老师说，我们刚参加工作没几年，革命成功了，当家作主人了，当时我们看什么都是美的。开个会，看见一帮孩子在那划船，立刻就有了感觉，那首歌就出来了。

记者：这20年的例子呢？

金兆钧：这20年就更典型了，89之后最流行的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96年，大家的日子都过得好了，心里舒坦了，这时候《走进新时代》这样的颂歌也能接受了。但要是过了就没人听了。这跟老百姓的心态有关系。其实要是正常的情况下，流行音乐只应该跟年轻人的心态发生关系。但在中国比较特殊，中国的流行歌要迎合老百姓的心态。你比如说《牵手》，火吧？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中国的离婚率急剧上升，人们普遍需要一种家庭安定感。所以说港台那批歌曲很符合大陆百姓的口味，因为他们写的都是都市化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你看《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那歌名简直就是一个电视剧啊，那是一个故事啊。你像《同桌的你》，《白桦林》，符合小资白领的怀旧情节。因为那就是当时大学生的感觉，那时候全国所有的大学生都拿着吉他坐在草坪上，就是那么一个浪漫的时代。那是时代的特征，如果你不是那个时代的也许你会觉得不难听但是不能融入，如果你是那个时代出来的就会有亲切感。我记得特别清楚，97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机会来了，都觉得可以大赚一把了，所以那年只有一个歌特别流行，就是《心太软》。中国人全都认为自己心太软，都觉得自己不够狠，只能独自流泪到天明。《常回家看看》也是这样，都市化越来越严重，年轻人都忙着事业，所以孤独老龄问题就是个突出的问题。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记者：也就是说，歌曲的流行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一定是有一个时代的大众的背景是吗？

金兆钧：对，尤其是歌曲，尤其是中国。你像艾敬的《我的1997》，当年特别流行，它潜在地表达了人们对香港社会的向往。再赶上1997香港收回已经尘埃落定了，所以也没犯什么政治上的忌讳。艾敬无意中抓住这一敏感题材。现在谁写歌都希望很流行，但你不知道大众喜欢什么，普遍关注的点在哪里。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过几年就会有一首无厘头的歌会火，我们称之为“锒铛调”，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会火，你比如说《纤夫的爱》，什么都不是，伪民歌，但就是特好玩。再过几年，通过网络火起来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那也是“锒铛调”，它没有什么道理流行，但它好玩，因为人们需要放松，所以接受了这个。包括《小芳》，当然他有一个很深的社会基础。就是中国有2000万知青，1000万男知青都会喜欢。另外你还要注意，中国有2亿民工，民工定亲都早，家里肯定都有个小芳，但民工进了城肯定都不想回去，估计也有很多这样的悲剧。所以，这个朗朗上口的“锒铛调”会流行，因为有群众基础。

 四、我们的唱片产业链还没有形成

记者：除了社会的大背景，您觉得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金兆钧：商业上的成熟与否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你比如说港台偶像的打造，比如说周杰伦，他的商业策划是主打中学生，主抓初中生，他们完全看到了现在初中生的生活状态，根据他们的感觉去创作，去写歌。刚火的时候周围的人都说也听不懂他在唱什么，我也听不懂，后来我下载了歌词仔细听，明白了——他的内容都取材于动漫，主要来源于游戏，从《双截棍》开始就是。我们听不懂，觉得都是废话，可是孩子们能听懂。他的定位就非常准确，等你们都听腻了的时候他再写一首仿古的歌，《东风破》，有些岁数大的觉得，哎？这个还可以！不得不承认，咱们这边缺少策划高手。

记者：也就是说，咱们在流行音乐上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好？

金兆钧：是产业链条并没有完全形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好的作曲家也不一定就能带动整个流行音乐的发展，更何况现在的创作者还找不着方向呢。

记者：应该说产业链条的很多环节中都是有问题的。

金兆钧：中国不是商业产业有问题而是中国没有正常的商业产业，正常的应该是出好东西，就跟我们的经济一样。不正常的商业系统一出来就是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发达国家哪有这个，它出来一点毛病，整个公司就垮了。我们现在讲诚信社会，可是你要能达到完全的诚信就必须要有个基础——法律基础。最简单的比如说中国开始对卡拉OK收费，这是件好事！如果真能做到，你就可以不管盗版，光收这个费就能很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中国的影视已发展得相当好了，特别是电视剧几年前就开始成规模了。有一批作家会写作品了，像故事片啊、言情片啊、草根平民片啊，有一批作家写出来，制片人过来了，所以他们的发行就正常化了，能正常他就犯不着去投机。这个光明正大利润更高，他干嘛不做正版呢？就是说一个好的产业链条形成了，形式自然就好了。中国的唱片产业链中懂这种商业运作的人太少。

 五、不限制摇滚乐队上台

记者：另外一个问题是，今年的青歌赛有很多进步，突出的是分了原生态组和组合组，体现了大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但是我依然没看见作为流行音乐重要组成部分的摇滚乐队的影子，在这个方面是不是有什么限制？

金兆钧：过去是有，现在没有，只要你报名就行，但要是分个类就恐怕还做不到，今年我们把组合分出来，因为组合的数量多，他的基数大，相对有一定水平你才好去比。

六、青歌赛只是一个平台，能不能火要看综合因素

记者：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青歌赛的文章，叫《谁来为实力歌手的未来买单？》，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参赛的歌手素质不错，但是比赛之后，走下这个光彩绚烂的舞台，他们的去向会怎样？会被公司包装大红大紫吗？会不会昙花一现？是不是会回到酒吧里继续混生活？您作为一个资深的音乐评论人和评委，应该比较了解他们的状况。

金兆钧：总的说来，中国的唱片产业链还没形成。不像欧美，唱片产业链是完整的，大奖赛都是跟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产业链肯定还需要十年、八年的才能建立好。就青歌赛本身来说，三等奖以上的歌手都会有地儿去，文艺团体会要你，有一些唱片公司也会包装。

记者：但这只是个就业问题，我指的是发展。

金兆钧：是个就业问题。如果就个人发展来说，一个是产业链的问题，一个是歌手整体素质问题。歌手素质不仅是演唱素质，还包括人缘，说白了就是星相，星相不一定是说听众喜欢你，也可能是老板喜欢你，政府喜欢你。但也有那种歌手，年轻漂亮，歌也唱得好，开始大家抢着要，后来大家都当个累赘，谁也不想重视他，所以总也出不来。你接触了之后可能发现这人为人极差，还没怎么着呢就把明星谱先摆上了。人品不行。

记者：你是指通俗意义上的“先做人，后做事”？

金兆钧：个人的综合素质有很多方面，比如其中一个就是职业敏感度。碰到一首好歌，你得能做出判断，这首歌适合不适合我？碰好了，适合自己了，没准你的个人风格就确立起来了。你比如说那英唱的《山沟子》，当年可以说是抢来的一首歌，结果对了她的路子，火起来了，但是《祝你平安》她就没要，结果孙悦唱火了。你比如说谢小东也很遗憾，《懂你》是专门为他写的，但他没要，结果别人唱火了。

记者：还有其他个人因素吗？

金兆钧：还有一个是勤奋。你比如说我记得当初董文华到处找歌，所以她那几年老能出来一些能流行的歌。有的人到处露脸，但就是火不起来，我说你别把精力都放在维护人缘上，也要把精力放在好好找歌上。三年两年找不着，我就不信十年八年找不着！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因素很复杂。比如说电视台需要什么样的歌手来宣传它的形象，唱片公司要考虑它的唱片是否畅销，文艺团体看的是这个歌手有没有现场号召力，叫座不叫座。也有专门唱卡拉OK唱得好的，比如说香港的费玉清，所有人的歌都会唱，也有号召力。演出公司就愿意找他，什么样的情况都有。

记者：所以歌手也是这样的，成不成不完全由比赛决定？

金兆钧：当然比赛会给他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

记者：也就是说，歌手的出路是一个综合素质决定的。

金兆钧：行业环境，社会环境都是因素，最重要的还是歌手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歌手为人的能力。田震，原来唱邓丽君的歌，模仿什么像什么，后来复出的时候唱《野花》，一下子她自己的风格就确立起来了。对作品的判断非常重要。除了运气外，主要的就是悟性。相对来说，运气和悟性都好的歌手，成功的几率更大。

特约记者/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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